革命一场，革了谁的命？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绝非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或是民主革命，他只是革了满清皇族，成全了袁世凯，造就了杨度在内的一大批野心家。至于中国，还是那个老大帝国。
一、为什么要革命
鸦片战争以来，被洋人暴揍不已的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内忧外困难以为继。尽管洋人是一大害，官府是一大害，盗匪是一大害，但人们最先想起的却是异族统治的深仇大恨。因此，第一个像点样的革命会党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中，放在首位的是推倒满人，而政治体制、民权普及却还在其次。既然维新派惨烈收场，剩余唯有革命一途；尽管革命派的目标远大全面，民族革命始终是第一件事，其他都要放到后面来做。
二、命是怎么革的
辛亥革命居然能成功，放在正常逻辑下实为奇迹。尽管打开国门后革命党已经全国各地星星之火起来，但还远未燎原，有组织无纪律，有人没枪，说是乌合之众也差不多少。这里有两个例子：
一是清廷假立宪时梁启超兴奋地组织了政闻社，在日本开成立大会时出席100多社员，却有400多革命党混入，“都带有结实的手杖，准备开打”。梁启超上台刚说两句话，革命党即站起来高声大骂：“马鹿！狗屁！打！”400多人举起手杖冲向主席台，看见带标志的政闻社员就来两下，梁启超于是屁滚尿流，宋教仁占领了讲台，掌声雷动。这流氓手段真是可喜。
二是革命党闹事时，借助了不少匪人的力量。黄兴去长沙策动起事没有兵力，就联系上了湘军里遗留下的哥老会，广交哥老会兄弟，一起去拜大袍哥，并授予会首“龙头少将”职衔。革命党与黑社会，真是一拍即合。结果没等起事，就被黑社会小头目睡婊子说漏了嘴，黄兴差点被抓。至于武昌起义后的上海其实是被青红帮大头目陈其美占领，更是明面上的事实。
如此一群未经组织、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在武昌临时暴动，竟然推翻了政府，实在令人疑惑。不过，革命党占领武昌没多久，而政府已经没有能力穷追猛打，因为全国各省都趁势造反纷纷独立了——看上去大家早都想反了，只是缺少一根引线。老佛爷的辞世带走了最后一个有控制朝廷能力的人，学龄前儿童的皇帝、糊涂老娘们的太后和无胆无识的摄政王掌舵，正如小儿出金于市，被谁抢走，只是一个随机问题。 清廷就像一具庞大的骨头架子，被小儿的手指轻轻一触，垮成了一堆灰；并不是小儿力大，而是它本身已经气数已尽。
三、为什么革命不能成功
推翻清廷容易，但这只是革命的第一个目标。而实现剩下的目标则没这么简单。教科书上写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实际上革命果实挂在树上，而袁世凯的手，借助于系统的北洋军队，比乌合之众的革命党的手要长得多。所以中国这只果子，必然要落到袁世凯的手里。到了袁世凯手里，想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就不是革命党一厢情愿的事情了，何况，我们还没讨论国民素质、国际局势等客观条件。
革命党人也不傻，不能白便宜袁世凯，于是先提条件：一是定都南京，把袁世凯移出老窝；二是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利用总理分权。但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可以左右局势，用假兵变把自己留在北京，仍然掌握着兵权；至于所谓的内阁制，没有杀伤性，完全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因此袁大总统的总理换得勤，撤个总理就如踢出一条狗，总理制除了费事，没有别的长处。在政治权力不均衡、一方占有绝对优势时，妄图用制度实现权利的制衡，真是很傻很天真。
即便如此，袁本是个有一定眼光的政治家，但是多少人的个人利益要靠他来实现，如想当太子的袁克定，想当张良的杨度，这些人不会坐视革命的主张毁灭他们的梦想，终于将袁世凯推上了荒唐的不归路，将革命幻化成春梦一场。
梦醒来，大清朝不在了，换成民国，但谁也说不清，这三天两头换的汉族人的统治，比满人强到哪里。中国的根本问题——土地，并没有解决。如果把人权和土地作为革命的目标，那么这一场一百年前就在主张的革命，不得不等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实现。一百年前，杨度大谈总统制几年一选，不利稳定劳民伤财；一百年以后，似乎我们的教科书里还在这么讲，那么似乎这确实是一条真理。一百年前，杨度大呼中国人民智未开不宜共和，人人作主就是没人做主，一百年以后似乎还有人持相同观点。那么，这也是一条百世不移的真理了？
一、为什么要革命
鸦片战争以来，被洋人暴揍不已的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内忧外困难以为继。尽管洋人是一大害，官府是一大害，盗匪是一大害，但人们最先想起的却是异族统治的深仇大恨。因此，第一个像点样的革命会党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中，放在首位的是推倒满人，而政治体制、民权普及却还在其次。既然维新派惨烈收场，剩余唯有革命一途；尽管革命派的目标远大全面，民族革命始终是第一件事，其他都要放到后面来做。
二、命是怎么革的
辛亥革命居然能成功，放在正常逻辑下实为奇迹。尽管打开国门后革命党已经全国各地星星之火起来，但还远未燎原，有组织无纪律，有人没枪，说是乌合之众也差不多少。这里有两个例子：
一是清廷假立宪时梁启超兴奋地组织了政闻社，在日本开成立大会时出席100多社员，却有400多革命党混入，“都带有结实的手杖，准备开打”。梁启超上台刚说两句话，革命党即站起来高声大骂：“马鹿！狗屁！打！”400多人举起手杖冲向主席台，看见带标志的政闻社员就来两下，梁启超于是屁滚尿流，宋教仁占领了讲台，掌声雷动。这流氓手段真是可喜。
二是革命党闹事时，借助了不少匪人的力量。黄兴去长沙策动起事没有兵力，就联系上了湘军里遗留下的哥老会，广交哥老会兄弟，一起去拜大袍哥，并授予会首“龙头少将”职衔。革命党与黑社会，真是一拍即合。结果没等起事，就被黑社会小头目睡婊子说漏了嘴，黄兴差点被抓。至于武昌起义后的上海其实是被青红帮大头目陈其美占领，更是明面上的事实。
如此一群未经组织、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在武昌临时暴动，竟然推翻了政府，实在令人疑惑。不过，革命党占领武昌没多久，而政府已经没有能力穷追猛打，因为全国各省都趁势造反纷纷独立了——看上去大家早都想反了，只是缺少一根引线。老佛爷的辞世带走了最后一个有控制朝廷能力的人，学龄前儿童的皇帝、糊涂老娘们的太后和无胆无识的摄政王掌舵，正如小儿出金于市，被谁抢走，只是一个随机问题。 清廷就像一具庞大的骨头架子，被小儿的手指轻轻一触，垮成了一堆灰；并不是小儿力大，而是它本身已经气数已尽。
三、为什么革命不能成功
推翻清廷容易，但这只是革命的第一个目标。而实现剩下的目标则没这么简单。教科书上写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实际上革命果实挂在树上，而袁世凯的手，借助于系统的北洋军队，比乌合之众的革命党的手要长得多。所以中国这只果子，必然要落到袁世凯的手里。到了袁世凯手里，想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就不是革命党一厢情愿的事情了，何况，我们还没讨论国民素质、国际局势等客观条件。
革命党人也不傻，不能白便宜袁世凯，于是先提条件：一是定都南京，把袁世凯移出老窝；二是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利用总理分权。但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可以左右局势，用假兵变把自己留在北京，仍然掌握着兵权；至于所谓的内阁制，没有杀伤性，完全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因此袁大总统的总理换得勤，撤个总理就如踢出一条狗，总理制除了费事，没有别的长处。在政治权力不均衡、一方占有绝对优势时，妄图用制度实现权利的制衡，真是很傻很天真。
即便如此，袁本是个有一定眼光的政治家，但是多少人的个人利益要靠他来实现，如想当太子的袁克定，想当张良的杨度，这些人不会坐视革命的主张毁灭他们的梦想，终于将袁世凯推上了荒唐的不归路，将革命幻化成春梦一场。
梦醒来，大清朝不在了，换成民国，但谁也说不清，这三天两头换的汉族人的统治，比满人强到哪里。中国的根本问题——土地，并没有解决。如果把人权和土地作为革命的目标，那么这一场一百年前就在主张的革命，不得不等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实现。一百年前，杨度大谈总统制几年一选，不利稳定劳民伤财；一百年以后，似乎我们的教科书里还在这么讲，那么似乎这确实是一条真理。一百年前，杨度大呼中国人民智未开不宜共和，人人作主就是没人做主，一百年以后似乎还有人持相同观点。那么，这也是一条百世不移的真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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