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

   继《常识》之后，梁文道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又推出了《我执》，出版方将这两本书并称为梁文道的“理智与情感”，并且暗示在书中可以见到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梁文道的隐秘内心。这自然是个不错的卖点，也是作者的“粉丝”所乐于见到的。然而，作者自称《我执》只是“看似日记的虚构散文习作”，是一本“看起来很‘感性抒情’的思考笔记”。
    阅毕全书，我更认同作者自己的看法。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时会想起多年前读过的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这两本书风格差异很大，但是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关键词”式的写作手法。《我执》所收录的每篇文章中大都会有一段“故事”，“故事本身总是要求虚构与装饰。我身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也不得不遵循故事的训令，加油添醋”，“久而久之，我竟然成了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总是有本事把颜色和气味凃洒在身边的空间，使之转换成另一个时空，令听者神入其中。”（《床边的故事》）《我执》无疑是一本关乎情感的书，或许有真实的脉络在其中，但文本中的情事因着作者冷静疏离地描述，读起来像是作者在“旁观”别人的故事，而且是以这些“情事”作为分析的切入点，从中引出自己的理性思考。部分意在“窥私”的读者或许会失望，然而正是因着这种冷静与疏离，本书脱离了那种电视主持人自传式的情感曝光，获得了一种超越性的意义。
    梁文道在访谈中一再声明自己不喜欢电视主持人这个身份（他说，“节目里的自己是那么无聊，嘴巴一张一合[我到底在说什么？]，比鱼还无聊”《电视》），他更看重“写作者”这个身份。但是，文字本身并不值得信赖。在《相信》中，梁文道写道：“同一本书，即便亲如母子也会看出两个版本，作者又怎能盼望他们共同相信自己的意思呢？”“写信给苦思的对象，切莫枉费心机，以为一字一句都在赤裸透明地传送自己的情意。文字本身就会背叛你；才落在纸上，它的表意功能就立刻消失了。”有意思的是，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认为文字一旦“写”出来就成了僵死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与作者丧失了联系，成了孤魂野鬼，缺乏互动，任意播撒，不管看得懂还是看不懂，反正人人都可以看。文字本身不会“说话”，受到曲解也无法为自己辩护，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斐德罗》，275e），更加糟糕的是文字还不能恰当地体现真理（276c），因为它不过是言语的影像（276a），脱离了说话人和对话人的灵魂。既然“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那写下的大量文字又有什么意义呢？写下的时评文字别说要改变时评所批评的状况，就连人家能不能理解也大有问题。据说梁文道在内地出版的三本书都卖得不错，不时登上各地的畅销书排行榜，这种理性的书能够畅销当然是好事，然而有时我又想，他的书能畅销，电视媒体推波助澜带来的“粉丝读者”应该不少，而且，读者又有多少误读呢？正如《我执》被部分人当做情感八卦读物一样。
    虽然文字不值得信赖，但就像柏拉图最终还是得通过他“书写的对话”来表达一样，我们也只能通过文字来表达。在梁文道看来，“写”就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至于随后的事情不是作者所能控制的。“文字的出路还是文字，书的出口只在书里面”，写字“终究只是自欺欺人的壮举”（《沙之书》），“因为当下没有满足，目的地永远还在前方”（《追逐》），这既洒脱又无奈。“对一个自许的知识分子而言，‘希望’是最残酷的笑话。可笑是因为其实在我们心中都有数，这个世界不会变得美好；残酷是因为我们却仍然紧抱不放，以为世界真能变得更好，起码在我身后。”（《希望》）这种态度冷静得近乎残酷，较之鲁迅的“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正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更加令人感到绝望。虽然绝望，还是要书写，假如有一天，这些文字如其所愿改变了一些所要改变的状况，那就是意外的惊喜了。
    就在很“‘感性抒情’的思考笔记”中，梁文道还不忘“介入”。这种“介入”有时是通过失落感来表述的。实时通讯使得时间不再古老，时间的伸延状态消失，“于是我们看不懂老电影，读不懂老情诗，我们不再懂得爱情了”。（《距离的消失》）信用卡“这片小小的塑料卡摧毁了资本主义得以茁长的新教伦理。现在的资本主义，动力来自消费，而非生产……”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最诡异的事情就是在电视上看见自己，我在这里，也在那里；同时活着两种生命，或者同时生死。”（《电视里的亡灵》）
    梁文道无疑是个擅长讲故事的人，书中讲述的故事估计不少人要信以为真，虽然作者一再强调本书的虚构性质。事实上，有好事者在书出版前于《东方艺术》杂志上发现了梁文道的《我的病历》，便自命为“标题党”，截取“尿道拉伤”中间的一段，以《道长的理想伴侣》为题贴在豆瓣网的“梁文道小组”，一时跟贴者众，纷纷表示想见到更多关于“道长”的“八卦”，甚至有人随即将自己的签名档改为“喜欢短发女生”。不过，“故事”虽然好看，思考却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