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众声喧哗》的时代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众声喧哗》的时代
追溯近百年的中国，每个村头，每条街道，每个车间，每个人头攒动的犄角旮旯，都会树立着一个个高高在上的“大喇叭”。“大喇叭”的那头连着官府衙，这头对着你我他。“喇叭”是中国媒介史的重要隐喻——它几乎依照政府的行政网络层层蔓延分布，其最根本的功能在于向我们“喊话”。无论是调看早先的影音还是翻阅我们的个人记忆，“大喇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意象，形形色色的“喊话”也早已成为我们记忆的“背景音”。
13年前，胡咏先生引译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一书。彼时，互联网对国人而言仍属异域珍奇，闻之切切，而弗知遐远。胡泳以第一批“数字化移民”的身份进入了这片风雷激荡的新大陆，跌宕知行，一去经年。而今，胡先生所著《众声喧哗》面世时， “Being Digital”已由云遮雾绕的西洋概念，成为几无争议的“时代背景”。
于是新的局面出现了，当一些人还在“煞有介事”的拿“大喇叭”喊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小喇叭”。一瞬间，前所未有的兴奋激荡全身，人们举起形色各异，长短不一的“小喇叭”，谈论家长里短，评说声色犬马，非议朝政，臧否人物，千军万马，千言万语，但就是再也汇不成一句话。
胡泳先生指出，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它的核心特征就是“众声喧哗”。
尝试对互联网这一技术先导的媒介形式进行进行学术考量，“既熟悉技术，又深究学理”便是观察者最佳的视角。无疑，胡泳先生站在了这样的位置。十多年对中国互联网的耕行感悟，使本书避免了“空论”和“堆述”的两种弊端。
《众声喧哗》的副标题是“网络时代个人表达和公共表达”，展江教授认为，基于中国的特殊政治与媒介环境，互联网利弊互见十年之后，该书持重的理论色彩浓重而鲜明。
显然这是一本条理清晰的学术作品，作者首先详实的梳理了“公私之辨”， 从阿伦特那专属于政治空间“公共领域”，到黑格尔那里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葛兰西那里作为意识形态运转空间的“市民社会”，乃至哈贝马斯深具“交往理性”的“公共领域”。胡先生试图开始以公民共和主义的框架分析互联网背景下的公私世界，认为“公与私的区分要避免出现简单化和还原论的理解，而应对二者之间不断变动的界限予以充分认识”。这一逻辑也成为了《众声喧哗》的认知基础。
该书的开创性在于基于公私之辨基础上，对中国网络公共领域进行的的深度讨论。胡泳先生指出：“通过互联网表达的公共舆论在中国公共空间中占有独特和显著的地位。原因在于：一、中国现实缺乏一套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并将民意反映到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裁判之中去的机制；同时，中国缺乏新闻自由的传统，人们更习惯的是‘舆论监督’一词，它实际上是对现实政府权力的延伸和补充。”
于是“中国公民普遍害怕冒犯权势，因为权势阶层拥有破坏他们生活的力量。而在互联网上，人们发现了一个相对可以免于恐惧和限制的公共空间，情绪的亢奋和批评的激烈便有如洪水出闸。这就可以理解，中国新媒体比其他媒体，缺乏平和和理性；也表明，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网络活动较之其他国家更具有政治意味。”
这是一个“到位”的观察，笔者对中国舆论传统的考察也印证了这一判断，中国古代舆论呈现“政治——舆论”结构，舆论的实际掌控者是标榜体现“民心”的知识阶层。这些士大夫舆论本质来源依然是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同与道德责任，他们以高于民众的姿态为民请命，但不屑于代表他们。林语堂先生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一针见血，这一表达机制的尴尬在于，“言路”是否开通，关键还在于君主是否开明。而互联网的巨大成就是使得民间话语可以直接表达，而不是抽象的“被代表”。
当然，有着数十年业界经验的胡泳先生定然不是简单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中国政府仍然保持着一套世界上最精密的网络控制体系；互联网在中国社会中普及率仍然很低，网络社会仍然缺乏良好的公民文化。”在考察了网络社会的公私空间之后，胡泳主张公域和私域并不能看作是结构性的东西，而必须视之为一种流动和一种过程。这一研判也走出了传统“公共领域”的思维桎梏。
“咖啡馆式公共领域”原生的就带有贵族理想主义的病根。这样的“公共领域假想”常常拥抱“简单的技术乐观”。研究的视角局限在就互联网技术和由此引发的互联网行为。然而，作为社会组成的互联网有着一个本质的变量，那就是“人”。诚如卢梭先生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所预示的，人的复杂性和社会性，使得强大的现实生存中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最终不可避免的复制蔓延到互联网。这种复制不只包括朋友、圈子、爱好，更加包括地位、等级、奴役……
与胡泳先生“流动的公、私之域”判断相一致的是，耄耋之年的哈贝马斯也看到了互联网过带来的新的变革，他自我完善了关于公共领域的观点，也开始坚信边缘的权力能影响中心，公共领域实质是个高度复杂、重叠交互的系统。
这样的观察和审视既使得我们远离了“简单的技术乐观”，也让我们摆脱了倍受打击之后“绝望的技术悲观”。在细致考察了多种“共有媒介”的基础之上，胡泳先生厘清了“模糊的公私之域”，发现了多维的、多元的、碎片式的、交互的网络公共领域。
当然，疑问依然存在，网络社会是否仍会被新的政治、商业力量所占领？网络生活是否依然延续着“规训和惩戒”？市场化的互联网是否戕害了公共空间？网络的情绪化是否挫伤了公众的理性和明智？我们每个人拥有“小喇叭”的未来意义又将怎样？这都是需要作者和读者一同探索的命题。
该书的结尾，胡泳宽慰了大家：“互联网也许不能一夜之间改变那些根深蒂固的非民主行为，但却能够了公众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发生变化，把政治话语带进公民的日常生活体验，把公民的语言带进政治生活。改变人们对控制、自由与创造的认识，以便他们能够自由的动员集体智慧提高政治的治理水平。”
当互联网野蛮生长，当“小喇叭”开始广播，无论怎样，无论悲情亦或者欣喜，政治抑或者生活，都有了另一种生存可能。
——《众声喧哗》的时代
追溯近百年的中国，每个村头，每条街道，每个车间，每个人头攒动的犄角旮旯，都会树立着一个个高高在上的“大喇叭”。“大喇叭”的那头连着官府衙，这头对着你我他。“喇叭”是中国媒介史的重要隐喻——它几乎依照政府的行政网络层层蔓延分布，其最根本的功能在于向我们“喊话”。无论是调看早先的影音还是翻阅我们的个人记忆，“大喇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意象，形形色色的“喊话”也早已成为我们记忆的“背景音”。
13年前，胡咏先生引译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一书。彼时，互联网对国人而言仍属异域珍奇，闻之切切，而弗知遐远。胡泳以第一批“数字化移民”的身份进入了这片风雷激荡的新大陆，跌宕知行，一去经年。而今，胡先生所著《众声喧哗》面世时， “Being Digital”已由云遮雾绕的西洋概念，成为几无争议的“时代背景”。
于是新的局面出现了，当一些人还在“煞有介事”的拿“大喇叭”喊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小喇叭”。一瞬间，前所未有的兴奋激荡全身，人们举起形色各异，长短不一的“小喇叭”，谈论家长里短，评说声色犬马，非议朝政，臧否人物，千军万马，千言万语，但就是再也汇不成一句话。
胡泳先生指出，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它的核心特征就是“众声喧哗”。
尝试对互联网这一技术先导的媒介形式进行进行学术考量，“既熟悉技术，又深究学理”便是观察者最佳的视角。无疑，胡泳先生站在了这样的位置。十多年对中国互联网的耕行感悟，使本书避免了“空论”和“堆述”的两种弊端。
《众声喧哗》的副标题是“网络时代个人表达和公共表达”，展江教授认为，基于中国的特殊政治与媒介环境，互联网利弊互见十年之后，该书持重的理论色彩浓重而鲜明。
显然这是一本条理清晰的学术作品，作者首先详实的梳理了“公私之辨”， 从阿伦特那专属于政治空间“公共领域”，到黑格尔那里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葛兰西那里作为意识形态运转空间的“市民社会”，乃至哈贝马斯深具“交往理性”的“公共领域”。胡先生试图开始以公民共和主义的框架分析互联网背景下的公私世界，认为“公与私的区分要避免出现简单化和还原论的理解，而应对二者之间不断变动的界限予以充分认识”。这一逻辑也成为了《众声喧哗》的认知基础。
该书的开创性在于基于公私之辨基础上，对中国网络公共领域进行的的深度讨论。胡泳先生指出：“通过互联网表达的公共舆论在中国公共空间中占有独特和显著的地位。原因在于：一、中国现实缺乏一套能充分容纳民意表达、并将民意反映到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决策和裁判之中去的机制；同时，中国缺乏新闻自由的传统，人们更习惯的是‘舆论监督’一词，它实际上是对现实政府权力的延伸和补充。”
于是“中国公民普遍害怕冒犯权势，因为权势阶层拥有破坏他们生活的力量。而在互联网上，人们发现了一个相对可以免于恐惧和限制的公共空间，情绪的亢奋和批评的激烈便有如洪水出闸。这就可以理解，中国新媒体比其他媒体，缺乏平和和理性；也表明，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网络活动较之其他国家更具有政治意味。”
这是一个“到位”的观察，笔者对中国舆论传统的考察也印证了这一判断，中国古代舆论呈现“政治——舆论”结构，舆论的实际掌控者是标榜体现“民心”的知识阶层。这些士大夫舆论本质来源依然是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同与道德责任，他们以高于民众的姿态为民请命，但不屑于代表他们。林语堂先生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一针见血，这一表达机制的尴尬在于，“言路”是否开通，关键还在于君主是否开明。而互联网的巨大成就是使得民间话语可以直接表达，而不是抽象的“被代表”。
当然，有着数十年业界经验的胡泳先生定然不是简单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中国政府仍然保持着一套世界上最精密的网络控制体系；互联网在中国社会中普及率仍然很低，网络社会仍然缺乏良好的公民文化。”在考察了网络社会的公私空间之后，胡泳主张公域和私域并不能看作是结构性的东西，而必须视之为一种流动和一种过程。这一研判也走出了传统“公共领域”的思维桎梏。
“咖啡馆式公共领域”原生的就带有贵族理想主义的病根。这样的“公共领域假想”常常拥抱“简单的技术乐观”。研究的视角局限在就互联网技术和由此引发的互联网行为。然而，作为社会组成的互联网有着一个本质的变量，那就是“人”。诚如卢梭先生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所预示的，人的复杂性和社会性，使得强大的现实生存中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最终不可避免的复制蔓延到互联网。这种复制不只包括朋友、圈子、爱好，更加包括地位、等级、奴役……
与胡泳先生“流动的公、私之域”判断相一致的是，耄耋之年的哈贝马斯也看到了互联网过带来的新的变革，他自我完善了关于公共领域的观点，也开始坚信边缘的权力能影响中心，公共领域实质是个高度复杂、重叠交互的系统。
这样的观察和审视既使得我们远离了“简单的技术乐观”，也让我们摆脱了倍受打击之后“绝望的技术悲观”。在细致考察了多种“共有媒介”的基础之上，胡泳先生厘清了“模糊的公私之域”，发现了多维的、多元的、碎片式的、交互的网络公共领域。
当然，疑问依然存在，网络社会是否仍会被新的政治、商业力量所占领？网络生活是否依然延续着“规训和惩戒”？市场化的互联网是否戕害了公共空间？网络的情绪化是否挫伤了公众的理性和明智？我们每个人拥有“小喇叭”的未来意义又将怎样？这都是需要作者和读者一同探索的命题。
该书的结尾，胡泳宽慰了大家：“互联网也许不能一夜之间改变那些根深蒂固的非民主行为，但却能够了公众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发生变化，把政治话语带进公民的日常生活体验，把公民的语言带进政治生活。改变人们对控制、自由与创造的认识，以便他们能够自由的动员集体智慧提高政治的治理水平。”
当互联网野蛮生长，当“小喇叭”开始广播，无论怎样，无论悲情亦或者欣喜，政治抑或者生活，都有了另一种生存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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