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重洋的师友情
穿越重洋的师友情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徐强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处在威权政治的统治之下,四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殷海光、林毓生师生二人,一个在台湾大学传道授业,振聩发蒙,一个远赴美国求学,希望可以找到医治威权暴政和社会弊端的良方。他们虽然远隔重洋,却雁信频传,鱼书不断,举凡政治文化、修身治学、恋爱婚姻,乃至家长里短、世态炎凉,无所不谈,一吐为快,共同演绎了一段令人感佩的学林佳话。《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主要收集了他们在1960年至1969年这十年间的往返信件,是这段佳话的历史记录和真实重现。
殷、林既是师生,也是挚友。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是建立在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的,正如林毓生所说:“殷先生是属于五四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国的思想革命贡献了一生,与师友学生交往也是站在这一个‘公’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当他发现某人言行并不是根据他的了解所想像的那样,他便不能不视情况之严重性而与之疏远或断绝往来了。”(《翰墨因缘念恩师》)殷海光对自己的定位是“五四的儿子”,这有两层含义:第一,他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第二,他要秉承和发扬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启蒙精神,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而林毓生在求学之始,就是一个胸怀大志、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不愿意像别的同学那样,“以上课抄抄笔记,课余看看武侠小说来打发时间”,决心通过学习和研究,“彻底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为改变恶劣的现实环境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正是基于共同的爱好和志趣,基于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忧思,使他们在校园里的相遇,碰撞出思想共鸣的耀眼火花,这些耀眼的火花,又化作一个个悦耳的音符,汇成一支高山流水的乐曲,荡气回肠,悠扬绵远。
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志向非凡、境界高远的人,多半会在精神上产生一种深沉的孤独感。他们很难找到知音,却又非常渴望知音,所以一旦相遇,不禁欣喜万分,互相赞赏,而一旦相别,则又不禁怅然若失,互相挂念。殷、林之间,正是这种情形。林毓生到美国后,多次在信中倾吐孤独的苦闷,并以收到老师的来信为乐事,即使结了婚,找到了人生伴侣之后,也是如此。比如他说:“海外读书,毫无慰藉,快乐时无人与你分享,苦恼时无人与你分担,凄清孤独的感觉自然是难免的。我在这里一个谈得来的朋友也没有……”(1962年4月25日)“真高兴接到您的来信,在紧张而寂寞的羁旅生活中,什么事还能比读自己的老师的来信更使人兴奋的呢?”(1961年7月15日)在由他的妻子代笔的一封信中,则有这样的话:“每次接到您的信,毓生和我都要看上好几遍;您的信毓生一向视为珍宝,从他来美国以后接到您的第一封信起,一直到现在,都先后排好,妥为保存的。”(1967年7月4日)殷海光在台湾所感到的孤独,以及他在通信中所获得的快乐,和林毓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他说:“地球虽广,人口虽众,读书的人虽然也不少,可是茫茫人海,尤其在这个岛上,我的知己竟是这样的少。”(1965年11月10日)“同你写信是我最高的享受;读你的信尤其是像在这沙漠中孤独的旅人看到绿洲般的欢愉。”(1962年6月4日)“毓生真是我的一面镜子。这段对我的了解,实在比我自己深透而且清楚。……知我者,其毓生乎?我这一辈子,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这样了解我啊!”(1968年9月24日)师生之间的谈学论道,朋友之间的惺惺相惜,两者合而为一,形成一股暖流,穿越重洋,抚慰着两颗孤独的心灵。对林毓生来说,即使遭受再多的人生挫折,对殷海光来说,即使遭受再多的政治压迫,只要这股暖流还在流淌,他们就不会感到寒冷,他们的理想和信念之火,就不会熄灭。
殷、林在书信中谈到的学者,几乎都是思想的夜空中光芒璀璨的巨星,比如冯•哈耶克、卡尔•波普尔、迈克尔•博兰尼、汉娜•阿伦特、卡尔•亨普尔、罗伯特•默顿、塔尔科特•帕森斯、本杰明•史华慈……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在西方,起初也并没有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以哈耶克为例,林毓生指出,20世纪60年代,哈耶克“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一直到1974年他荣获诺贝尔奖以后,他的深具远见与洞见的系统性思想,才渐被重新发现”(《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注释6),在大学校园里同样如此,同学们对哈耶克的理论大多数持“不加深思的反对的态度,少数赞成的同学,似乎也因觉得不‘合’时代潮流,感到很不安”(1961年7月15日)。这种情形,恰好彰显了殷海光的先见之明。殷海光读了哈耶克的著作,马上就意识到那是不可多得的经典,终生服膺,感念不已。在1962年6月4日的信中,他写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卫自由的伟大著作,就我迄今所知,只有两本。”一本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一本就是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又说:“在港台一带,我即令不是惟一能了解他(哈耶克)在political theory(政治学理论)方面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人之一。”正是在殷海光的影响下,林毓生远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成为哈耶克的学生;又正是在林毓生的引荐下,殷海光得以在台湾与哈耶克会面,成就了一段世人津津乐道的美谈。殷海光时常对学生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殷海光书信集•致伍民雄》)这句话里有自谦,有自负,更有自信。他的确是一位使人有学问的罕见的好老师,林毓生的成长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海子的诗句,永远充满着打动人心的力量,但是,在这个日益庸俗的尘世,在这个电子工具代替了笔墨纸砚的时代,可以倾诉的“亲人”在哪里?谁还有闲情在信封上贴一枚邮票?值得“告诉每一个人”的“幸福”,又有多少?每念及此,我不禁茫然失措,并且愈加感到《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的珍贵。我想,那一股暖流,那一段殷殷的师友之情,不仅穿越了重洋,大概也是会穿越时空的吧……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徐强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处在威权政治的统治之下,四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殷海光、林毓生师生二人,一个在台湾大学传道授业,振聩发蒙,一个远赴美国求学,希望可以找到医治威权暴政和社会弊端的良方。他们虽然远隔重洋,却雁信频传,鱼书不断,举凡政治文化、修身治学、恋爱婚姻,乃至家长里短、世态炎凉,无所不谈,一吐为快,共同演绎了一段令人感佩的学林佳话。《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主要收集了他们在1960年至1969年这十年间的往返信件,是这段佳话的历史记录和真实重现。
殷、林既是师生,也是挚友。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是建立在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的,正如林毓生所说:“殷先生是属于五四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国的思想革命贡献了一生,与师友学生交往也是站在这一个‘公’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当他发现某人言行并不是根据他的了解所想像的那样,他便不能不视情况之严重性而与之疏远或断绝往来了。”(《翰墨因缘念恩师》)殷海光对自己的定位是“五四的儿子”,这有两层含义:第一,他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第二,他要秉承和发扬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启蒙精神,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而林毓生在求学之始,就是一个胸怀大志、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不愿意像别的同学那样,“以上课抄抄笔记,课余看看武侠小说来打发时间”,决心通过学习和研究,“彻底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为改变恶劣的现实环境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正是基于共同的爱好和志趣,基于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忧思,使他们在校园里的相遇,碰撞出思想共鸣的耀眼火花,这些耀眼的火花,又化作一个个悦耳的音符,汇成一支高山流水的乐曲,荡气回肠,悠扬绵远。
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志向非凡、境界高远的人,多半会在精神上产生一种深沉的孤独感。他们很难找到知音,却又非常渴望知音,所以一旦相遇,不禁欣喜万分,互相赞赏,而一旦相别,则又不禁怅然若失,互相挂念。殷、林之间,正是这种情形。林毓生到美国后,多次在信中倾吐孤独的苦闷,并以收到老师的来信为乐事,即使结了婚,找到了人生伴侣之后,也是如此。比如他说:“海外读书,毫无慰藉,快乐时无人与你分享,苦恼时无人与你分担,凄清孤独的感觉自然是难免的。我在这里一个谈得来的朋友也没有……”(1962年4月25日)“真高兴接到您的来信,在紧张而寂寞的羁旅生活中,什么事还能比读自己的老师的来信更使人兴奋的呢?”(1961年7月15日)在由他的妻子代笔的一封信中,则有这样的话:“每次接到您的信,毓生和我都要看上好几遍;您的信毓生一向视为珍宝,从他来美国以后接到您的第一封信起,一直到现在,都先后排好,妥为保存的。”(1967年7月4日)殷海光在台湾所感到的孤独,以及他在通信中所获得的快乐,和林毓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他说:“地球虽广,人口虽众,读书的人虽然也不少,可是茫茫人海,尤其在这个岛上,我的知己竟是这样的少。”(1965年11月10日)“同你写信是我最高的享受;读你的信尤其是像在这沙漠中孤独的旅人看到绿洲般的欢愉。”(1962年6月4日)“毓生真是我的一面镜子。这段对我的了解,实在比我自己深透而且清楚。……知我者,其毓生乎?我这一辈子,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这样了解我啊!”(1968年9月24日)师生之间的谈学论道,朋友之间的惺惺相惜,两者合而为一,形成一股暖流,穿越重洋,抚慰着两颗孤独的心灵。对林毓生来说,即使遭受再多的人生挫折,对殷海光来说,即使遭受再多的政治压迫,只要这股暖流还在流淌,他们就不会感到寒冷,他们的理想和信念之火,就不会熄灭。
殷、林在书信中谈到的学者,几乎都是思想的夜空中光芒璀璨的巨星,比如冯•哈耶克、卡尔•波普尔、迈克尔•博兰尼、汉娜•阿伦特、卡尔•亨普尔、罗伯特•默顿、塔尔科特•帕森斯、本杰明•史华慈……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在西方,起初也并没有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以哈耶克为例,林毓生指出,20世纪60年代,哈耶克“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一直到1974年他荣获诺贝尔奖以后,他的深具远见与洞见的系统性思想,才渐被重新发现”(《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注释6),在大学校园里同样如此,同学们对哈耶克的理论大多数持“不加深思的反对的态度,少数赞成的同学,似乎也因觉得不‘合’时代潮流,感到很不安”(1961年7月15日)。这种情形,恰好彰显了殷海光的先见之明。殷海光读了哈耶克的著作,马上就意识到那是不可多得的经典,终生服膺,感念不已。在1962年6月4日的信中,他写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卫自由的伟大著作,就我迄今所知,只有两本。”一本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一本就是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又说:“在港台一带,我即令不是惟一能了解他(哈耶克)在political theory(政治学理论)方面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人之一。”正是在殷海光的影响下,林毓生远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成为哈耶克的学生;又正是在林毓生的引荐下,殷海光得以在台湾与哈耶克会面,成就了一段世人津津乐道的美谈。殷海光时常对学生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殷海光书信集•致伍民雄》)这句话里有自谦,有自负,更有自信。他的确是一位使人有学问的罕见的好老师,林毓生的成长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海子的诗句,永远充满着打动人心的力量,但是,在这个日益庸俗的尘世,在这个电子工具代替了笔墨纸砚的时代,可以倾诉的“亲人”在哪里?谁还有闲情在信封上贴一枚邮票?值得“告诉每一个人”的“幸福”,又有多少?每念及此,我不禁茫然失措,并且愈加感到《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的珍贵。我想,那一股暖流,那一段殷殷的师友之情,不仅穿越了重洋,大概也是会穿越时空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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