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重洋的师友情
穿越重洋的师友情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徐强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处在威权政治的统治之下，四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殷海光、林毓生师生二人，一个在台湾大学传道授业，振聩发蒙，一个远赴美国求学，希望可以找到医治威权暴政和社会弊端的良方。他们虽然远隔重洋，却雁信频传，鱼书不断，举凡政治文化、修身治学、恋爱婚姻，乃至家长里短、世态炎凉，无所不谈，一吐为快，共同演绎了一段令人感佩的学林佳话。《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主要收集了他们在1960年至1969年这十年间的往返信件，是这段佳话的历史记录和真实重现。
殷、林既是师生，也是挚友。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是建立在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的，正如林毓生所说：“殷先生是属于五四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国的思想革命贡献了一生，与师友学生交往也是站在这一个‘公’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当他发现某人言行并不是根据他的了解所想像的那样，他便不能不视情况之严重性而与之疏远或断绝往来了。”（《翰墨因缘念恩师》）殷海光对自己的定位是“五四的儿子”，这有两层含义：第一，他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第二，他要秉承和发扬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启蒙精神，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而林毓生在求学之始，就是一个胸怀大志、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不愿意像别的同学那样，“以上课抄抄笔记，课余看看武侠小说来打发时间”，决心通过学习和研究，“彻底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为改变恶劣的现实环境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正是基于共同的爱好和志趣，基于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忧思，使他们在校园里的相遇，碰撞出思想共鸣的耀眼火花，这些耀眼的火花，又化作一个个悦耳的音符，汇成一支高山流水的乐曲，荡气回肠，悠扬绵远。
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志向非凡、境界高远的人，多半会在精神上产生一种深沉的孤独感。他们很难找到知音，却又非常渴望知音，所以一旦相遇，不禁欣喜万分，互相赞赏，而一旦相别，则又不禁怅然若失，互相挂念。殷、林之间，正是这种情形。林毓生到美国后，多次在信中倾吐孤独的苦闷，并以收到老师的来信为乐事，即使结了婚，找到了人生伴侣之后，也是如此。比如他说：“海外读书，毫无慰藉，快乐时无人与你分享，苦恼时无人与你分担，凄清孤独的感觉自然是难免的。我在这里一个谈得来的朋友也没有……”（1962年4月25日）“真高兴接到您的来信，在紧张而寂寞的羁旅生活中，什么事还能比读自己的老师的来信更使人兴奋的呢？”（1961年7月15日）在由他的妻子代笔的一封信中，则有这样的话：“每次接到您的信，毓生和我都要看上好几遍；您的信毓生一向视为珍宝，从他来美国以后接到您的第一封信起，一直到现在，都先后排好，妥为保存的。”（1967年7月4日）殷海光在台湾所感到的孤独，以及他在通信中所获得的快乐，和林毓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他说：“地球虽广，人口虽众，读书的人虽然也不少，可是茫茫人海，尤其在这个岛上，我的知己竟是这样的少。”（1965年11月10日）“同你写信是我最高的享受；读你的信尤其是像在这沙漠中孤独的旅人看到绿洲般的欢愉。”（1962年6月4日）“毓生真是我的一面镜子。这段对我的了解，实在比我自己深透而且清楚。……知我者，其毓生乎？我这一辈子，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这样了解我啊！”（1968年9月24日）师生之间的谈学论道，朋友之间的惺惺相惜，两者合而为一，形成一股暖流，穿越重洋，抚慰着两颗孤独的心灵。对林毓生来说，即使遭受再多的人生挫折，对殷海光来说，即使遭受再多的政治压迫，只要这股暖流还在流淌，他们就不会感到寒冷，他们的理想和信念之火，就不会熄灭。
殷、林在书信中谈到的学者，几乎都是思想的夜空中光芒璀璨的巨星，比如冯•哈耶克、卡尔•波普尔、迈克尔•博兰尼、汉娜•阿伦特、卡尔•亨普尔、罗伯特•默顿、塔尔科特•帕森斯、本杰明•史华慈……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在西方，起初也并没有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以哈耶克为例，林毓生指出，20世纪60年代，哈耶克“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一直到1974年他荣获诺贝尔奖以后，他的深具远见与洞见的系统性思想，才渐被重新发现”（《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注释6），在大学校园里同样如此，同学们对哈耶克的理论大多数持“不加深思的反对的态度，少数赞成的同学，似乎也因觉得不‘合’时代潮流，感到很不安”（1961年7月15日）。这种情形，恰好彰显了殷海光的先见之明。殷海光读了哈耶克的著作，马上就意识到那是不可多得的经典，终生服膺，感念不已。在1962年6月4日的信中，他写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卫自由的伟大著作，就我迄今所知，只有两本。”一本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一本就是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又说：“在港台一带，我即令不是惟一能了解他（哈耶克）在political theory（政治学理论）方面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人之一。”正是在殷海光的影响下，林毓生远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成为哈耶克的学生；又正是在林毓生的引荐下，殷海光得以在台湾与哈耶克会面，成就了一段世人津津乐道的美谈。殷海光时常对学生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殷海光书信集•致伍民雄》）这句话里有自谦，有自负，更有自信。他的确是一位使人有学问的罕见的好老师，林毓生的成长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海子的诗句，永远充满着打动人心的力量，但是，在这个日益庸俗的尘世，在这个电子工具代替了笔墨纸砚的时代，可以倾诉的“亲人”在哪里？谁还有闲情在信封上贴一枚邮票？值得“告诉每一个人”的“幸福”，又有多少？每念及此，我不禁茫然失措，并且愈加感到《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的珍贵。我想，那一股暖流，那一段殷殷的师友之情，不仅穿越了重洋，大概也是会穿越时空的吧……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徐强
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处在威权政治的统治之下，四处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殷海光、林毓生师生二人，一个在台湾大学传道授业，振聩发蒙，一个远赴美国求学，希望可以找到医治威权暴政和社会弊端的良方。他们虽然远隔重洋，却雁信频传，鱼书不断，举凡政治文化、修身治学、恋爱婚姻，乃至家长里短、世态炎凉，无所不谈，一吐为快，共同演绎了一段令人感佩的学林佳话。《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主要收集了他们在1960年至1969年这十年间的往返信件，是这段佳话的历史记录和真实重现。
殷、林既是师生，也是挚友。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是建立在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的，正如林毓生所说：“殷先生是属于五四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为中国的思想革命贡献了一生，与师友学生交往也是站在这一个‘公’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当他发现某人言行并不是根据他的了解所想像的那样，他便不能不视情况之严重性而与之疏远或断绝往来了。”（《翰墨因缘念恩师》）殷海光对自己的定位是“五四的儿子”，这有两层含义：第一，他出生于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第二，他要秉承和发扬五四运动所倡导的启蒙精神，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而林毓生在求学之始，就是一个胸怀大志、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不愿意像别的同学那样，“以上课抄抄笔记，课余看看武侠小说来打发时间”，决心通过学习和研究，“彻底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为改变恶劣的现实环境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正是基于共同的爱好和志趣，基于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忧思，使他们在校园里的相遇，碰撞出思想共鸣的耀眼火花，这些耀眼的火花，又化作一个个悦耳的音符，汇成一支高山流水的乐曲，荡气回肠，悠扬绵远。
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志向非凡、境界高远的人，多半会在精神上产生一种深沉的孤独感。他们很难找到知音，却又非常渴望知音，所以一旦相遇，不禁欣喜万分，互相赞赏，而一旦相别，则又不禁怅然若失，互相挂念。殷、林之间，正是这种情形。林毓生到美国后，多次在信中倾吐孤独的苦闷，并以收到老师的来信为乐事，即使结了婚，找到了人生伴侣之后，也是如此。比如他说：“海外读书，毫无慰藉，快乐时无人与你分享，苦恼时无人与你分担，凄清孤独的感觉自然是难免的。我在这里一个谈得来的朋友也没有……”（1962年4月25日）“真高兴接到您的来信，在紧张而寂寞的羁旅生活中，什么事还能比读自己的老师的来信更使人兴奋的呢？”（1961年7月15日）在由他的妻子代笔的一封信中，则有这样的话：“每次接到您的信，毓生和我都要看上好几遍；您的信毓生一向视为珍宝，从他来美国以后接到您的第一封信起，一直到现在，都先后排好，妥为保存的。”（1967年7月4日）殷海光在台湾所感到的孤独，以及他在通信中所获得的快乐，和林毓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他说：“地球虽广，人口虽众，读书的人虽然也不少，可是茫茫人海，尤其在这个岛上，我的知己竟是这样的少。”（1965年11月10日）“同你写信是我最高的享受；读你的信尤其是像在这沙漠中孤独的旅人看到绿洲般的欢愉。”（1962年6月4日）“毓生真是我的一面镜子。这段对我的了解，实在比我自己深透而且清楚。……知我者，其毓生乎？我这一辈子，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这样了解我啊！”（1968年9月24日）师生之间的谈学论道，朋友之间的惺惺相惜，两者合而为一，形成一股暖流，穿越重洋，抚慰着两颗孤独的心灵。对林毓生来说，即使遭受再多的人生挫折，对殷海光来说，即使遭受再多的政治压迫，只要这股暖流还在流淌，他们就不会感到寒冷，他们的理想和信念之火，就不会熄灭。
殷、林在书信中谈到的学者，几乎都是思想的夜空中光芒璀璨的巨星，比如冯•哈耶克、卡尔•波普尔、迈克尔•博兰尼、汉娜•阿伦特、卡尔•亨普尔、罗伯特•默顿、塔尔科特•帕森斯、本杰明•史华慈……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使在西方，起初也并没有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以哈耶克为例，林毓生指出，20世纪60年代，哈耶克“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一直到1974年他荣获诺贝尔奖以后，他的深具远见与洞见的系统性思想，才渐被重新发现”（《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注释6），在大学校园里同样如此，同学们对哈耶克的理论大多数持“不加深思的反对的态度，少数赞成的同学，似乎也因觉得不‘合’时代潮流，感到很不安”（1961年7月15日）。这种情形，恰好彰显了殷海光的先见之明。殷海光读了哈耶克的著作，马上就意识到那是不可多得的经典，终生服膺，感念不已。在1962年6月4日的信中，他写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卫自由的伟大著作，就我迄今所知，只有两本。”一本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另一本就是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又说：“在港台一带，我即令不是惟一能了解他（哈耶克）在political theory（政治学理论）方面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人之一。”正是在殷海光的影响下，林毓生远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成为哈耶克的学生；又正是在林毓生的引荐下，殷海光得以在台湾与哈耶克会面，成就了一段世人津津乐道的美谈。殷海光时常对学生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殷海光书信集•致伍民雄》）这句话里有自谦，有自负，更有自信。他的确是一位使人有学问的罕见的好老师，林毓生的成长经历，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海子的诗句，永远充满着打动人心的力量，但是，在这个日益庸俗的尘世，在这个电子工具代替了笔墨纸砚的时代，可以倾诉的“亲人”在哪里？谁还有闲情在信封上贴一枚邮票？值得“告诉每一个人”的“幸福”，又有多少？每念及此，我不禁茫然失措，并且愈加感到《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的珍贵。我想，那一股暖流，那一段殷殷的师友之情，不仅穿越了重洋，大概也是会穿越时空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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