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博伊德 对纳博科夫的热爱和想象
博伊德 对纳博科夫的热爱和想象
访谈者：蝴蝶 米卡
《新京报》4/7/2009
纳博科夫诞辰110周年，最权威传记引进出版，本报专访作者布赖恩·博伊德
出于对纳博科夫的无限热爱，新西兰学者布赖恩·博伊德教授披荆斩棘，以卓越的才情撰就堪与纳博科夫的成就匹配的两卷本传记（《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为读者走进纳博科夫的奇妙世界铺就了一条虽崎岖遍布却也美不胜收的通道。博伊德教授从此与纳博科夫“形影不离，相得益彰”，被誉为最优秀的“纳博科夫爱好者”，最权威的纳博科夫传记作者。
《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1990年甫一出版即入选《纽约时报书评》年度选书，2001年在俄罗斯一经推出也是艳惊四座，热议纷纷，今年是纳博科夫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文版虽说有些姗姗来迟，却也躬逢其盛。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俄罗斯文学学者米卡和蝴蝶与博伊德教授对话，一起回顾关于纳博科夫的种种。
■ 《纳博科夫传》纳博科夫式的开头
“纳博科夫个人戏剧的每一幕都是在无法逆料的不同背景下上演的。最初是帝俄的小小一角，那是彼得堡独具魅力的地区，革命前的文化给它披上了绮丽的晚霞；从那里驱车两小时，则是一座庄园，一片杉树林，一条河，纳博科夫魂牵梦绕的故园。接着是俄侨阶段，一个‘物质贫困，知识丰饶’的时期，到处是幽闭恐怖症和勾心斗角，还有不可避免的离散。又一个20年，纳博科夫的美国时期，在那里，他们每逢寒假就得从一个教授家搬到另一个教授家；夏天则是彻底的游牧生活，他们开着汽车，从一家汽车旅馆到另一家汽车旅馆，他寻觅着蝴蝶的栖息地，寻觅着《洛丽塔》等小说的灵感。最后重返欧洲，15年里，站在蒙特勒皇宫旅馆的高处，他俯视着日内瓦湖上的水鸟。
随着每一幅背景的改变，那些配角也在发生变化。在彼得堡的一个街角，一个小男孩停了下来，他的父亲正在跟老托尔斯泰聊天；在巴黎，一个瘦瘦的俄国作家正在乔伊斯和匈牙利足球队面前读自己的法语作品。在流亡欧洲时期……”
与纳博科夫较量
新京报：纳博科夫相信，“一个好的读者势必要同难对付的作家较量一番。不过较量之后会有所收获的。”您与纳博科夫较量的时候感觉如何？较量之后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
博伊德：实际上我是在16岁时发现纳博科夫的，此后与他的较量就成了我倍感兴奋的智力活动，只有莎士比亚才这样难以对付。
新京报：能否告诉我们，您是怎么被纳博科夫吸引的（或者说，怎么爱上纳博科夫的）？您是否还记得与他初次相逢时“那美妙的一瞬”？《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者曾问，“我的名字对你意味着什么？”他能从纳博科夫译著密密麻麻的针脚中欣喜地看到答案。能否向您提个相似的问题：“纳博科夫”这个名字对您意味着什么？
博伊德：曾经出现过一次假的曙光。我父母并不喜欢读书（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们辍学了，当时都才14岁），但买下了一个书店，附带一个租借图书室，以维持生计，并让他们唯一爱读书的儿子有书看。我13岁的时候在图书室书架上看到了《洛丽塔》，可能当时正在将顾客归还的图书上架。我知道那本书很“热”，于是偷偷带走读了起来，并把它藏在我的枕头底下（我父母是北爱尔兰长老会教徒，那时是1966年）。我记得，读着读着，我的激动就逐渐消失了，《洛丽塔》不是色情作品。
后来才是阳光朗照。我负责处理书店订购的杂志，每周要为固定客户将杂志分类归档，因此其中许多都读过。1969年3月初，我16岁，高中已经到了最后一年，我在整理《时代》杂志，封面故事介绍的是纳博科夫，其时《阿达》刚出版。加框的访谈文字吸引了我，标题是红色的字体：“我从未遇到比我更孤独、更清醒、更疯狂的心灵。”我读着那篇文章，被纳博科夫所说的一切迷住了，我迷恋他说的内容，迷恋他说的方式。因为《阿达》还要几个月才能在新西兰上市，我就跑到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查到纳博科夫最近的小说《微暗的火》，贪婪地读了起来，手不释卷。我根据“前言”中所有相互参照的内容，在几页里就明白金波特自以为他是什么人，他看待赞巴拉多么滑稽古怪。我照每个相互参照阅读下去，读到结尾时，我发现我已经把小说读了三遍，真是陶醉。
纳博科夫当然在我心志形成方面有所帮助，因此我也会让那些对纳博科夫来说毫无意义的人来影响我：卡尔·波普尔，弗兰克·扎帕，葛饰北斋，谭盾，生物学家戴维·斯隆·威尔逊。
他比博尔赫斯更迷人
新京报：请谈谈纳博科夫作为文学老师的独特之处。学生如何评价他？
博伊德：纳博科夫把他的学生训练成读者，他的许多学生都深情地跟我说：“他教会我如何阅读。”许多学者都教育学生成为学究式的文学评论家，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只有百分之几的人会从事学术批评。但如果作为读者，对文学有某些觉悟，那他将终身受益。
新京报：纳博科夫在访谈录中有几次赞许地提到博尔赫斯，认为他是自己所喜欢的同时代作家。日本小说家高桥源一郎曾为他们做过专题比较。不知您是否也察觉到他们之间的相通之处？
博伊德：纳博科夫一开始阅读博尔赫斯时很兴奋，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正如他那让人难忘的评价所说，门廊很壮观，却没有房屋。两人都是书卷气、哲理化的作家，但我认为，比之于博尔赫斯，纳博科夫还创造了更为迷人的人物和故事。他会眺望无限，但他知道我们并不生活在那里。在我看来，最接近纳博科夫的拉美作家是马查多·德·阿西斯。9月份我要在巴西文学院就纳博科夫与马查多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马查多是该学院的首任主席。
新京报：正如《文学讲稿》不只是一卷讲稿，《纳博科夫传》也不只是一部传记。它们本身就是出色的艺术品。您是否也从事文学创作呢？诗歌、小说、戏剧？我们可有幸拜读？
博伊德：不，我喜欢传记和批评的写作方式，不过如果我要从事纯粹创造性的工作，我会做一个画家。
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吗
新京报：《纳博科夫传》堪称“纳博科夫百科全书”，你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么？
博伊德：纳博科夫每个时期的生平都有其特殊的问题。1917年，他家从彼得格勒逃往克里米亚，1919年再次从克里米亚逃往伦敦，必须把几乎所有俄罗斯时期的东西都丢掉。有关纳博科夫头二十年的生活文献，除了他在《说吧，记忆》中提供的以外，都非常难搜集。尤为困难的是，我在苏联做调查研究时，那个国家还没有开放，纳博科夫还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作家。我必须要去维拉，纳博科夫的庄园，那就会超出列宁格勒的范围，我这样做是非法的。
新京报：可否请您讲一两件作传过程中值得记忆的事情？
博伊德：我记得第一次见薇拉·纳博科夫时，她告诉我，她认为我的博士论文是纳博科夫研究中最出色的成果。批评家们谈论纳博科夫已经差不多六十年了，而我当时才26岁，听到这样的话当然很开心了。六年后，我把传记中的一章《作家纳博科夫》寄给她，她说她一直希望有人能够把他的创作说清楚，现在我把她想说的都说出来了。我的一些阐释也曾引起我们之间愉快的争执。生命的暮年，1991年，她始终将传记第一卷放在床头，每天都要重温，尽管她视力下降，捧书都很吃力。
新京报：假使有天时光的流动出现了奇迹，您遇见了纳博科夫，“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您会对他说些什么？
博伊德：我首先会问他别来无恙否，接着会问：“您后来又写过什么吗？读过我关于您的论述么？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吗？”
（附注：因版面篇幅限制，此为删节本）
访谈者：蝴蝶 米卡
《新京报》4/7/2009
纳博科夫诞辰110周年，最权威传记引进出版，本报专访作者布赖恩·博伊德
出于对纳博科夫的无限热爱，新西兰学者布赖恩·博伊德教授披荆斩棘，以卓越的才情撰就堪与纳博科夫的成就匹配的两卷本传记（《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为读者走进纳博科夫的奇妙世界铺就了一条虽崎岖遍布却也美不胜收的通道。博伊德教授从此与纳博科夫“形影不离，相得益彰”，被誉为最优秀的“纳博科夫爱好者”，最权威的纳博科夫传记作者。
《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1990年甫一出版即入选《纽约时报书评》年度选书，2001年在俄罗斯一经推出也是艳惊四座，热议纷纷，今年是纳博科夫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文版虽说有些姗姗来迟，却也躬逢其盛。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俄罗斯文学学者米卡和蝴蝶与博伊德教授对话，一起回顾关于纳博科夫的种种。
■ 《纳博科夫传》纳博科夫式的开头
“纳博科夫个人戏剧的每一幕都是在无法逆料的不同背景下上演的。最初是帝俄的小小一角，那是彼得堡独具魅力的地区，革命前的文化给它披上了绮丽的晚霞；从那里驱车两小时，则是一座庄园，一片杉树林，一条河，纳博科夫魂牵梦绕的故园。接着是俄侨阶段，一个‘物质贫困，知识丰饶’的时期，到处是幽闭恐怖症和勾心斗角，还有不可避免的离散。又一个20年，纳博科夫的美国时期，在那里，他们每逢寒假就得从一个教授家搬到另一个教授家；夏天则是彻底的游牧生活，他们开着汽车，从一家汽车旅馆到另一家汽车旅馆，他寻觅着蝴蝶的栖息地，寻觅着《洛丽塔》等小说的灵感。最后重返欧洲，15年里，站在蒙特勒皇宫旅馆的高处，他俯视着日内瓦湖上的水鸟。
随着每一幅背景的改变，那些配角也在发生变化。在彼得堡的一个街角，一个小男孩停了下来，他的父亲正在跟老托尔斯泰聊天；在巴黎，一个瘦瘦的俄国作家正在乔伊斯和匈牙利足球队面前读自己的法语作品。在流亡欧洲时期……”
与纳博科夫较量
新京报：纳博科夫相信，“一个好的读者势必要同难对付的作家较量一番。不过较量之后会有所收获的。”您与纳博科夫较量的时候感觉如何？较量之后最大的收获又是什么？
博伊德：实际上我是在16岁时发现纳博科夫的，此后与他的较量就成了我倍感兴奋的智力活动，只有莎士比亚才这样难以对付。
新京报：能否告诉我们，您是怎么被纳博科夫吸引的（或者说，怎么爱上纳博科夫的）？您是否还记得与他初次相逢时“那美妙的一瞬”？《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作者曾问，“我的名字对你意味着什么？”他能从纳博科夫译著密密麻麻的针脚中欣喜地看到答案。能否向您提个相似的问题：“纳博科夫”这个名字对您意味着什么？
博伊德：曾经出现过一次假的曙光。我父母并不喜欢读书（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他们辍学了，当时都才14岁），但买下了一个书店，附带一个租借图书室，以维持生计，并让他们唯一爱读书的儿子有书看。我13岁的时候在图书室书架上看到了《洛丽塔》，可能当时正在将顾客归还的图书上架。我知道那本书很“热”，于是偷偷带走读了起来，并把它藏在我的枕头底下（我父母是北爱尔兰长老会教徒，那时是1966年）。我记得，读着读着，我的激动就逐渐消失了，《洛丽塔》不是色情作品。
后来才是阳光朗照。我负责处理书店订购的杂志，每周要为固定客户将杂志分类归档，因此其中许多都读过。1969年3月初，我16岁，高中已经到了最后一年，我在整理《时代》杂志，封面故事介绍的是纳博科夫，其时《阿达》刚出版。加框的访谈文字吸引了我，标题是红色的字体：“我从未遇到比我更孤独、更清醒、更疯狂的心灵。”我读着那篇文章，被纳博科夫所说的一切迷住了，我迷恋他说的内容，迷恋他说的方式。因为《阿达》还要几个月才能在新西兰上市，我就跑到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查到纳博科夫最近的小说《微暗的火》，贪婪地读了起来，手不释卷。我根据“前言”中所有相互参照的内容，在几页里就明白金波特自以为他是什么人，他看待赞巴拉多么滑稽古怪。我照每个相互参照阅读下去，读到结尾时，我发现我已经把小说读了三遍，真是陶醉。
纳博科夫当然在我心志形成方面有所帮助，因此我也会让那些对纳博科夫来说毫无意义的人来影响我：卡尔·波普尔，弗兰克·扎帕，葛饰北斋，谭盾，生物学家戴维·斯隆·威尔逊。
他比博尔赫斯更迷人
新京报：请谈谈纳博科夫作为文学老师的独特之处。学生如何评价他？
博伊德：纳博科夫把他的学生训练成读者，他的许多学生都深情地跟我说：“他教会我如何阅读。”许多学者都教育学生成为学究式的文学评论家，这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只有百分之几的人会从事学术批评。但如果作为读者，对文学有某些觉悟，那他将终身受益。
新京报：纳博科夫在访谈录中有几次赞许地提到博尔赫斯，认为他是自己所喜欢的同时代作家。日本小说家高桥源一郎曾为他们做过专题比较。不知您是否也察觉到他们之间的相通之处？
博伊德：纳博科夫一开始阅读博尔赫斯时很兴奋，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正如他那让人难忘的评价所说，门廊很壮观，却没有房屋。两人都是书卷气、哲理化的作家，但我认为，比之于博尔赫斯，纳博科夫还创造了更为迷人的人物和故事。他会眺望无限，但他知道我们并不生活在那里。在我看来，最接近纳博科夫的拉美作家是马查多·德·阿西斯。9月份我要在巴西文学院就纳博科夫与马查多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马查多是该学院的首任主席。
新京报：正如《文学讲稿》不只是一卷讲稿，《纳博科夫传》也不只是一部传记。它们本身就是出色的艺术品。您是否也从事文学创作呢？诗歌、小说、戏剧？我们可有幸拜读？
博伊德：不，我喜欢传记和批评的写作方式，不过如果我要从事纯粹创造性的工作，我会做一个画家。
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吗
新京报：《纳博科夫传》堪称“纳博科夫百科全书”，你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么？
博伊德：纳博科夫每个时期的生平都有其特殊的问题。1917年，他家从彼得格勒逃往克里米亚，1919年再次从克里米亚逃往伦敦，必须把几乎所有俄罗斯时期的东西都丢掉。有关纳博科夫头二十年的生活文献，除了他在《说吧，记忆》中提供的以外，都非常难搜集。尤为困难的是，我在苏联做调查研究时，那个国家还没有开放，纳博科夫还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作家。我必须要去维拉，纳博科夫的庄园，那就会超出列宁格勒的范围，我这样做是非法的。
新京报：可否请您讲一两件作传过程中值得记忆的事情？
博伊德：我记得第一次见薇拉·纳博科夫时，她告诉我，她认为我的博士论文是纳博科夫研究中最出色的成果。批评家们谈论纳博科夫已经差不多六十年了，而我当时才26岁，听到这样的话当然很开心了。六年后，我把传记中的一章《作家纳博科夫》寄给她，她说她一直希望有人能够把他的创作说清楚，现在我把她想说的都说出来了。我的一些阐释也曾引起我们之间愉快的争执。生命的暮年，1991年，她始终将传记第一卷放在床头，每天都要重温，尽管她视力下降，捧书都很吃力。
新京报：假使有天时光的流动出现了奇迹，您遇见了纳博科夫，“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 /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您会对他说些什么？
博伊德：我首先会问他别来无恙否，接着会问：“您后来又写过什么吗？读过我关于您的论述么？我有什么地方说错了吗？”
（附注：因版面篇幅限制，此为删节本）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