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爱的艺术
弗洛姆是当代心理学界享有盛誉的人物，这不但使他在心理学专业方面的若干著述奠定了他学术大师的地位，更因为弗洛姆作为一位颇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常常通过一些小册子及访谈向大众传达正确而积极的心理学知识，并通过质朴生动的语言，将自己对于喧哗沉沦暴力而又隐含着希望与进步的时代深刻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为一个传统犹太家庭的独子，弗洛姆的一生受到了《旧约》的深刻影响。在他丰裕充实而又富含着幻想的童年，羔羊与雄狮和平的相处、宇宙万物充满和谐的美景一直对他具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20世纪初是欧洲“黄金时代”的最后一章，在1914年的战争之前人们往往对于西方文明（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人认为“西方文明”是与“人类文明”对等的词语）的前景抱有一种极其强烈的自信，乃至产生了一种近乎狂热的情绪。当时的人们认为科技已经发展到了顶端，而人类文明也已到达了极限，以后的历史只能是按照着当时的发展水平去运行而不再会有所突破了。甚至有位美国科学家上书政府要求取消国家专利局，因为他认为一切可以被发明出来的东西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这封请愿书上交于1900年，而在该年，美国国家专利局授予专利权的发明达4000多项）。
在二战中，曾亲身经历西方文明“落日辉煌”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在我的印象中，我在那里出生成长的世界及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世界成为了完全隔绝的世界。每当与年轻的朋友们谈起一战前发生的事情时，我从他们表示惊讶的发问中可以看出，那些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在他们眼中已变成了历史和难以理解的东西，并且我的本能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他们是对的，因为连接我们的今天与昨天以及过往岁月的桥梁已经断了。”
当人类陷入到自相残杀的灾难中，当战争第一次被冠以“世界大战”的名称时，正在上高中的小弗洛姆被深深的刺激与震撼了。与此同时，他们家的一位年轻美丽的女艺术家朋友，因为他父亲的辞世而自杀。我们不能妄言这个女人在年少的弗洛姆心里有怎样的地位，但是她的死的确一直在啃噬着弗洛姆的心。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生活充满着乐趣的女人为何如此依恋她那并不可爱的父亲?
对人类暴虐与残杀的惊恐，对个人选择的不解，这些疑问使他逐渐走上了心理分析的道路。他想要解答自己的疑惑，也是为了解除人类的疑惑，弗洛姆相继在海德堡、慕尼黑、法兰克福和柏林等地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学习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并在22岁时取得了博士学位。从30岁起，弗洛姆在柏林成为一名职业的心理分析医生，同时在法兰克福心理分析学院及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担任教职，直到纳粹上台。1934年，德国国内的种族主义反犹情绪甚嚣尘上，中年的弗洛姆带着对人类、祖国、命运的忧虑，带着对未来世界的担心前往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他后半生的主要工作和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大西洋的彼岸的美洲土地上进行的。
在弗洛姆的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将心理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相结合。他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对于马克思若干关于社会与人的论述十分欣赏，并将之融入到自己的心理分析理论中，从而开拓了一条与一般更加个体与抽象人类的心理分析学派不同的路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十分流行，除心理学外，其他各人文社会科学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具有许多明显的缺陷，尤其是他的唯性欲论一直受到学界的反对和批判，而弗洛姆则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具有人道主义和社会学意义的发展。
弗洛姆善于在故事和实例中抓住心理活动的本质，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大众讲述关于心理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论述当代畸形的消费社会与人们的消费主义时（他将消费主义作为一个心理病理学的问题来看待），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一个被压迫者的人感到自己的内心是虚空的，感到自己像是瘫痪了一样，需要拄着拐杖才能行动，好像他身上有一个开关没有打开。如果他此时消费些什么，那些空虚、瘫痪和无力的感觉会暂时离开。这时他会感到：我到底还是个活人，你看，我吃进了一些东西，我不再是虚无了。他需要填充一些东西来驱散内心的空虚，他觉得自己微乎其微，只有消费能抑制这个念头。他成了一个消费人，一个被动的人。”他承认要成为一名专业的心理分析或心理咨询人员需要非常严格的训练，但他也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而且应当学习、掌握并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调控自我，更加明晰的认清自己和别人。他认为，“人不是一件物品，他是一个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在生命的每一时刻，他都正在成为、却又永远尚未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而正是借助这些对人类心理的考察，弗洛姆拥有了极为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他将现代的消费社会看作一个病态的畸形社会，认为人们往往而会陷入到各种麻醉（酒精、毒品、纵欲等）之中，以忽略自己的实存性来求得片刻虚假的安宁。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强调了爱，并在其一系列面向大众的讲演和著作中都强调了爱的价值。他认为爱不仅仅是一种感情，而且更是一种动态的艺术。假使爱不能够由自我向别人进行表达并建立爱的关系，在事实上那种感情就不能称之为爱。自小浸淫在《旧约》中的弗洛姆对于爱的意蕴有着非同寻常的体会，宗教的因素对于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关于爱的探讨中，除一般理解的情欲之爱以外，弗洛姆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讨论母性之爱、自身之爱以及上帝之爱。从这些分类中就可以看出，弗洛姆倾向于对人的自我存在和社会存在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这一途径来思考人类自身的定位、现状与前景。
在母爱的探讨中，弗洛姆认为母亲对于孩子的情感是全然无条件的，唯一的理由仅只是“他是我的孩子”。而在父爱中则体现了一种权威性，即父亲偏爱于服从自己的命令并同自己相像的孩子。关于后者，弗洛姆显然受到了《旧约创世纪》中关于以色列先祖记载的影响，并以其中的若干故事作为分析的对象（尤其是亚伯拉罕与以撒格）。而对于自身的爱似乎是整个爱的关系中若隐若现的中心。人的自我追求存在的意义，不仅是在实践的生命里，更在超越的精神中，这就必然会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汤因比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里用了极大的篇幅论述了他对自我中心和自恋的看法（也许，汤因比的焦点放在人类这个群体上），而这种情感事实上就是把对自我确认的一种需要。在我看来，消费主义社会的到来与自我意识的焦虑不安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而对于自我确认的存在意义的丧失及其强烈的寻找欲求则是其深层的心理动机。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人们对于上帝或者超越存在的依恋与热爱也是在为自己的存在与意义寻求合法性的支撑。
在我的阅读感受中，弗洛姆是一个博学、睿智、幽默而且极具社会责任感和敏锐洞察力的心理学家。他不炫耀自己知识的广博，也从不像一个训诫者。他在一个充满残忍、屠杀、堕落、迷离的狂躁时代里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冷静，也提醒我们要清醒而理智的思考，思考我们自身和我们共同的世界所遭遇到的种种问题。在《生命之爱》中，弗洛姆勾勒了他眼中畸形社会下的青年“投向虚无的反抗”，并揭示其背后富足与厌倦的紧张。同时，他又通过对人的侵略性、梦境的语言及每个人的自我分析与确认的可行性的解释与研讨，展示了一幕丰富多彩的自我心灵及社会状态的场景。尤其是在“为不是心理学家的人敞开心灵之门”一章中，弗洛姆对于这门灵魂科学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饶有意味的对比。他认为，“古代心理学家寻求理解人类的灵魂以使人变得更好”，而现代心理学的目的是使人“变得更成功”，是“为乐凌驾生活之上，为了操纵别人，为了把自己塑造成更有益于自己利益的人”。在古代，人不只为吃饭和赚钱而活着，人生需要意义，“而意义就在于人的成长，在于人类力量的发展”，然而，现代人对于“占有”更感兴趣。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弗洛姆的忧患与期望。
在20世纪的心理学家中，弗洛姆大概算不上最有学术造诣的一位。但却可被称作最有现实人文关怀的一位。他不仅肩负着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责任，也在尽力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向自己的同胞们提供释放自己、确立位置、实现价值的方法和建议。他曾经写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死去了，这是一个悲剧。这似乎是一个会刺激人产生顿悟的句子，它促使我们永远用不同以往的新鲜观点来观察这个世界，学会使用更多新的方式来经历生活。
1974年1月5日的深夜，南德广播电台播出了一期对弗洛姆的访谈，名为《以生命的名义》。在向听众介绍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时，访问者舒尔茨说道：“弗洛姆教授的最富有魅力之处，在于贯穿他的全部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正统的、不落俗套的观点……他的思想永远充满着蓬勃的生机；他拂去时间的尘埃，开通新的生命之路；他抛弃教条，也抛弃自己的固执。……正是因为弗洛姆教授是一个学无止境的人，所以无论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无法使他停滞下来。”
我想，这的确是对弗洛姆一生行事为学风格的极佳诠释。有时间的话，就多听听这位慈祥而睿智的老人的心声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更多空洞的呻吟与雷同的吼叫，而那些生命体验与思想沉淀出的结晶才是人生真切的需要。
作为一个传统犹太家庭的独子，弗洛姆的一生受到了《旧约》的深刻影响。在他丰裕充实而又富含着幻想的童年，羔羊与雄狮和平的相处、宇宙万物充满和谐的美景一直对他具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20世纪初是欧洲“黄金时代”的最后一章，在1914年的战争之前人们往往对于西方文明（在某种程度上，欧洲人认为“西方文明”是与“人类文明”对等的词语）的前景抱有一种极其强烈的自信，乃至产生了一种近乎狂热的情绪。当时的人们认为科技已经发展到了顶端，而人类文明也已到达了极限，以后的历史只能是按照着当时的发展水平去运行而不再会有所突破了。甚至有位美国科学家上书政府要求取消国家专利局，因为他认为一切可以被发明出来的东西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这封请愿书上交于1900年，而在该年，美国国家专利局授予专利权的发明达4000多项）。
在二战中，曾亲身经历西方文明“落日辉煌”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在我的印象中，我在那里出生成长的世界及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世界成为了完全隔绝的世界。每当与年轻的朋友们谈起一战前发生的事情时，我从他们表示惊讶的发问中可以看出，那些对我来说还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在他们眼中已变成了历史和难以理解的东西，并且我的本能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他们是对的，因为连接我们的今天与昨天以及过往岁月的桥梁已经断了。”
当人类陷入到自相残杀的灾难中，当战争第一次被冠以“世界大战”的名称时，正在上高中的小弗洛姆被深深的刺激与震撼了。与此同时，他们家的一位年轻美丽的女艺术家朋友，因为他父亲的辞世而自杀。我们不能妄言这个女人在年少的弗洛姆心里有怎样的地位，但是她的死的确一直在啃噬着弗洛姆的心。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生活充满着乐趣的女人为何如此依恋她那并不可爱的父亲?
对人类暴虐与残杀的惊恐，对个人选择的不解，这些疑问使他逐渐走上了心理分析的道路。他想要解答自己的疑惑，也是为了解除人类的疑惑，弗洛姆相继在海德堡、慕尼黑、法兰克福和柏林等地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学习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并在22岁时取得了博士学位。从30岁起，弗洛姆在柏林成为一名职业的心理分析医生，同时在法兰克福心理分析学院及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担任教职，直到纳粹上台。1934年，德国国内的种族主义反犹情绪甚嚣尘上，中年的弗洛姆带着对人类、祖国、命运的忧虑，带着对未来世界的担心前往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他后半生的主要工作和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大西洋的彼岸的美洲土地上进行的。
在弗洛姆的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内容便是将心理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相结合。他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对于马克思若干关于社会与人的论述十分欣赏，并将之融入到自己的心理分析理论中，从而开拓了一条与一般更加个体与抽象人类的心理分析学派不同的路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十分流行，除心理学外，其他各人文社会科学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具有许多明显的缺陷，尤其是他的唯性欲论一直受到学界的反对和批判，而弗洛姆则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具有人道主义和社会学意义的发展。
弗洛姆善于在故事和实例中抓住心理活动的本质，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大众讲述关于心理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论述当代畸形的消费社会与人们的消费主义时（他将消费主义作为一个心理病理学的问题来看待），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一个被压迫者的人感到自己的内心是虚空的，感到自己像是瘫痪了一样，需要拄着拐杖才能行动，好像他身上有一个开关没有打开。如果他此时消费些什么，那些空虚、瘫痪和无力的感觉会暂时离开。这时他会感到：我到底还是个活人，你看，我吃进了一些东西，我不再是虚无了。他需要填充一些东西来驱散内心的空虚，他觉得自己微乎其微，只有消费能抑制这个念头。他成了一个消费人，一个被动的人。”他承认要成为一名专业的心理分析或心理咨询人员需要非常严格的训练，但他也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而且应当学习、掌握并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调控自我，更加明晰的认清自己和别人。他认为，“人不是一件物品，他是一个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在生命的每一时刻，他都正在成为、却又永远尚未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而正是借助这些对人类心理的考察，弗洛姆拥有了极为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他将现代的消费社会看作一个病态的畸形社会，认为人们往往而会陷入到各种麻醉（酒精、毒品、纵欲等）之中，以忽略自己的实存性来求得片刻虚假的安宁。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强调了爱，并在其一系列面向大众的讲演和著作中都强调了爱的价值。他认为爱不仅仅是一种感情，而且更是一种动态的艺术。假使爱不能够由自我向别人进行表达并建立爱的关系，在事实上那种感情就不能称之为爱。自小浸淫在《旧约》中的弗洛姆对于爱的意蕴有着非同寻常的体会，宗教的因素对于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关于爱的探讨中，除一般理解的情欲之爱以外，弗洛姆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讨论母性之爱、自身之爱以及上帝之爱。从这些分类中就可以看出，弗洛姆倾向于对人的自我存在和社会存在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这一途径来思考人类自身的定位、现状与前景。
在母爱的探讨中，弗洛姆认为母亲对于孩子的情感是全然无条件的，唯一的理由仅只是“他是我的孩子”。而在父爱中则体现了一种权威性，即父亲偏爱于服从自己的命令并同自己相像的孩子。关于后者，弗洛姆显然受到了《旧约创世纪》中关于以色列先祖记载的影响，并以其中的若干故事作为分析的对象（尤其是亚伯拉罕与以撒格）。而对于自身的爱似乎是整个爱的关系中若隐若现的中心。人的自我追求存在的意义，不仅是在实践的生命里，更在超越的精神中，这就必然会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感。汤因比在《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里用了极大的篇幅论述了他对自我中心和自恋的看法（也许，汤因比的焦点放在人类这个群体上），而这种情感事实上就是把对自我确认的一种需要。在我看来，消费主义社会的到来与自我意识的焦虑不安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而对于自我确认的存在意义的丧失及其强烈的寻找欲求则是其深层的心理动机。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人们对于上帝或者超越存在的依恋与热爱也是在为自己的存在与意义寻求合法性的支撑。
在我的阅读感受中，弗洛姆是一个博学、睿智、幽默而且极具社会责任感和敏锐洞察力的心理学家。他不炫耀自己知识的广博，也从不像一个训诫者。他在一个充满残忍、屠杀、堕落、迷离的狂躁时代里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冷静，也提醒我们要清醒而理智的思考，思考我们自身和我们共同的世界所遭遇到的种种问题。在《生命之爱》中，弗洛姆勾勒了他眼中畸形社会下的青年“投向虚无的反抗”，并揭示其背后富足与厌倦的紧张。同时，他又通过对人的侵略性、梦境的语言及每个人的自我分析与确认的可行性的解释与研讨，展示了一幕丰富多彩的自我心灵及社会状态的场景。尤其是在“为不是心理学家的人敞开心灵之门”一章中，弗洛姆对于这门灵魂科学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饶有意味的对比。他认为，“古代心理学家寻求理解人类的灵魂以使人变得更好”，而现代心理学的目的是使人“变得更成功”，是“为乐凌驾生活之上，为了操纵别人，为了把自己塑造成更有益于自己利益的人”。在古代，人不只为吃饭和赚钱而活着，人生需要意义，“而意义就在于人的成长，在于人类力量的发展”，然而，现代人对于“占有”更感兴趣。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弗洛姆的忧患与期望。
在20世纪的心理学家中，弗洛姆大概算不上最有学术造诣的一位。但却可被称作最有现实人文关怀的一位。他不仅肩负着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责任，也在尽力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向自己的同胞们提供释放自己、确立位置、实现价值的方法和建议。他曾经写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死去了，这是一个悲剧。这似乎是一个会刺激人产生顿悟的句子，它促使我们永远用不同以往的新鲜观点来观察这个世界，学会使用更多新的方式来经历生活。
1974年1月5日的深夜，南德广播电台播出了一期对弗洛姆的访谈，名为《以生命的名义》。在向听众介绍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时，访问者舒尔茨说道：“弗洛姆教授的最富有魅力之处，在于贯穿他的全部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正统的、不落俗套的观点……他的思想永远充满着蓬勃的生机；他拂去时间的尘埃，开通新的生命之路；他抛弃教条，也抛弃自己的固执。……正是因为弗洛姆教授是一个学无止境的人，所以无论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无法使他停滞下来。”
我想，这的确是对弗洛姆一生行事为学风格的极佳诠释。有时间的话，就多听听这位慈祥而睿智的老人的心声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更多空洞的呻吟与雷同的吼叫，而那些生命体验与思想沉淀出的结晶才是人生真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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