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不亮西方亮

一切要从“李约瑟难题”说起。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穷尽数十年心力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但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科技如此辉煌，并不逊色于同时期的西方，那么最终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现代科技文明呢？这个难题引发了无数争议，爱因斯坦的一句著名评论很适用于此：中国没能走出这两步是不必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进展居然在西方出现了。

大致而言，这就是本书的立意所在。在陈方正看来，李约瑟难题之所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乃是因为它根本就问错了——中国古代科技无论怎样都不可能发展出现代科技，正如苹果树从种子和树苗阶段起就已经决定了它不可能长出梨来。因此，更有意义的问题不在于“苹果树上为什么结不出梨”，而在于“为什么梨树上能结出梨”？

现代科学研究的传统深深地植根于西方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因此我们无法脱离其文化母体来充分认识它。基于这一观点，作者在论述现代科学在西方出现的直接原因之前，首先将之一路上溯至五六千年之前的最初源头，几乎是完整而扼要地叙述了下迄17世纪现代科学形成之前的整个西方科技史。同时他也并未忽视相关的哲学思想、社会因素、文化土壤、政治秩序对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推动力或破坏力，因为在他看来，中西科学发展的巨大差异实质上是双方整体性差异的一个侧面，因此要深入了解西方科学发展历程，则必须对西方文明有一个整体性认识。

中西文明在源头上就有着极大的差异，其文化倾向全然不同。中国文化讲究人伦、社会、实用的“重德”精神，科技上也注重实用技术；而西方的希腊哲学则是“重智”精神，喜好抽象理论而忽略实用技术，注重数学和量化推理，其基本精神是追求严格证明和空间形体的量化关系。这种严密的数理逻辑推论和科学哲学思想，衍生出现代科学思维，却向来不是中国文明所关注的。在西方与中国这种务实倾向较相近的倒是古罗马：罗马虽也有科学著作，但却仅仅将科技视为有用的知识，而较缺乏对纯粹科学理论、新发现的追求和冲动。

不过作者虽然意识到科学本身之外的因素（如社会、文化）也是重要的，却没有深入剖析。在古代，科技在不同文化中的社会声望有着极大差别。古希腊人对数理研究的精深探讨能使他们成为受尊重的学者，但在中国西汉以来的知识结构中，这些却都是受人冷眼的“术”（数术、方技、兵书等），人们觉得研究什么不好，非研究这种糟粕；而只有“学”（经史子集）才是受社会尊重的学问，所谓“君子不器”。古希腊科学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数学、几何思想，在中国文明中一直居边缘位置，晚清时王韬还直言不讳地说：“算者六艺之一，不过形而下者耳。”作为欧洲早期现代科学发展主旋律的实验科学，在中国社会也没有社会声望价值。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筛选出的中国古代科学，其实大多是出自方术类古书，用李零的话说，“是从‘伪科学’的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中国古代一流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不屑于算学、天文、占星的，视为与谶纬等迷信同类，民间的书院也从不讲授这类知识。

中西方在发展路径上的另一个显著差别是：中国古代文明在长达四五千年的历史上从未遭到根本性的挑战，是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基础上具有很强连续性的发展；而西方文明的历史则常常显现出断裂大于继承。事实上，在5世纪横贯整个亚欧大陆古典文明的蛮族入侵浪潮中，只有西方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结局：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恰恰是这种大规模消亡为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西方因祸得福，《全球通史》就此评论说，正因这种独特的断裂才使得“只有西方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简言之，新的文明。”这么说不无道理：如果恐龙在7000万年前并未灭绝，哺乳动物和人类的兴起大概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西方科学研究发展关注其“继承和叛逆”是正确的方向，因为常常是叛逆/断裂开创了新的局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它所起的作用可能比“继承”还要大。然而作者所关注的重点却显然是“继承”，他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上溯至两河文明的西方科学绵延不断的传统，中间经过早期文艺复兴的翻译运动接续，最终科学在中古欧洲诞生。借此作者得以强调他的主要观点：中西科学的分野在古希腊时代就决定了，现代科学能诞生于欧洲这一点在那时也已奠定了。而这期间断裂、叛逆、创新的因素却常常只是一笔带过，虽然现代科学诞生的不少机制（比如西欧的大学体制）实际上在古希腊是根本没有先例的。

“现代科学为什么诞生于西方”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看来主要是对12至17世纪现代科学兴起阶段的探究。但陈方正却将这个“断代史”问题写成了“通史”——事实上全书60%的篇幅都在讲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古代科技。这正是因为他过分强调历史发展的“整体相关性”，即历史上的发展和变革都有极为深远的背景。当然，梨树之所以能结出梨子需要从其种子和胚芽讲起，但二战的思想根源是否需要把日耳曼人的蛮族时代写得那么详细？

虽然反对李约瑟的推论，但陈方正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仍未跳出与李约瑟相同的陷阱，那就是：将西方的发展路径视为普遍模式。因为假定只有西方的发展是对了，那么“什么错了呢？”或“西方对在哪里？”这种观念不仅在科学史研究上如此，在政治、经济等一切问题上无一例外，一如学者们也同样激烈争论“为何明清时有资本主义萌芽（这还是个问题），却没有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的背后，正如《偷窃历史》中所说的，是一个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差异表现出某种消极的评价，因为近代欧洲科学成为标准，其他事物被认为都有欠缺，这种失败就需要给予解释。”

这里有一种强烈的目的论因素。好比某人在获得成功后，人们追溯、解释其成功时便将他小时候的聪明、努力，乃至他祖先的基因都设想为他成功的前提。同样，古希腊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和形塑了现代科学，但现代科学的成功又反过来造就了古希腊的重要性，并将之视为欧洲随后突出优势的根源——在这一点上本书就是明证。作者将现代科学视为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是中国古代科技不可能发展出来的——这没有错，但有谁规定只能有一种“现代科学”呢？谁规定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科技传统最终都必然演化为我们现在所知的这一特殊形式的“现代科学”呢？苹果树上固然不能结出梨，但难道所有果树都要结出梨来才算是成功的果树吗？

本书的主要缺陷正在此：它太像一本科学史著作而非科学哲学，解释和思辨远弱于叙述性。作者对欧洲整体文明的强调过甚（现代科学革命是混沌中出现的，无从分离其必要和充分因素，把握西方科学必须全面认识其文明整体），以至于给人以这样一种感觉：要发展和认识现代科学，除了全盘西化之外别无他途。这真的是一个好的答案吗？至少我是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