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人生——穆旦与他的时代
西南联大塑造了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用两本小说来形容西南联大：一是钱钟书的《围城》，用现实批判的眼光描写那个时代；一个是鹿桥的《未央歌》，理想而浪漫，宛若进入世外桃源，忘记了战火硝烟。在这样的时代精神塑造下的诗人穆旦，用诗书写着浪漫的《未央歌》，经历着残酷的《围城》。本篇文章从穆旦入手，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旅程。
一． 三千里路云和月
37年，日本的飞机轰炸到了古老的北平，三所著名的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开始了3000里南迁的旅途。旅途非常艰辛，许多同学第一次长途跋涉，草鞋穿不惯，不屑两套就破，走上益田路，叫上十几个泡是常事，这不是游山玩水，而是真实的流亡 。但是步行团成员可以根据各自的爱好，自由组成“兴趣小组”，分别进行摄影、写作、调查、采集等活动。穆旦也与民歌采访组的同学搜集民谣，酝酿了他的组诗《三千里不行》的创作。“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两旁。”就是当时行路的风景，这些气势磅礴的句子都是在辛苦的长途跋涉下才能流泻而出，早在长沙临大燕卜荪向穆旦等人介绍浪漫派诗人雪莱、拜伦，《野兽》的“狂暴的原野和猛烈的火焰”也是在那个长安临大而出，但这一切却不比“凶险的海浪澎湃，映红着往日的灰烬”，“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来得动魄惊心。
这是年轻人的长征路，虽然有些悲壮的成分，但大体上是洋溢着生命的热忱。在《原野上走路》这篇文章里，已经无法看到穆旦眼中对路途的迷茫和恐惧，俨然只有欣喜。“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那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而今天，这片自由阔大的原野，从茫茫的天边把我们拥抱了，我们简直可以再浓郁的率海上浮游。”，这些句子书写着年轻人的冒险，挣脱5000年古老中国的藩篱，走上了“我们所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他们的心一方面是对前辈束缚的礼教的背叛，另一方面又燃烧着拯救民族的热情，“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
二． 围城与未央歌——西南联大的复调音乐
⑴现实的围城
37年抗战后，诗的时代感被强调，诗与政治的关系紧紧相连。作家必须“打倒贵族、古典和山林文学；在抗日和内战时期，理想中国则等同那最后地战胜了敌人的日子啊” ，臧克家赤裸裸地标语化的诗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孩子鼓粗了脖子狂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穆旦在冬青诗社里写的诗，含蓄、深沉地表达这样的民族情绪。在《五月》中，诗人说到“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无尽的阴谋；生产的痛楚是你们的，是你们教了我鲁迅的杂文” 这个二次的诞生是在民族的苦难中催生出来的。在《赞美》中，这样的感情就热烈地表现出来，并且这首诗得到了当时人们极大的欣赏，穆旦大部分的诗因为过于深沉，所以普通人难以欣赏，但是像《赞美》那样的诗却能激起人们的好感，可见当时时代的氛围。“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虽然穆旦的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的时代精神影响，然而他却始终保持着与狂热的政治情绪的距离，王佐良说“人家把他当作左派，正同每一个尤为的中国作家多少总是一个左派。但是他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 真正的诗人都是如此，他可以发出时代的声音，但也要直通到天堂的高度，比如Bob Dylan的Blowing in the wind就远远超越于一首政治歌曲。比如《我》就是对寻找真我的探讨，“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因为在那样政治化的年代，人们很容易就会抛出自我，与一个巨大的民族或者国家的符号融合，就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论述的权威主义逃避机制，就是放弃个人自我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在与之相融合的权利中，获得新的安全与自豪。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常会做的事情，集体的大我代替了真我。所以穆旦才会如此说，“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仇恨着母亲给分出的梦境。” 他清楚的知道，对部分的自己的认同可能会带来更深的绝望，人会因符号化的自己而盲目，就如帕斯卡尔说的一样，仅仅是因为国籍就彼此屠杀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荒谬。
⑵诗意的未央歌
同样是抗战时期的小说，未央歌却没有一点硝烟的浸染，全然是西南联大的师生与同学的诗意追求：在空袭的警报声中，西南联大的师生在“草顶或铁皮顶”的“最廉价的土房里”，满心喜悦的，又毫不挑剔地完成他们的学业。学生们把图书馆、实验室放在校外山野、市尘中区，在躲警报的时候躺在山上学习法文等。 这一群学子虽面临生活上的窘境，却以探求真知为乐。这就是未央歌式的联大精神。
在联大的穆旦先后也成立了南湖诗社和冬青诗社，“冬青文艺社”举行过多次小型座谈会，先后邀请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等教授作专题演讲。还组织过多次诗歌朗诵，并尝试用广东方言、英、法、俄语等朗诵。外文系的闻家驷、冯至、陈嘉等教授也会参加“冬青文艺社”的活动，给以支持。王佐良在《一个中国诗人》里就有这样的描述，“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你拿钱作家迫切地热烈讨论着有关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深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
穆旦的诗绝少有田园式的梦境，但有许多形而上的对人生的思考，如《在旷野上》“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为了我窥见的美丽的真理，而不幸，彷徨的日子将不再有了，当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那些深情的执拗和偏见！）” 。穆旦进入联大后就受教于燕卜荪，读了许多外国诗，特别是雪莱、拜伦、惠特曼和艾略特的英美诗，雪莱的《无常》、艾略特的《荒原》无不直指生命的思考。艾略特的荒原是现代但丁的地狱，荒原里的人“一度活着的如今死了，我们曾活过而今却在垂死。” ，荒原的意识是现代人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特有的幻灭体验和绝望意识。这样的精神不仅仅大大影响英美诗坛，也震撼了穆旦。穆旦在《从空虚到充实》中，穆旦笔下的Henry王和家庭争吵了两三天，带着疲倦走进咖啡店里，又舒适地靠在松软的皮椅上。对于明天他有着同样的困惑：“我该，我做什么好呢，他想。”这样的感叹反映了诗人“无处归依”的生命体验。同样的，在《神魔之争》中，象征着人类的林妖在神魔的辩论中，无奈也无力地念叨着重复的话语“谁知到我们什么做成？啄木鸟回答：叮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愚蠢，一如树叶永远的红。”人生不在人类的掌控之下，所有的人都只能荒诞地生活着，一如等待戈多的弗拉基米尔与埃斯特拉冈一样。
三． 残酷的野人山——归回个体
1941年，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西南联大”部分同学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穆旦在西南联大毕业之初，就对一位同学说过：“国难日亟，国亡五日，不抗战无法解决问题，不打日本鬼子无法消除心头之恨。”这年3月回到昆明不久，就离开西南联大的江西，出征缅甸抗日战场。穆旦最初在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部杜聿明那里担任随军翻译，以后派到第五军工作，担任少校英文翻译官，走上战斗最前线。世上没有一所学校是以参军报国为学历的，唯有联大的学生前仆后继地奔上前线。一方面，这是因为国家处于危难的特殊情况；另一方面，这也是西南联大的双重精神在逐渐向一方偏移，投笔从戎的事屡见不鲜。
在战斗过程中，穆旦所在的第五军撤退到密支那地区，被迫退入野人山，准备到印度集结。穆旦所在的部队走着最后，要掩护整个大部队撤退。这是一次被人称为“自杀性的殿后战”。穆旦对这次撤退的经历没有什么提过，只有一位女战士李明华的《野人山余生记》提到了残酷的见闻：自从民国三十一年，在缅北不知名的村落中，全体官兵毁掉重型武器徒步进入原始森林。从此补给中断，全凭个人谋生。初时队伍还能像蚂蚁队伍一般，几天后渐渐分散，成三三两两的散兵。断粮半个多月，人人饥饿不堪，许多官兵因此毒野菜而丧生。穆旦的战马倒毙在半路上，他也不行迷失在胡康河谷，即缅甸人称为“地狱之门”的地方。这里北邻高黎贡山，东西是横断山脉重峦叠嶂。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野人山，四围活动的生物是大蟒和吸血蚂蝗。地上没有路，只有累累白骨做指路牌。穆旦在野人山中消失了5个月，竟然奇迹般生还了。后来他在加尔各答接受治疗，据王佐良说：他变了一个人。
1942年，他在加尔各答养病，病中他写了《阻滞的路》、《自然底梦》和《幻想底乘客》，抒写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我要回去，回去我已迷失的故乡，趁这次绝望给我引路，在泥淖里，摸索那位时间遗落的一块精美的宝藏。”穆旦仿佛还在森林当中穿行，遥远的地方有故乡的声音，但是他却在泥淖里。穆旦在这首诗里再三提到“我要回去”，即使被“你们歧视我来自陌生的地方”，但他仍肯定自己“曾是和你们一样的，孩子”。他虽然内心饱受苦难，但仍保持着善良的天性，没有将仇恨填满胸襟。
后来在1945年，穆旦重新修改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在这篇祭文里你看不到仇恨的身影，只有看到人与森林的对话，述说着渺小的人类在无常的自然里的无奈。正如里面的“人说：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森林说：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人类之间的斗争在自然的眼中几乎不值一提，就如诗最后说到：“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不再听闻……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划入树干而滋生”。穆旦认为，人类一切的战争在自然（或者是上帝）的手中宛如短暂的玩笑，不被纪念。穆旦对战争的看法从原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变成了人类的苦难对上天最深的质问。
1947年，在《旗》这首诗中，穆旦更是直接地指出了标语式的旗煽动的民族情绪，进而推动的战争的悲哀。“我们都在下面，你在高风飘扬……又简单明确，又博大无形……你渺小的身体是战争的动力，战争过后，而你是唯一的完整，我们化成灰，光荣由你留存。太肯负责人，我们有时茫然，资本家和地主拉你来解释，用你取得众人的和平。……是大家的方向，因你而胜利固定，我们爱慕你，如今属于人民。” 当一个符号的旗帜被高举时，人们就有了杀人的正义，如今属于人民，仿佛穆旦看到了将来因为人民的正义而屠杀的个体。
四． 在文革中的沉默——理想幻灭
十年文革，在全国是一场浩劫。穆旦作为一名南开大学的教师当然不能幸免于难，他们首先少了穆旦的家，把穆旦抓到集中营劳改，后来被关进南开大学的牛棚负责打扫厕所和校园的道路，以及游泳池。他在劳动期间保持沉默，从来不参与抵触的讨论，但也不忘关心别人。到后来周与良（穆旦的妻子）也遭了无妄之灾，在半年来受尽折磨，要不是考虑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她也想死了算了。四个孩子因为出身不好也受到了牵连，从小得不到正规的教育，仅仅只有穆旦自己有空才能教他们读书，穆旦自己就一直对周与良说，我们的孩子没有得到教育怎么办啊。在这其中，让穆旦非常伤心的是萧珊的冤死，萧珊、巴金和穆旦的关系非常好，萧珊在文革中因为疾病得不到医治去世，这点在巴金的《随想录》记载，巴金宁愿将自己所有的稿件烧毁，只愿救出萧珊。这种撕心裂肺的痛，在穆旦的事里也有体现，“你永远关闭了，不管多珍贵的回忆曾经留在你栩栩生动的册页中，……永远关闭了，我再也无法跨进一步到这冰冷的石门后漫步和休憩……永远关闭了，叹息也不能打开它，我的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留下贫穷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独自回顾那已丧失的财富和自己。”
穆旦到文革的最后一年才开始写诗，一写就写了20多首，但他至死也没有等到自己的平反就过世了。76年写的几首诗都是布满了苦难的痕迹，但又不缺生命的动力，不得不佩服穆旦先生的意志。他在《智慧之歌》里，对人生中三种理想直接的冲击和质疑：“有一种欢喜时青春的爱情，那是遥远天边的灿烂的流星，有的不知去向，永远消逝了，有的落在脚前，冰冷而僵硬。另一种欢喜是喧腾的友谊，茂盛的花不知道还有秋季，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生活的冷风把热情铸为实际。另一种欢喜是迷人的理想，它使我在荆棘之途走得够远，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了笑谈”。尤其是理想，在文革的喧嚣中，不知有多少理想变为笑谈。在联大里，青年高谈阔论的为国奋斗如今却消磨在一个个牛棚里，岂不是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吗？所以穆旦在最后说“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但惟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在文革期间，我想他经历的苦痛太多，虽然这些苦痛可以滋养智慧，但是也许生命才是诗人更看重的。就像巴金要用诗稿换回萧珊的姓名，又有什么样的智慧能换来这么多生命的浩劫。
五．结语——人生本来是个严酷的冬天
穆旦在1976年12月写了自己最后一首诗，是春夏秋冬组诗里的《冬》。这首诗里诗人虽然不断的重复“人生是个严酷的冬天”，但却不是消极的情调，乃是在严冬中生命仍然与严冬搏斗的过程，就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样。“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这样的诗句从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心里流出，不得不赞叹其心志之豁达。但又有多少人能用这样的生命力来面对这样严酷的寒冬，多少诗人倒毙在野人山，冤死在文革的集中营。当穆旦走过了青春的理想，残酷的自然，虚伪的政治，留给他的是直面人生的生命力，也许这就是那一代的灵魂最沉重的撞击。
一． 三千里路云和月
37年，日本的飞机轰炸到了古老的北平，三所著名的高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开始了3000里南迁的旅途。旅途非常艰辛，许多同学第一次长途跋涉，草鞋穿不惯，不屑两套就破，走上益田路，叫上十几个泡是常事，这不是游山玩水，而是真实的流亡 。但是步行团成员可以根据各自的爱好，自由组成“兴趣小组”，分别进行摄影、写作、调查、采集等活动。穆旦也与民歌采访组的同学搜集民谣，酝酿了他的组诗《三千里不行》的创作。“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两旁。”就是当时行路的风景，这些气势磅礴的句子都是在辛苦的长途跋涉下才能流泻而出，早在长沙临大燕卜荪向穆旦等人介绍浪漫派诗人雪莱、拜伦，《野兽》的“狂暴的原野和猛烈的火焰”也是在那个长安临大而出，但这一切却不比“凶险的海浪澎湃，映红着往日的灰烬”，“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来得动魄惊心。
这是年轻人的长征路，虽然有些悲壮的成分，但大体上是洋溢着生命的热忱。在《原野上走路》这篇文章里，已经无法看到穆旦眼中对路途的迷茫和恐惧，俨然只有欣喜。“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那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不断地捞我们到绝望去的城市。而今天，这片自由阔大的原野，从茫茫的天边把我们拥抱了，我们简直可以再浓郁的率海上浮游。”，这些句子书写着年轻人的冒险，挣脱5000年古老中国的藩篱，走上了“我们所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他们的心一方面是对前辈束缚的礼教的背叛，另一方面又燃烧着拯救民族的热情，“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
二． 围城与未央歌——西南联大的复调音乐
⑴现实的围城
37年抗战后，诗的时代感被强调，诗与政治的关系紧紧相连。作家必须“打倒贵族、古典和山林文学；在抗日和内战时期，理想中国则等同那最后地战胜了敌人的日子啊” ，臧克家赤裸裸地标语化的诗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孩子鼓粗了脖子狂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穆旦在冬青诗社里写的诗，含蓄、深沉地表达这样的民族情绪。在《五月》中，诗人说到“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无尽的阴谋；生产的痛楚是你们的，是你们教了我鲁迅的杂文” 这个二次的诞生是在民族的苦难中催生出来的。在《赞美》中，这样的感情就热烈地表现出来，并且这首诗得到了当时人们极大的欣赏，穆旦大部分的诗因为过于深沉，所以普通人难以欣赏，但是像《赞美》那样的诗却能激起人们的好感，可见当时时代的氛围。“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虽然穆旦的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的时代精神影响，然而他却始终保持着与狂热的政治情绪的距离，王佐良说“人家把他当作左派，正同每一个尤为的中国作家多少总是一个左派。但是他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 真正的诗人都是如此，他可以发出时代的声音，但也要直通到天堂的高度，比如Bob Dylan的Blowing in the wind就远远超越于一首政治歌曲。比如《我》就是对寻找真我的探讨，“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因为在那样政治化的年代，人们很容易就会抛出自我，与一个巨大的民族或者国家的符号融合，就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论述的权威主义逃避机制，就是放弃个人自我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或某物合为一体，在与之相融合的权利中，获得新的安全与自豪。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常会做的事情，集体的大我代替了真我。所以穆旦才会如此说，“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仇恨着母亲给分出的梦境。” 他清楚的知道，对部分的自己的认同可能会带来更深的绝望，人会因符号化的自己而盲目，就如帕斯卡尔说的一样，仅仅是因为国籍就彼此屠杀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荒谬。
⑵诗意的未央歌
同样是抗战时期的小说，未央歌却没有一点硝烟的浸染，全然是西南联大的师生与同学的诗意追求：在空袭的警报声中，西南联大的师生在“草顶或铁皮顶”的“最廉价的土房里”，满心喜悦的，又毫不挑剔地完成他们的学业。学生们把图书馆、实验室放在校外山野、市尘中区，在躲警报的时候躺在山上学习法文等。 这一群学子虽面临生活上的窘境，却以探求真知为乐。这就是未央歌式的联大精神。
在联大的穆旦先后也成立了南湖诗社和冬青诗社，“冬青文艺社”举行过多次小型座谈会，先后邀请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等教授作专题演讲。还组织过多次诗歌朗诵，并尝试用广东方言、英、法、俄语等朗诵。外文系的闻家驷、冯至、陈嘉等教授也会参加“冬青文艺社”的活动，给以支持。王佐良在《一个中国诗人》里就有这样的描述，“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你拿钱作家迫切地热烈讨论着有关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深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
穆旦的诗绝少有田园式的梦境，但有许多形而上的对人生的思考，如《在旷野上》“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为了我窥见的美丽的真理，而不幸，彷徨的日子将不再有了，当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那些深情的执拗和偏见！）” 。穆旦进入联大后就受教于燕卜荪，读了许多外国诗，特别是雪莱、拜伦、惠特曼和艾略特的英美诗，雪莱的《无常》、艾略特的《荒原》无不直指生命的思考。艾略特的荒原是现代但丁的地狱，荒原里的人“一度活着的如今死了，我们曾活过而今却在垂死。” ，荒原的意识是现代人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特有的幻灭体验和绝望意识。这样的精神不仅仅大大影响英美诗坛，也震撼了穆旦。穆旦在《从空虚到充实》中，穆旦笔下的Henry王和家庭争吵了两三天，带着疲倦走进咖啡店里，又舒适地靠在松软的皮椅上。对于明天他有着同样的困惑：“我该，我做什么好呢，他想。”这样的感叹反映了诗人“无处归依”的生命体验。同样的，在《神魔之争》中，象征着人类的林妖在神魔的辩论中，无奈也无力地念叨着重复的话语“谁知到我们什么做成？啄木鸟回答：叮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愚蠢，一如树叶永远的红。”人生不在人类的掌控之下，所有的人都只能荒诞地生活着，一如等待戈多的弗拉基米尔与埃斯特拉冈一样。
三． 残酷的野人山——归回个体
1941年，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西南联大”部分同学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穆旦在西南联大毕业之初，就对一位同学说过：“国难日亟，国亡五日，不抗战无法解决问题，不打日本鬼子无法消除心头之恨。”这年3月回到昆明不久，就离开西南联大的江西，出征缅甸抗日战场。穆旦最初在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部杜聿明那里担任随军翻译，以后派到第五军工作，担任少校英文翻译官，走上战斗最前线。世上没有一所学校是以参军报国为学历的，唯有联大的学生前仆后继地奔上前线。一方面，这是因为国家处于危难的特殊情况；另一方面，这也是西南联大的双重精神在逐渐向一方偏移，投笔从戎的事屡见不鲜。
在战斗过程中，穆旦所在的第五军撤退到密支那地区，被迫退入野人山，准备到印度集结。穆旦所在的部队走着最后，要掩护整个大部队撤退。这是一次被人称为“自杀性的殿后战”。穆旦对这次撤退的经历没有什么提过，只有一位女战士李明华的《野人山余生记》提到了残酷的见闻：自从民国三十一年，在缅北不知名的村落中，全体官兵毁掉重型武器徒步进入原始森林。从此补给中断，全凭个人谋生。初时队伍还能像蚂蚁队伍一般，几天后渐渐分散，成三三两两的散兵。断粮半个多月，人人饥饿不堪，许多官兵因此毒野菜而丧生。穆旦的战马倒毙在半路上，他也不行迷失在胡康河谷，即缅甸人称为“地狱之门”的地方。这里北邻高黎贡山，东西是横断山脉重峦叠嶂。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野人山，四围活动的生物是大蟒和吸血蚂蝗。地上没有路，只有累累白骨做指路牌。穆旦在野人山中消失了5个月，竟然奇迹般生还了。后来他在加尔各答接受治疗，据王佐良说：他变了一个人。
1942年，他在加尔各答养病，病中他写了《阻滞的路》、《自然底梦》和《幻想底乘客》，抒写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我要回去，回去我已迷失的故乡，趁这次绝望给我引路，在泥淖里，摸索那位时间遗落的一块精美的宝藏。”穆旦仿佛还在森林当中穿行，遥远的地方有故乡的声音，但是他却在泥淖里。穆旦在这首诗里再三提到“我要回去”，即使被“你们歧视我来自陌生的地方”，但他仍肯定自己“曾是和你们一样的，孩子”。他虽然内心饱受苦难，但仍保持着善良的天性，没有将仇恨填满胸襟。
后来在1945年，穆旦重新修改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在这篇祭文里你看不到仇恨的身影，只有看到人与森林的对话，述说着渺小的人类在无常的自然里的无奈。正如里面的“人说：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森林说：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人类之间的斗争在自然的眼中几乎不值一提，就如诗最后说到：“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不再听闻……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划入树干而滋生”。穆旦认为，人类一切的战争在自然（或者是上帝）的手中宛如短暂的玩笑，不被纪念。穆旦对战争的看法从原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变成了人类的苦难对上天最深的质问。
1947年，在《旗》这首诗中，穆旦更是直接地指出了标语式的旗煽动的民族情绪，进而推动的战争的悲哀。“我们都在下面，你在高风飘扬……又简单明确，又博大无形……你渺小的身体是战争的动力，战争过后，而你是唯一的完整，我们化成灰，光荣由你留存。太肯负责人，我们有时茫然，资本家和地主拉你来解释，用你取得众人的和平。……是大家的方向，因你而胜利固定，我们爱慕你，如今属于人民。” 当一个符号的旗帜被高举时，人们就有了杀人的正义，如今属于人民，仿佛穆旦看到了将来因为人民的正义而屠杀的个体。
四． 在文革中的沉默——理想幻灭
十年文革，在全国是一场浩劫。穆旦作为一名南开大学的教师当然不能幸免于难，他们首先少了穆旦的家，把穆旦抓到集中营劳改，后来被关进南开大学的牛棚负责打扫厕所和校园的道路，以及游泳池。他在劳动期间保持沉默，从来不参与抵触的讨论，但也不忘关心别人。到后来周与良（穆旦的妻子）也遭了无妄之灾，在半年来受尽折磨，要不是考虑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她也想死了算了。四个孩子因为出身不好也受到了牵连，从小得不到正规的教育，仅仅只有穆旦自己有空才能教他们读书，穆旦自己就一直对周与良说，我们的孩子没有得到教育怎么办啊。在这其中，让穆旦非常伤心的是萧珊的冤死，萧珊、巴金和穆旦的关系非常好，萧珊在文革中因为疾病得不到医治去世，这点在巴金的《随想录》记载，巴金宁愿将自己所有的稿件烧毁，只愿救出萧珊。这种撕心裂肺的痛，在穆旦的事里也有体现，“你永远关闭了，不管多珍贵的回忆曾经留在你栩栩生动的册页中，……永远关闭了，我再也无法跨进一步到这冰冷的石门后漫步和休憩……永远关闭了，叹息也不能打开它，我的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留下贫穷的我，面对严厉的岁月，独自回顾那已丧失的财富和自己。”
穆旦到文革的最后一年才开始写诗，一写就写了20多首，但他至死也没有等到自己的平反就过世了。76年写的几首诗都是布满了苦难的痕迹，但又不缺生命的动力，不得不佩服穆旦先生的意志。他在《智慧之歌》里，对人生中三种理想直接的冲击和质疑：“有一种欢喜时青春的爱情，那是遥远天边的灿烂的流星，有的不知去向，永远消逝了，有的落在脚前，冰冷而僵硬。另一种欢喜是喧腾的友谊，茂盛的花不知道还有秋季，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生活的冷风把热情铸为实际。另一种欢喜是迷人的理想，它使我在荆棘之途走得够远，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了笑谈”。尤其是理想，在文革的喧嚣中，不知有多少理想变为笑谈。在联大里，青年高谈阔论的为国奋斗如今却消磨在一个个牛棚里，岂不是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吗？所以穆旦在最后说“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但惟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在文革期间，我想他经历的苦痛太多，虽然这些苦痛可以滋养智慧，但是也许生命才是诗人更看重的。就像巴金要用诗稿换回萧珊的姓名，又有什么样的智慧能换来这么多生命的浩劫。
五．结语——人生本来是个严酷的冬天
穆旦在1976年12月写了自己最后一首诗，是春夏秋冬组诗里的《冬》。这首诗里诗人虽然不断的重复“人生是个严酷的冬天”，但却不是消极的情调，乃是在严冬中生命仍然与严冬搏斗的过程，就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样。“人生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这样的诗句从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心里流出，不得不赞叹其心志之豁达。但又有多少人能用这样的生命力来面对这样严酷的寒冬，多少诗人倒毙在野人山，冤死在文革的集中营。当穆旦走过了青春的理想，残酷的自然，虚伪的政治，留给他的是直面人生的生命力，也许这就是那一代的灵魂最沉重的撞击。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