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毛—范近代通史体系的另种史观
当我阅读国内出版的历史书，时常会想起这样一句话“哑巴告诉聋子瞎子看到鬼”，层层不合常理的权威解释叠加在一起，说不清的吊诡和荒诞。胡适不曾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话，但我记得《1984》曾经这样写道“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历史，控制了历史就控制了现在”，胜利者把淋漓的鲜血洗涤成淡红的血色，把历史的真实，改写成历史的想象，这是一种怎样无奈和悲哀的境地。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哪怕是旷野里寂寥的或者被阉割过的。
平心而论，毛-范的近代通史体系对于近现代史是有它自己独到见解的。但把这样一家之言作为不容置疑的历史教育权威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是一种很有用的历史分析方法，但把它作为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全能工具甚至是唯一工具又是另外一回事。回想二十世纪各个学科的发展，最该总结和检讨的莫过于历史学（暂且不论政治学，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尚且没有成为可以自由研究和讨论的学科）。
今天《近代中国史纲》再版，郭老这本收山之作的确值得对近代史感兴趣的朋友认真读读，也不一定要从中得到什么感悟或者获得什么认知，但能了解一些异于教科书的观点就足够了。书中一些观点放在三十年前也许惊世骇俗，但在今天却能够公开出版，也说明社会也许不以我们希望的速度发展，但多少还是在前进的。
郭老这本书的历史内容其实与毛-范体系并没有根本上的出入，关键在于对历史事实如何解释。比如关于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官方的解释是亚罗号和马赖神父事件，是英法为了扩大罪恶的鸦片贸易发动的侵略战争。这样的看法，当然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但片面的真实甚至比纯粹的谎言更加危险。刻意忽略“英军入城”问题和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后修约的历史的背后，是刻意掩盖了清政府从上至下的昧于大势，没有近代社会契约和法律观念，完全与近代世界脱轨的社会现状。话又说回来，鸦片战争的重新认识仅是挂一漏万，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等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又有哪个不需要再认识和解读的呢？其二，郭老这本书没有太多的历史论述的篇幅，即使有限的论述，也尽可能是在事实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作出，尽量避免了由于自身观点，改变历史色彩的情况发生。中国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教育的功能，传统的历史学观，重要的不是历史事实的记录，而是臧否人物，褒贬忠奸。尽管现代历史学说已经充分说明，绝对的历史客观记录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尽己所能的还原历史本原，仍是历史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全书用历史说话，却比泛泛的论述更打动人心，达到的教育效果恐怕是比用意识形态改造历史的做法高明百十倍。
金无足赤，书中也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书的定位是学术大家写的历史通史普及读物，自然一些历史细节做不到很细致，对近现代史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以这部书做导引，对有关细节做进一步了解。其二，书中的有些注释显得莫名其妙，比如第261页关于慈禧立宪的考虑，“自身亦或难保”，注释是“年来康有为屡谋暗杀慈禧”，意思好像就变成了慈禧仅担心保皇派对己不利，更广大的社会推进力量如立宪派和革命党都没有提及，又或者“自身亦或难保”仅理解成对自身的人身伤害，而没有考虑清王朝的存续问题。注释也大多不注明出处，甚至有“据云”这样没有证实的信息。例如，第280页，关于孙中山主推黎元洪和袁世凯为总统的注释“时为11月16日，据云系吴敬恒的主张”，第370页关于沙基惨案的注释“据云示威大队中有苏俄顾问，命陆军学生开枪”等云。其三，由于当时历史资料的限制，郭老对共产党的论述明显有些空泛，甚至存在历史错误。比如中央苏区的权力斗争非常简略，延安的整风干脆没有；又比如458页的八路军会同国军重创“四千日军”于平型关，就值得商榷。不知道这个数字出于何处，我个人的看法，八路能歼敌五百上下已经不错，当时南口战役失败后，国军败退尚未重整，主力布置在忻口方向，平型关方面没有歼敌四千的兵力和能力。
傅国涌先生在《重读宋教仁》的历史随感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们回首历史，看到的仿佛只有尘埃，只有权势的喧嚣和赞美，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的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我们淡忘。在民族的集体记忆里不能总是缺乏自我忏悔、自我反省的意识，先行者的教诲不能一再地被遗忘，历史不能一再地重蹈覆辙”。说的虽然只是中国最初的宪政改革者宋教仁，但也道出了沉重的中国近现代史不断被篡改、扭曲的尤其沉重的一面，当年司马迁为项羽作传的气度在今天的历史学人身上已经不多见了。
书后小记这样写道“历史是一门郑重的学问，一涉偏私，贻误后人，...... ,无惊人之笔，更不敢妄加私见，仅能就所知道的点点滴滴，平实的写出来，作个交代，以就正于同辈后辈”。这样高山仰止的学术大家，却有着这样严谨谦虚的治学态度，是让我辈汗颜且共勉的。
平心而论，毛-范的近代通史体系对于近现代史是有它自己独到见解的。但把这样一家之言作为不容置疑的历史教育权威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是一种很有用的历史分析方法，但把它作为解释一切历史现象的全能工具甚至是唯一工具又是另外一回事。回想二十世纪各个学科的发展，最该总结和检讨的莫过于历史学（暂且不论政治学，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尚且没有成为可以自由研究和讨论的学科）。
今天《近代中国史纲》再版，郭老这本收山之作的确值得对近代史感兴趣的朋友认真读读，也不一定要从中得到什么感悟或者获得什么认知，但能了解一些异于教科书的观点就足够了。书中一些观点放在三十年前也许惊世骇俗，但在今天却能够公开出版，也说明社会也许不以我们希望的速度发展，但多少还是在前进的。
郭老这本书的历史内容其实与毛-范体系并没有根本上的出入，关键在于对历史事实如何解释。比如关于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官方的解释是亚罗号和马赖神父事件，是英法为了扩大罪恶的鸦片贸易发动的侵略战争。这样的看法，当然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但片面的真实甚至比纯粹的谎言更加危险。刻意忽略“英军入城”问题和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后修约的历史的背后，是刻意掩盖了清政府从上至下的昧于大势，没有近代社会契约和法律观念，完全与近代世界脱轨的社会现状。话又说回来，鸦片战争的重新认识仅是挂一漏万，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等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又有哪个不需要再认识和解读的呢？其二，郭老这本书没有太多的历史论述的篇幅，即使有限的论述，也尽可能是在事实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作出，尽量避免了由于自身观点，改变历史色彩的情况发生。中国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教育的功能，传统的历史学观，重要的不是历史事实的记录，而是臧否人物，褒贬忠奸。尽管现代历史学说已经充分说明，绝对的历史客观记录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尽己所能的还原历史本原，仍是历史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全书用历史说话，却比泛泛的论述更打动人心，达到的教育效果恐怕是比用意识形态改造历史的做法高明百十倍。
金无足赤，书中也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书的定位是学术大家写的历史通史普及读物，自然一些历史细节做不到很细致，对近现代史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以这部书做导引，对有关细节做进一步了解。其二，书中的有些注释显得莫名其妙，比如第261页关于慈禧立宪的考虑，“自身亦或难保”，注释是“年来康有为屡谋暗杀慈禧”，意思好像就变成了慈禧仅担心保皇派对己不利，更广大的社会推进力量如立宪派和革命党都没有提及，又或者“自身亦或难保”仅理解成对自身的人身伤害，而没有考虑清王朝的存续问题。注释也大多不注明出处，甚至有“据云”这样没有证实的信息。例如，第280页，关于孙中山主推黎元洪和袁世凯为总统的注释“时为11月16日，据云系吴敬恒的主张”，第370页关于沙基惨案的注释“据云示威大队中有苏俄顾问，命陆军学生开枪”等云。其三，由于当时历史资料的限制，郭老对共产党的论述明显有些空泛，甚至存在历史错误。比如中央苏区的权力斗争非常简略，延安的整风干脆没有；又比如458页的八路军会同国军重创“四千日军”于平型关，就值得商榷。不知道这个数字出于何处，我个人的看法，八路能歼敌五百上下已经不错，当时南口战役失败后，国军败退尚未重整，主力布置在忻口方向，平型关方面没有歼敌四千的兵力和能力。
傅国涌先生在《重读宋教仁》的历史随感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们回首历史，看到的仿佛只有尘埃，只有权势的喧嚣和赞美，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的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我们淡忘。在民族的集体记忆里不能总是缺乏自我忏悔、自我反省的意识，先行者的教诲不能一再地被遗忘，历史不能一再地重蹈覆辙”。说的虽然只是中国最初的宪政改革者宋教仁，但也道出了沉重的中国近现代史不断被篡改、扭曲的尤其沉重的一面，当年司马迁为项羽作传的气度在今天的历史学人身上已经不多见了。
书后小记这样写道“历史是一门郑重的学问，一涉偏私，贻误后人，...... ,无惊人之笔，更不敢妄加私见，仅能就所知道的点点滴滴，平实的写出来，作个交代，以就正于同辈后辈”。这样高山仰止的学术大家，却有着这样严谨谦虚的治学态度，是让我辈汗颜且共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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