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的一本书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转载的 因为我年代太久远了 看不到 在谢晖的《法治讲演录》有引述 因此就在豆瓣上mark下这本好书 并搜集了该博文 做个记号吧
全书划分六个章节，每个章节围绕一个提问来展开讨论，在开头“作者的话”里首先阐述每个时代虽然都有自身确切的目标，但从千百年整体历史上来看，都存在着某种盲目性，历史的规律就深深潜伏在这种盲目性中。第一章节劈头就是一个提问并以之贯彻始终：“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延续达两千年之久？”
作者运用控制论的观点提出跳出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寻求原因的传统方法，而在整体上，从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角度即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古老命题并探求终极原因。作者由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正是宗法一体化，这个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造就了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繁荣，也导致了帝国两千年的长久停滞，它调节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为封建王朝构建了超稳定系统，也扼杀了资本主义的新生萌芽，它繁殖了自身必然的产物无组织力量并导致帝国腐化、旧结构的瓦解，也因自身的特点为农民起义廓清了道路，也正是它，为新封建王朝的重建提供了两块重要模板，从而使中国永远在烂熟的文明中重复着王朝的永远轮回。
作者首先把中国的历史与欧洲做了一番比较，封建社会欧洲列国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而中国则动辄是长达两三百年的封建王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主导形式，作者认为，就是因为宗法大一统的结构特点使中国克服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带来的分散性负面影响，从而建立了跨越区域的稳定大国。所谓一体化结构，即将意识形态结构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结构的组织能力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超级组织力量。首先政治结构的组织力量是官僚机构，意识形态结构组织力量是统一信仰的儒家正统思想，经济结构是地主经济，历代王朝就是这样用官僚营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骨架，组成了强大的官僚机器。官僚队伍以儒生为主，官员的流动，避免了地方官僚贵族化的趋向；统一的儒家国家学说，灌输“忠君保民”的思想意识，得以统一贯彻中央政府号令；在通讯联系上，繁忙的水陆交通，功能齐全的驿站邮传等强大的通讯网络，都克服了小农经济分散性特点，从而使组成超稳定封建大国成为可能。
在一体化结构对封建社会调节功能上，作者特别指出欧洲封建社会贵族化趋势的三部曲：分封制—农奴对领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割据，而中国一体化结构特点恰恰很好的克制了这些不利因素：在分封制上，历代通过系列措施如“削藩”或加强“郡县制”来遏止贵族割据，强化皇权；在对控制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上，通过官僚机构，与地主争夺生产者。当然在军事上通过儒家信仰的侵润，减少了封建割据的可能。
下面讲到另一个特色，就是国家与个人（子民）中一个重要桥梁—宗法家族、家庭，它是周朝氏族社会和等级分封制的产物，正是儒家学说，使宗法家族与封建国家高度协调起来，在结构上保持着惊人的同构性，国家通过这一重要中间层次对个人进行严格的约束、控制，宗法制家族也保存着国家组织的大量信息，在旧结构的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模板重要作用。
就这样，宗法一体化调节结构的强控制作用，在思想上保持儒家的绝对正统，在政治上防止党派的产生，经济上控制土地买卖和商业发展程度，造就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大都市的繁荣，但又因强控制的特点固化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结构，遏止了新生事物的萌芽，它的脆性和强控制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第一个重要环节。
所谓无组织力量是某种社会结构在维持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能瓦解自身结构又不代表新生结构的某种力量，它的出现有着它的必然性，在官僚结构上是自身的膨胀和腐化，官僚的腐败，冗员增加，导致皇权强化，从而又导致宦官、外戚掌权这样的恶性循环。在经济上表现是土地兼并严重，土地兼并一旦失控，则官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无组织力量合流，出现官僚腐败，恶霸地主的横行。而封建国家只有用一体化结构来调节，只有用官僚机构来进行改革，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增强，一体化调节能力的减弱，历代的政治改革效果只能越来越小，最终以失败告终，往往结果反而使社会矛盾激化，使王朝崩溃提前爆发。
从剥削关系上看，国家对农民征收的田赋等为可控部分，地主收取佃农的地租为不可控部分，同时农民还要服徭役。杂税和徭役是国家控制的一个可伸缩量。随着无组织力量的逐渐强大，特别是官僚地主这个中间层次充当了一个剥削放大器，一方面将农民推到死亡边缘，另一方面使国家财政枯竭，国库亏空，而国家出现财政亏空又往往对可伸缩量的杂税徭役进行横征暴敛。最终必然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对比欧洲的农民起义，一者缺乏跨区域的广泛通讯联系，二者各个领主不同，缺乏共同的敌人，往往无法形成较大规模，而宗法一体化解决了这些矛盾，为农民起义开辟了道路，农民明确的敌人就是地主，口号无非“杀土豪，分田地”，而宗法一体化的结构促进了革命组织核心的形成，使农民起义最终呈燎原之势，席卷全国。
从新旧王朝短暂的更替中，可以推断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存在着强大的修复机制，当然，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首先是其必要条件，它改善了土地关系，消灭了无组织力量，为新王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保障。宗法一体化为王朝修复提供了两块重要模板，一个是宗法家族、家庭，首先在农民起义中较少受到伤害，由于它与国家组织的同构性而拥有巨大的自我修复功能，保存了国家组织结构信息的家庭就成为新王朝组建的第一块模板。另一块模板是儒家学说，只有通过一体化，即由信仰统一的儒家国家学说的儒生官僚机构，才能克服小农经济的贵族化趋势，保持一个统一大国的形态，这块重要的模板在新王朝重建中既有理论指导作用，又有组织协调作用。所以在农民大起义后期，一些世家贵族势力和儒生阶层相当活跃，在新王朝的酝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这两块模板的共同拼合，使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在王朝周期性改朝换代中死而复生地保存了下来。
用控制论、系统论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且周而复始是最好的方式，它的修复功能决定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现象出现：中国封建社会朝代更替的基本规律是50—80年的混乱，200—250年的基本大统一，周而复始。且看清末民初至现政府的创立时间约50年，那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政权且不可延续200年？一个朝代或今天所说的政权都是由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构成，其他因素不都是归于这三个子系统之中吗！若这三个子系统极不适应，社会无法维持下去，就会引起旧结构的崩溃。因此，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必须协调发展，共同进步。若发生倾斜，社会就产生动荡。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结构为宗法一体化，一体化的核心是国与家的合并与重叠。古语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道理，国家一词的来源也在于此。所以，家长就是皇帝，皇帝就是大家长。做官的就是父母官，自然高人一等。今天，宗法一体化的现状改变了吗？请拭目以待。周而复始的超稳定结构在于意识形态的集中和高度统一，不幸的是儒家思想的出现为超稳定结构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封建社会政权的三个子系统是由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儒家正统构成。而儒家正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心思想不是全民臣服皇帝，而是下级服从上级。因此，各级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皇家尽力。而西欧的子系统由领主经济、贵族政体、教廷思想构成，三者较为独立。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说过一句名言：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泥土。封建大国的维持不仅要靠中央政府控制的官僚机构，而且各级机构必须把中央政府的号令、政策及时贯彻到所辖地区，以维护国家的统一；统一的号令、政策只有通过一定的通讯才能到达各级官员那里。因此,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交通通讯网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秦始皇统一文字，建立驿站真是功不可没。象形文字克服了民族、区域、语言、习俗的不同，确保增进了华夏的大统一。而驿站的建设留给了我们今天无数的古镇。陈水扁真他妈高明，不知手下哪位高人出的主意：台湾要独立就要实行“去中国化”，只有不用汉字，才能改变人们的观念。所以现在来看，有的语言学家提出，我们要用拼音文字。真他妈见鬼！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产生的儒家代表的儒生（起于春秋，强胜于西汉）流动性大，自制能力强，与封建大国的建立有着密切关系。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是通过儒生来组成官僚机构,使政治和文化这两种组织功能结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结构。国家利用具有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来执行管理国家的功能。因此,中国是最早实行精英政治的国家,但因为“独尊儒术”的思想侵蚀了每个知识分子的肌体,周而复始的朝代更替越来越失去活力,超稳定结构又进一步束缚了臣民和官僚机构的思维。统一思想是为了便于政令的畅通,但统一了的思想却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大国,必须具备的几个条件：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儒生)；这一阶层必须具有统一信仰，并具有积极统一的国家学说(独尊儒术)；社会必须实行官僚管理的官吏流动制(郡县制)；需要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政治体制)。一体化体制下的特点：不虞作用(物极必反规律),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土地兼并)，假资本主义的出现(流民)，奇特的修复机制(宗法一体、儒家学说)；贵族化-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庄园经济弱小无法改变政权的三个子系统。
全书划分六个章节，每个章节围绕一个提问来展开讨论，在开头“作者的话”里首先阐述每个时代虽然都有自身确切的目标，但从千百年整体历史上来看，都存在着某种盲目性，历史的规律就深深潜伏在这种盲目性中。第一章节劈头就是一个提问并以之贯彻始终：“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延续达两千年之久？”
作者运用控制论的观点提出跳出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寻求原因的传统方法，而在整体上，从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调节的角度即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古老命题并探求终极原因。作者由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正是宗法一体化，这个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造就了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繁荣，也导致了帝国两千年的长久停滞，它调节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为封建王朝构建了超稳定系统，也扼杀了资本主义的新生萌芽，它繁殖了自身必然的产物无组织力量并导致帝国腐化、旧结构的瓦解，也因自身的特点为农民起义廓清了道路，也正是它，为新封建王朝的重建提供了两块重要模板，从而使中国永远在烂熟的文明中重复着王朝的永远轮回。
作者首先把中国的历史与欧洲做了一番比较，封建社会欧洲列国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而中国则动辄是长达两三百年的封建王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主导形式，作者认为，就是因为宗法大一统的结构特点使中国克服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带来的分散性负面影响，从而建立了跨越区域的稳定大国。所谓一体化结构，即将意识形态结构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结构的组织能力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超级组织力量。首先政治结构的组织力量是官僚机构，意识形态结构组织力量是统一信仰的儒家正统思想，经济结构是地主经济，历代王朝就是这样用官僚营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骨架，组成了强大的官僚机器。官僚队伍以儒生为主，官员的流动，避免了地方官僚贵族化的趋向；统一的儒家国家学说，灌输“忠君保民”的思想意识，得以统一贯彻中央政府号令；在通讯联系上，繁忙的水陆交通，功能齐全的驿站邮传等强大的通讯网络，都克服了小农经济分散性特点，从而使组成超稳定封建大国成为可能。
在一体化结构对封建社会调节功能上，作者特别指出欧洲封建社会贵族化趋势的三部曲：分封制—农奴对领主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割据，而中国一体化结构特点恰恰很好的克制了这些不利因素：在分封制上，历代通过系列措施如“削藩”或加强“郡县制”来遏止贵族割据，强化皇权；在对控制农民对地主依附关系上，通过官僚机构，与地主争夺生产者。当然在军事上通过儒家信仰的侵润，减少了封建割据的可能。
下面讲到另一个特色，就是国家与个人（子民）中一个重要桥梁—宗法家族、家庭，它是周朝氏族社会和等级分封制的产物，正是儒家学说，使宗法家族与封建国家高度协调起来，在结构上保持着惊人的同构性，国家通过这一重要中间层次对个人进行严格的约束、控制，宗法制家族也保存着国家组织的大量信息，在旧结构的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模板重要作用。
就这样，宗法一体化调节结构的强控制作用，在思想上保持儒家的绝对正统，在政治上防止党派的产生，经济上控制土地买卖和商业发展程度，造就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大都市的繁荣，但又因强控制的特点固化了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结构，遏止了新生事物的萌芽，它的脆性和强控制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第一个重要环节。
所谓无组织力量是某种社会结构在维持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能瓦解自身结构又不代表新生结构的某种力量，它的出现有着它的必然性，在官僚结构上是自身的膨胀和腐化，官僚的腐败，冗员增加，导致皇权强化，从而又导致宦官、外戚掌权这样的恶性循环。在经济上表现是土地兼并严重，土地兼并一旦失控，则官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无组织力量合流，出现官僚腐败，恶霸地主的横行。而封建国家只有用一体化结构来调节，只有用官僚机构来进行改革，随着无组织力量的增强，一体化调节能力的减弱，历代的政治改革效果只能越来越小，最终以失败告终，往往结果反而使社会矛盾激化，使王朝崩溃提前爆发。
从剥削关系上看，国家对农民征收的田赋等为可控部分，地主收取佃农的地租为不可控部分，同时农民还要服徭役。杂税和徭役是国家控制的一个可伸缩量。随着无组织力量的逐渐强大，特别是官僚地主这个中间层次充当了一个剥削放大器，一方面将农民推到死亡边缘，另一方面使国家财政枯竭，国库亏空，而国家出现财政亏空又往往对可伸缩量的杂税徭役进行横征暴敛。最终必然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对比欧洲的农民起义，一者缺乏跨区域的广泛通讯联系，二者各个领主不同，缺乏共同的敌人，往往无法形成较大规模，而宗法一体化解决了这些矛盾，为农民起义开辟了道路，农民明确的敌人就是地主，口号无非“杀土豪，分田地”，而宗法一体化的结构促进了革命组织核心的形成，使农民起义最终呈燎原之势，席卷全国。
从新旧王朝短暂的更替中，可以推断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存在着强大的修复机制，当然，农民大起义的调节作用首先是其必要条件，它改善了土地关系，消灭了无组织力量，为新王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保障。宗法一体化为王朝修复提供了两块重要模板，一个是宗法家族、家庭，首先在农民起义中较少受到伤害，由于它与国家组织的同构性而拥有巨大的自我修复功能，保存了国家组织结构信息的家庭就成为新王朝组建的第一块模板。另一块模板是儒家学说，只有通过一体化，即由信仰统一的儒家国家学说的儒生官僚机构，才能克服小农经济的贵族化趋势，保持一个统一大国的形态，这块重要的模板在新王朝重建中既有理论指导作用，又有组织协调作用。所以在农民大起义后期，一些世家贵族势力和儒生阶层相当活跃，在新王朝的酝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这两块模板的共同拼合，使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在王朝周期性改朝换代中死而复生地保存了下来。
用控制论、系统论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且周而复始是最好的方式，它的修复功能决定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现象出现：中国封建社会朝代更替的基本规律是50—80年的混乱，200—250年的基本大统一，周而复始。且看清末民初至现政府的创立时间约50年，那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政权且不可延续200年？一个朝代或今天所说的政权都是由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构成，其他因素不都是归于这三个子系统之中吗！若这三个子系统极不适应，社会无法维持下去，就会引起旧结构的崩溃。因此，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必须协调发展，共同进步。若发生倾斜，社会就产生动荡。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结构为宗法一体化，一体化的核心是国与家的合并与重叠。古语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道理，国家一词的来源也在于此。所以，家长就是皇帝，皇帝就是大家长。做官的就是父母官，自然高人一等。今天，宗法一体化的现状改变了吗？请拭目以待。周而复始的超稳定结构在于意识形态的集中和高度统一，不幸的是儒家思想的出现为超稳定结构的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封建社会政权的三个子系统是由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儒家正统构成。而儒家正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心思想不是全民臣服皇帝，而是下级服从上级。因此，各级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皇家尽力。而西欧的子系统由领主经济、贵族政体、教廷思想构成，三者较为独立。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说过一句名言：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泥土。封建大国的维持不仅要靠中央政府控制的官僚机构，而且各级机构必须把中央政府的号令、政策及时贯彻到所辖地区，以维护国家的统一；统一的号令、政策只有通过一定的通讯才能到达各级官员那里。因此,统一的文字和发达的交通通讯网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秦始皇统一文字，建立驿站真是功不可没。象形文字克服了民族、区域、语言、习俗的不同，确保增进了华夏的大统一。而驿站的建设留给了我们今天无数的古镇。陈水扁真他妈高明，不知手下哪位高人出的主意：台湾要独立就要实行“去中国化”，只有不用汉字，才能改变人们的观念。所以现在来看，有的语言学家提出，我们要用拼音文字。真他妈见鬼！作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产生的儒家代表的儒生（起于春秋，强胜于西汉）流动性大，自制能力强，与封建大国的建立有着密切关系。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是通过儒生来组成官僚机构,使政治和文化这两种组织功能结合起来,实现了一体化结构。国家利用具有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来执行管理国家的功能。因此,中国是最早实行精英政治的国家,但因为“独尊儒术”的思想侵蚀了每个知识分子的肌体,周而复始的朝代更替越来越失去活力,超稳定结构又进一步束缚了臣民和官僚机构的思维。统一思想是为了便于政令的畅通,但统一了的思想却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一个社会要利用一体化来组织一个稳定大国,必须具备的几个条件：社会上存在着一个可以执行联系功能的阶层(儒生)；这一阶层必须具有统一信仰，并具有积极统一的国家学说(独尊儒术)；社会必须实行官僚管理的官吏流动制(郡县制)；需要具有统一信仰的阶层组织官僚机构(政治体制)。一体化体制下的特点：不虞作用(物极必反规律),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土地兼并)，假资本主义的出现(流民)，奇特的修复机制(宗法一体、儒家学说)；贵族化-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庄园经济弱小无法改变政权的三个子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