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是中

前些日子读完了王铭铭先生的《无处非中》，一本新出的“旧作”。所谓新出者，这本书是去年9月份出版，算得上是新书；而其中收录的皆是02年之前王先生在国外的游历散记，故可谓之旧作。收录的文章完成于1998至2002年期间，正是先生关注古代中国的“天下观”期间，因此尽管书中描写的地点从伦敦的“席明纳”到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城，从法国的安德烈山的小山村到撒哈拉非洲举办的“学术会议”，从意大利的早期文化到颇具特色的芝加哥城，无论所写的是哪种风土人情，何样特色人物，作者的笔端流露出来的文字无不指向文化人类学的核心价值——对“他者”的包容与理解，这种包容与理解，正是作者对中国古代“天下观”的体悟。
“无处非中”语出传教士艾儒略《职方外纪》：“地既圆形，则无处非中；所谓东西南北之分，不过就人所居立名，初无定准。”“大地是球面”这个概念，对各个文明的心理冲击都是相当巨大的，在古代世界，无论中国、西欧还是阿拉伯，无不将自己文明所居之地定义为“中”，而一旦“地球”的概念被接受，人们发现这种心理优越感的根基动摇了，不能不深感恐慌。然而这种优越感并非简单的来源于“中”的定义，更多的是对己文明的文化模式的优越性的天然的和根深蒂固的信仰。当然，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这种优越感的外显方式也不同。西方人给“我”与“他者”之间划了一道明确的鸿沟，毋庸讳言，对自己种族的崇拜与“上帝选民”的信仰，使得他们很难去包容“他者”，不仅文化的交流难以达成，甚至民族的共处也颇为困难。而在作者看来，中国的“天下观”虽然也将自己定义为“中”，但却通过一道又一道界线模糊的同心圆，将“他者”纳入自己的体系。“夷狄”和“华夏”的冲突，从来没有达到过不可调和的仇恨和相互灭绝的程度。而在中国古代，对异文化的包容、接纳和吸收，其时间之持久和内涵之深刻，大大超过了文明或民族之间的对立，在中华帝国最为强盛的汉唐两代，尤为如此。
从这一点说开，文化人类学所提倡的“多元共存”与中国的“天下观”很有几分神似，我处是中，“他者”也是中，这就是所谓“多元”；而彼此之间何妨模糊一下界线，用包容和接纳的态度彼此交流，“各美其美”的同时也“美人所美”。
长期以来，尽管文化人类学以左派的面目出现，以文明之间的“平等”的提倡者自许，但西方的人类学家总不免流露出固有的优越感。他们一方面反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异文化的破坏，一方面却也总希望那些“原始”的文明原地踏步，好作为人类学动物园中的展品，供后人参观。而王先生提出的却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传统的人类学所研究的对象，那些尚未进入“文明”的原始部落，已经所剩无几，而人类学也不能满足于对这些原始部落甚至比如中国的传统村落的猎奇式的研究。在书中，王先生对西班牙圣城圣地亚哥的发生学探索，对法国山区村落的观察，甚至在芝加哥对这座现代文明都市的遐思，都展现出与西方人类学迥异的另一种视角——为什么不能从东方的眼光来研究西方呢？对这个所谓“先进”文明就不能进行人类学的考究了吗？
“无处非中”也即“无处是中”。当人们的思维冲破“一个中”而达于“无处非中”的境界，那么最后，我们总能抛弃各种“中”的束缚，无处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