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验的卑微与丰美
前几天周末下午去三联书店，赶上《70年代》新书发布会，嘉宾有李陀、李零、徐冰三位，也没有怎么仔细听讲演与讨论，不过却记下了徐冰讲到的一件往事。
徐上世纪九十年代刚到美国时，曾和艾薇薇合住过一阵，有一天，艾薇薇从图书馆借回来一卷录影带，俩人一起看，这盘录影带的内容是Beuys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现代艺术——徐、艾等人要去美国寻找的东西。然而，徐冰说，事实上，他后来所得到的东西，并不是那盘录影本身所给予的。那卷录影带带给他困惑：在那些学生在课堂里听Beuys讲现代艺术的时候，他自己在干什么？他想起来，当时，他在中国的农村劳动。于是，他接着想，究竟自己和那些学生相比，是少了些什么，还是多了些什么？
于是，后来西方媒体问起他说：“你来自那么保守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做出如此现代的艺术？”徐冰说：“你们是Beuys交出来的，而我是毛泽东交出来的，Beuys比起毛泽东，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究竟少了什么多了什么呢？很明显，少了所谓的文化知识、艺术理论……然而多了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生命经验，是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可遇不可求。
我曾经和一个近八十岁的老人聊天，他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小学赶上侵华战争，初中赶上日本投降，国共内战，高三高考的时候，正是49年共党要进北平的时候，后来上了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之后便伴随中国上世纪后半叶的风风雨雨，直到80年代末去国……
听他娓娓讲往事的时候，历史是另外一番面貌，比起课本上宏大叙事和官方基调来，个人历史活生生，即便场景对于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人说是陌生的，然而喜怒哀乐却相通，而且很容易为人理解，回首往事，老人对于历史的荒诞，没有仇恨，有的却是更深沉的省思。
刚开始谈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用自己的经验给我一些忠告，我往往有自己的看法，还会辩论，然辩论后却感到自己的无力，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充分理解并感知他的经验的话，又有什么理由去驳斥前辈的忠告？
那时我便想起电影《一一》，童年的洋洋因为不和变成植物人的婆婆讲话，而被妈妈批评，他说：“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婆婆已经那么老了，我以为我要说什么，她都知道。”洋洋想要的和爸爸想给的不是一回事，洋洋又说：“爸爸，我看见的你看不见，你看见的我看不见，那我怎么知道你看见了什么？”这两句话，我印象太深刻。人人从生到死难道是一回事嘛？那怎么还是有那么多的冲突与互不理解呢？如果我们理解起个人来都如此困难，那我们还如何宣称说理解历史、社会与艺术？
由此，我又联想自己曾经的西北行，2004年夏天，我直接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然后从乌市沿北疆跑到南疆，最后回到乌市，做火车往敦煌，再到嘉峪关返京。
走之前，听说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不外那些动荡叛乱的事。就像文本和现实一样，这些东西任你在脑子里想，和你真去了体验，是不一样的。
北疆的风格更偏向中原一些，像乌市、库尔勒这样的城市，绝不逊于内地大中城市，但南疆的民族风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原的人来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很新鲜也有些不适应，却没有任何排斥，因为接触到的维吾尔老乡都非常的憨厚淳朴，大家在一起根本不是一上来政治或者民族，都是日常生活吃穿住行的交流与沟通，没有那些被人贴上去的政治符号和民族标签。更多的是，人与人享受偶然相遇的那份喜悦。尤其是一路陪伴我们的司机师傅，他是哈萨克人，会好几门语言，一路上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他的身上，那股实在的真诚劲儿是很多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反倒没有的。
我的个体经验再次和政治叙事发生了矛盾，我承认，这只是我私人的经验，不足以有代表性，而政治问题是一个无比复杂的问题，是一个小我根本很难理解的，但是我只是想说的是，这些问题在一个普通的百姓那里或许根本是不存在的，在那里，每天一家人的吃喝拉撒睡才是真理是王道。
生活与经验总是实在琐碎的，其中的人们或许不识文字不通理论没有知识，他们的一切却在不断地被表述被描绘被分析被说明，然而，他们才是生活的主角，旁人无法取代。如果研究他者，不是为了找到自己，那么他者有什么意义？知识、结构、表述、理论……又有什么意义？
回到《寻羌》吧，我想我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本书，作者要用书写抗拒遗忘与流失，很多他的朋友和他曾经留恋的羌藏村寨在大地震后都不复存在，去年的下半年，我曾经有过几次和王老师聊天的机会，那时候，川西羌族的种种则是绕不开的话题，我只是听他讲，插不上嘴，唯一的回应，就是好奇地问东问西。
除了那里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外，“一截骂一截”和“毒药猫”的现象，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因为这类现象并不特殊，它们在不同的地方都以各种形式存在着。
纪念自然是写作的初衷，然而我相信老王还有一个深意，即对人文学术和学者本身的追问。作者的寻羌之旅开始于1994年，当时他已经拿到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得到中研院的终身聘职，但是首次进入内地来到四川，亲身经验却颠覆了他许多已有的理论知识，对于“早已熟悉充满拗口的学术词汇、艰涩的西方理论”的他来说，这一次的经历和震动让他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反思性认知。
原打算一次严肃的“田野调查”，同行的田野探勘队员却是“一车老弱妇孺”，而“喝白酒、爬山、接受村寨与城镇羌族朋友的热情招待，与泥石流、山崩、破车、坏路斗争”便是十年来探勘活动的缩影。
原本打定主意要找到一个“与外隔绝，有经济生产、社会组织到宗教信仰皆自成体系的村落”做典范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自认为找到了这样一个村子的时候，一觉醒来，头顶天花板却贴着一张台湾青春偶像林志颖的大幅海报，作者没有像有些人类学家那样有意忽略“土著”家中墙角边的可口可乐罐那样，而是如实地记下了这一切，并开始修正自己对人类学、对人文学术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正是在这平实而自觉的想法驱使下，出现在作者田野手记中的，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个体和生命经验，还有人生的无常、命运的坎坷。如果终究要回答的是“我是谁”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忽略个人，空谈社会、世界、人类。因为，即便作者熟读过涂尔干《自杀论》，当真正面对一个自杀了的羌族百姓时，他却发现学术似乎离得很远，对于那些百姓来说，他们心中想的，不外乎一家人温饱，为儿子娶媳妇盖房子，将女儿嫁到条件更好的村子里去……
在川西地区的实地考察和羌族百姓的真实共处，作者积累了大量鲜活的材料，不乏有趣的瞬间，在《寻羌》一书中都有详细记录，而也只有从这个材料中提炼出来的分析，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工作，那便是作者的另一本书《羌在汉藏之间》。
寻羌之旅最大的收获，是让作者明白，学术归根到底，需要摆脱价值偏见、学科偏见、主观偏见、世俗偏见等等现实因素时，还是要回头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正是知识与现实之间的这种二律背反，使得知识的修炼，实际上成为一种性命的修炼。
有回聊天时，王老师曾讲起布迪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强调说，学者一定要时时警醒自己要反省自身偏见，当时让我联想到佛教思想，当我说出这个想法时，王老师说，有时候学生找他在书上签名，除了写对方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外，他都不知道写什么好，于是经常就写“破法我二执”，我一听一愣，心想，这份自觉，也许正是他不断追求学问精进的最大动力。
徐上世纪九十年代刚到美国时，曾和艾薇薇合住过一阵，有一天，艾薇薇从图书馆借回来一卷录影带，俩人一起看，这盘录影带的内容是Beuys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现代艺术——徐、艾等人要去美国寻找的东西。然而，徐冰说，事实上，他后来所得到的东西，并不是那盘录影本身所给予的。那卷录影带带给他困惑：在那些学生在课堂里听Beuys讲现代艺术的时候，他自己在干什么？他想起来，当时，他在中国的农村劳动。于是，他接着想，究竟自己和那些学生相比，是少了些什么，还是多了些什么？
于是，后来西方媒体问起他说：“你来自那么保守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做出如此现代的艺术？”徐冰说：“你们是Beuys交出来的，而我是毛泽东交出来的，Beuys比起毛泽东，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究竟少了什么多了什么呢？很明显，少了所谓的文化知识、艺术理论……然而多了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生命经验，是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可遇不可求。
我曾经和一个近八十岁的老人聊天，他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小学赶上侵华战争，初中赶上日本投降，国共内战，高三高考的时候，正是49年共党要进北平的时候，后来上了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之后便伴随中国上世纪后半叶的风风雨雨，直到80年代末去国……
听他娓娓讲往事的时候，历史是另外一番面貌，比起课本上宏大叙事和官方基调来，个人历史活生生，即便场景对于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人说是陌生的，然而喜怒哀乐却相通，而且很容易为人理解，回首往事，老人对于历史的荒诞，没有仇恨，有的却是更深沉的省思。
刚开始谈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用自己的经验给我一些忠告，我往往有自己的看法，还会辩论，然辩论后却感到自己的无力，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充分理解并感知他的经验的话，又有什么理由去驳斥前辈的忠告？
那时我便想起电影《一一》，童年的洋洋因为不和变成植物人的婆婆讲话，而被妈妈批评，他说：“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婆婆已经那么老了，我以为我要说什么，她都知道。”洋洋想要的和爸爸想给的不是一回事，洋洋又说：“爸爸，我看见的你看不见，你看见的我看不见，那我怎么知道你看见了什么？”这两句话，我印象太深刻。人人从生到死难道是一回事嘛？那怎么还是有那么多的冲突与互不理解呢？如果我们理解起个人来都如此困难，那我们还如何宣称说理解历史、社会与艺术？
由此，我又联想自己曾经的西北行，2004年夏天，我直接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然后从乌市沿北疆跑到南疆，最后回到乌市，做火车往敦煌，再到嘉峪关返京。
走之前，听说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不外那些动荡叛乱的事。就像文本和现实一样，这些东西任你在脑子里想，和你真去了体验，是不一样的。
北疆的风格更偏向中原一些，像乌市、库尔勒这样的城市，绝不逊于内地大中城市，但南疆的民族风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原的人来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很新鲜也有些不适应，却没有任何排斥，因为接触到的维吾尔老乡都非常的憨厚淳朴，大家在一起根本不是一上来政治或者民族，都是日常生活吃穿住行的交流与沟通，没有那些被人贴上去的政治符号和民族标签。更多的是，人与人享受偶然相遇的那份喜悦。尤其是一路陪伴我们的司机师傅，他是哈萨克人，会好几门语言，一路上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他的身上，那股实在的真诚劲儿是很多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反倒没有的。
我的个体经验再次和政治叙事发生了矛盾，我承认，这只是我私人的经验，不足以有代表性，而政治问题是一个无比复杂的问题，是一个小我根本很难理解的，但是我只是想说的是，这些问题在一个普通的百姓那里或许根本是不存在的，在那里，每天一家人的吃喝拉撒睡才是真理是王道。
生活与经验总是实在琐碎的，其中的人们或许不识文字不通理论没有知识，他们的一切却在不断地被表述被描绘被分析被说明，然而，他们才是生活的主角，旁人无法取代。如果研究他者，不是为了找到自己，那么他者有什么意义？知识、结构、表述、理论……又有什么意义？
回到《寻羌》吧，我想我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本书，作者要用书写抗拒遗忘与流失，很多他的朋友和他曾经留恋的羌藏村寨在大地震后都不复存在，去年的下半年，我曾经有过几次和王老师聊天的机会，那时候，川西羌族的种种则是绕不开的话题，我只是听他讲，插不上嘴，唯一的回应，就是好奇地问东问西。
除了那里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外，“一截骂一截”和“毒药猫”的现象，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因为这类现象并不特殊，它们在不同的地方都以各种形式存在着。
纪念自然是写作的初衷，然而我相信老王还有一个深意，即对人文学术和学者本身的追问。作者的寻羌之旅开始于1994年，当时他已经拿到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得到中研院的终身聘职，但是首次进入内地来到四川，亲身经验却颠覆了他许多已有的理论知识，对于“早已熟悉充满拗口的学术词汇、艰涩的西方理论”的他来说，这一次的经历和震动让他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反思性认知。
原打算一次严肃的“田野调查”，同行的田野探勘队员却是“一车老弱妇孺”，而“喝白酒、爬山、接受村寨与城镇羌族朋友的热情招待，与泥石流、山崩、破车、坏路斗争”便是十年来探勘活动的缩影。
原本打定主意要找到一个“与外隔绝，有经济生产、社会组织到宗教信仰皆自成体系的村落”做典范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自认为找到了这样一个村子的时候，一觉醒来，头顶天花板却贴着一张台湾青春偶像林志颖的大幅海报，作者没有像有些人类学家那样有意忽略“土著”家中墙角边的可口可乐罐那样，而是如实地记下了这一切，并开始修正自己对人类学、对人文学术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正是在这平实而自觉的想法驱使下，出现在作者田野手记中的，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个体和生命经验，还有人生的无常、命运的坎坷。如果终究要回答的是“我是谁”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忽略个人，空谈社会、世界、人类。因为，即便作者熟读过涂尔干《自杀论》，当真正面对一个自杀了的羌族百姓时，他却发现学术似乎离得很远，对于那些百姓来说，他们心中想的，不外乎一家人温饱，为儿子娶媳妇盖房子，将女儿嫁到条件更好的村子里去……
在川西地区的实地考察和羌族百姓的真实共处，作者积累了大量鲜活的材料，不乏有趣的瞬间，在《寻羌》一书中都有详细记录，而也只有从这个材料中提炼出来的分析，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工作，那便是作者的另一本书《羌在汉藏之间》。
寻羌之旅最大的收获，是让作者明白，学术归根到底，需要摆脱价值偏见、学科偏见、主观偏见、世俗偏见等等现实因素时，还是要回头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正是知识与现实之间的这种二律背反，使得知识的修炼，实际上成为一种性命的修炼。
有回聊天时，王老师曾讲起布迪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强调说，学者一定要时时警醒自己要反省自身偏见，当时让我联想到佛教思想，当我说出这个想法时，王老师说，有时候学生找他在书上签名，除了写对方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外，他都不知道写什么好，于是经常就写“破法我二执”，我一听一愣，心想，这份自觉，也许正是他不断追求学问精进的最大动力。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