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圣：超越时代的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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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圣走进来，黑T恤，小个子，偏瘦，头发不多，看上去有些拘谨。他边坐下边笑嘻嘻地和大家打招呼，那笑容立刻让人联想到他的自传《小导演失业日记》中，引用的丈母娘的评价：“丈母娘说我喝完酒之后很可爱，总是会安安静静地一直微笑。”几乎所有的好酒的男人都自称爱酒但不酗酒，但如果近距离接触魏德圣，你一定会相信这个男人不是在说谎。那副无框眼镜下面的一双不大的小眼睛里，流露出的是无比干净而清澈的光彩，你会惊喜地断定——嘿！就应该是这个人拍出了《海角七号》，没错！
《海角七号》
尽管《海角七号》已经成为历史，但聊起魏德圣，避不开这部电影。
焦雄屏曾将台湾本土华语电影划分为六个时代：“政策电影世代”、“台语片世代”、“健康写实世代”、“三厅电影世代”、“新政策电影世代”和“新台湾电影世代”。仔细回顾就不难发现，这六个时代分别都从不同方面反应出台湾在不同时期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在魏德圣的上一代，既以侯孝贤和杨德昌为代表的“新台湾电影时代”，他们用冷静的视角，并借助政策上的放开，完成了对台湾本省人以及外省人之间矛盾的理性剖析，他们利用电影把双方的伤口重新掀开，呈现给对方细细观看，让双方胸腔之中那憋闷多年的一口怨气得以释放。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因此悉数化解，那份感情上的纠葛依然存在。
现在回过头来看，《海角七号》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完成了一个超越，这个超越并不仅仅是对台湾电影在艺术以及商业上的超越，更大的意义是，它代表了出台湾一代人对另一代人在本土观念以及价值观上的超越。《海角七号》这样一个看似清静平淡的故事，背后若没有一股潜在的无形力量的支撑，不可能取得如此惊人成绩。魏德圣用“台风效应”来解释这一无形力量：“一个小台风不会怎样，但要是两个小台风并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超级台风，就是说一部电影再加上一些社会情绪以及媒体舆论，就让《海角七号》变成这个样子。”
而我们说魏德圣代表了一种超越，第一是因为魏德圣在《悲情城市》时隔十几年之后，在几乎处于真空状态的台湾电影大环境之中，再次凭借本土题材引发了一股“社会情绪”；第二则是问题的重点，台湾蓝绿阵营均对这种情绪表示认同和赞赏。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魏德圣用一种极致的感性外壳包裹了一个极致的理性内核，达到了对极端情绪的转移和释解。
《海角七号》本身讲的就是一个关于超越的故事，既爱的超越——爱可以超越身份、超越族群、超越仇恨。片中一句台词让这一主题表露无遗：“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的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时代的宿命是时代的罪过，我只是个穷教师。”在新片《赛德克·巴莱》中，他的叙事角度在历来台湾导演中同样是空前的：“我们为什么要反抗？以往要么是很传统的台湾人抗日的角度，要么是以原住民造反的角度，可从来没有人以战场的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不能把一个族群所犯的错误泛泛地强加每一个个体身上，反之，也不能把一个个体的错误泛泛地强加到一个族群上，这正是魏德圣的力量之所在。
我是台南人
《小导演事业日记》中，魏德圣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魏德圣带着他的短片去新竹参加一个放映会，结束后搭一个“著名影评人”的车回台北。途中“著名影评人”获悉魏德圣在写“雾社事件”的剧本后，沉默了一会儿，说“台南啊……台南人喔……台南人蛮讨厌的，台南人是没落的贵族，但是那种贵族的骄傲却一点都没有改。”魏德圣气极了，“台南从史前到近代开发都是台湾的开场，怎是一句‘没落的贵族’就能带过啊……我当年决心写雾社事件就是看不惯到大家都以同情、弱势的眼光来看待原住民，甚至许多原住民本身都这么看待自己，才决定重现雾社事件的真实场面及思想来唤醒原住民的骄傲的！如今这句‘没落的贵族’一句话，更是扎痛了我的自尊，我非得把这梦想中的三部曲写出来不可！”下车之前当“著名影评人”好心推荐他投资方时，他抢过话来了一句：“我得等写出来再说……我是台南人！”到最后气都没消。
很多人在讨论魏德圣的蓝绿问题，通过这个小事件也不好下结论，但我们可以起码可以得出，这个自尊心强烈的本省人爱台南，爱他的家乡。他想要做的，第一是要改变外省人的眼光；第二就是要“唤醒原住民的骄傲”。魏德圣这两个愿望是互为因果关系，对于整个台湾大环境来说都是善意的，不存在矛盾。而他历尽艰辛写出的三个剧本，分别以本土人、汉人、以及荷兰人的视角来描述郑成功来之前，荷兰人来之后的台湾，每一集的结尾都是郑成功的到来，加在一起几乎讲述了台湾文明的形成史。魏德圣值得称道一点就在于此，他能以一个本省人身份，在复杂的情绪中开辟出如此理性的思维以及豁达的胸怀。
在《海角七号》中，魏德圣几乎融入了所有可能融入的南台湾符号，海风、沙滩、红树林、孩子……而那群朴实的恒春百姓，虽然生活中也各自面对着诸多的困扰，但人性并没有因此扭曲，始终保持着善良单纯的品质。他开启了中国电影现代浪漫主义题材的第一缕曙光。而在《赛德克·巴莱》中，他将讲述一个关于原住民另一种不同的浪漫故事，“《海角七号》是对爱情的浪漫，而这个是对信仰的浪漫。我的肉体被你打败，但我的灵魂不朽。我那肥美的猎场虽然被你占领，我知道我永远抢不回来，可我死后天空之下的肥美猎场，你永远抢不走！我发起这个事件，是要向祖先证明我的英勇！将来我可以通过彩虹的顶端到我的祖先面前，告诉他说我是一个勇敢的灵魂！”说到这里，魏德圣两眼发亮，声音颤抖。
电影之外的魏德圣
《海角七号》虽然委婉动人，但开头的那句“操他妈的台北！”，多少能看到魏德圣性格中不平静的一面。在生活里，魏德圣更是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台湾小市民的言行习惯。他的自传中大量出现脏话，其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有一次他和一帮朋友去山里，原住民小孩上来跟他用日语打招呼，他感到很吃惊，说我不是日本人啊！那小孩说他看起来很像日本人，他问为什么？书中接着那句话把小孩的答案以及他的态度都表达清楚了——“‘色色的。’妈的。”
虽然有时有点急躁，但感情上却极为细腻。夫妻俩和丈母娘住在一起，对于丈母娘老一辈的一些琐碎行为魏德圣有时很难理解，可每当气急的时候，又会想到“老人家每天一个人待在家里，附近路都不认得。”等到有一天丈母娘回老家小住，他把她送到公交车上之后，“我想到她孤单一个人守在屏东家里的画面，我想到她每天一早为自己死去的丈夫进香的画面……”这个男人居然难过得想哭。
魏德圣在写《赛德克·巴莱》的时候，曾差点把自己给吊死，因为雾社事件里好多不愿投降的人都是上吊自杀，他忽然突发奇想“上吊会很痛苦吗？”于是就把脖子挂在晾衣架的棉绳上，刚开始没松手试了两下，觉得没啥事，于是就把手松了，心想受不了的时候马上再抓也不迟……结果要不是最后关头努力挣扎，几乎自杀成功。用他自己的话说：“好险的一段莫名其妙的自杀。”
从《小导演失业日记》这本书里，你还能领教到这个男人在创作技巧上的非凡天分。原本就是一本记录自己生活琐碎杂感的日记，不具备很令人满意的观赏性，但魏德圣却杜撰出了一缸养在自家阳台上的鱼的世界，这些不同鱼种之间的相互猜疑、权利争夺、阴谋实施，以致互相残杀，一方面映射了魏德圣当时的生活以及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则是台湾历史及社会环境形成的魔幻寓言。这样一来，整本书相得益彰，思想性可读性倍增。
最近半年来，魏德圣经常造访大陆，上月先是参加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然后又北上京城，参加了这次由李行带队的首届台湾影展。谈到对这边电影市场的了解，魏德圣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我前阵子来你们这边参加一个论坛，看到一个竞争的状态，就是主流瞧不起非主流，非主流要干掉主流，这是不应该的嘛！本应该互相拉扯长大的，怎么会是商业才是正统的？或者是商业都是为了钱不入流，作者论才是电影？……为什么要互相遗弃？以前台湾电影就是这样垮掉的，不要再重来了！那个蛮痛的！”
很显然，对这边的情况，魏德圣还不是很了解。
（原载于《电影世界》2009年8月号 转载注明出处）
《海角七号》
尽管《海角七号》已经成为历史，但聊起魏德圣，避不开这部电影。
焦雄屏曾将台湾本土华语电影划分为六个时代：“政策电影世代”、“台语片世代”、“健康写实世代”、“三厅电影世代”、“新政策电影世代”和“新台湾电影世代”。仔细回顾就不难发现，这六个时代分别都从不同方面反应出台湾在不同时期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在魏德圣的上一代，既以侯孝贤和杨德昌为代表的“新台湾电影时代”，他们用冷静的视角，并借助政策上的放开，完成了对台湾本省人以及外省人之间矛盾的理性剖析，他们利用电影把双方的伤口重新掀开，呈现给对方细细观看，让双方胸腔之中那憋闷多年的一口怨气得以释放。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因此悉数化解，那份感情上的纠葛依然存在。
现在回过头来看，《海角七号》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完成了一个超越，这个超越并不仅仅是对台湾电影在艺术以及商业上的超越，更大的意义是，它代表了出台湾一代人对另一代人在本土观念以及价值观上的超越。《海角七号》这样一个看似清静平淡的故事，背后若没有一股潜在的无形力量的支撑，不可能取得如此惊人成绩。魏德圣用“台风效应”来解释这一无形力量：“一个小台风不会怎样，但要是两个小台风并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超级台风，就是说一部电影再加上一些社会情绪以及媒体舆论，就让《海角七号》变成这个样子。”
而我们说魏德圣代表了一种超越，第一是因为魏德圣在《悲情城市》时隔十几年之后，在几乎处于真空状态的台湾电影大环境之中，再次凭借本土题材引发了一股“社会情绪”；第二则是问题的重点，台湾蓝绿阵营均对这种情绪表示认同和赞赏。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魏德圣用一种极致的感性外壳包裹了一个极致的理性内核，达到了对极端情绪的转移和释解。
《海角七号》本身讲的就是一个关于超越的故事，既爱的超越——爱可以超越身份、超越族群、超越仇恨。片中一句台词让这一主题表露无遗：“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的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时代的宿命是时代的罪过，我只是个穷教师。”在新片《赛德克·巴莱》中，他的叙事角度在历来台湾导演中同样是空前的：“我们为什么要反抗？以往要么是很传统的台湾人抗日的角度，要么是以原住民造反的角度，可从来没有人以战场的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不能把一个族群所犯的错误泛泛地强加每一个个体身上，反之，也不能把一个个体的错误泛泛地强加到一个族群上，这正是魏德圣的力量之所在。
我是台南人
《小导演事业日记》中，魏德圣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魏德圣带着他的短片去新竹参加一个放映会，结束后搭一个“著名影评人”的车回台北。途中“著名影评人”获悉魏德圣在写“雾社事件”的剧本后，沉默了一会儿，说“台南啊……台南人喔……台南人蛮讨厌的，台南人是没落的贵族，但是那种贵族的骄傲却一点都没有改。”魏德圣气极了，“台南从史前到近代开发都是台湾的开场，怎是一句‘没落的贵族’就能带过啊……我当年决心写雾社事件就是看不惯到大家都以同情、弱势的眼光来看待原住民，甚至许多原住民本身都这么看待自己，才决定重现雾社事件的真实场面及思想来唤醒原住民的骄傲的！如今这句‘没落的贵族’一句话，更是扎痛了我的自尊，我非得把这梦想中的三部曲写出来不可！”下车之前当“著名影评人”好心推荐他投资方时，他抢过话来了一句：“我得等写出来再说……我是台南人！”到最后气都没消。
很多人在讨论魏德圣的蓝绿问题，通过这个小事件也不好下结论，但我们可以起码可以得出，这个自尊心强烈的本省人爱台南，爱他的家乡。他想要做的，第一是要改变外省人的眼光；第二就是要“唤醒原住民的骄傲”。魏德圣这两个愿望是互为因果关系，对于整个台湾大环境来说都是善意的，不存在矛盾。而他历尽艰辛写出的三个剧本，分别以本土人、汉人、以及荷兰人的视角来描述郑成功来之前，荷兰人来之后的台湾，每一集的结尾都是郑成功的到来，加在一起几乎讲述了台湾文明的形成史。魏德圣值得称道一点就在于此，他能以一个本省人身份，在复杂的情绪中开辟出如此理性的思维以及豁达的胸怀。
在《海角七号》中，魏德圣几乎融入了所有可能融入的南台湾符号，海风、沙滩、红树林、孩子……而那群朴实的恒春百姓，虽然生活中也各自面对着诸多的困扰，但人性并没有因此扭曲，始终保持着善良单纯的品质。他开启了中国电影现代浪漫主义题材的第一缕曙光。而在《赛德克·巴莱》中，他将讲述一个关于原住民另一种不同的浪漫故事，“《海角七号》是对爱情的浪漫，而这个是对信仰的浪漫。我的肉体被你打败，但我的灵魂不朽。我那肥美的猎场虽然被你占领，我知道我永远抢不回来，可我死后天空之下的肥美猎场，你永远抢不走！我发起这个事件，是要向祖先证明我的英勇！将来我可以通过彩虹的顶端到我的祖先面前，告诉他说我是一个勇敢的灵魂！”说到这里，魏德圣两眼发亮，声音颤抖。
电影之外的魏德圣
《海角七号》虽然委婉动人，但开头的那句“操他妈的台北！”，多少能看到魏德圣性格中不平静的一面。在生活里，魏德圣更是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台湾小市民的言行习惯。他的自传中大量出现脏话，其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有一次他和一帮朋友去山里，原住民小孩上来跟他用日语打招呼，他感到很吃惊，说我不是日本人啊！那小孩说他看起来很像日本人，他问为什么？书中接着那句话把小孩的答案以及他的态度都表达清楚了——“‘色色的。’妈的。”
虽然有时有点急躁，但感情上却极为细腻。夫妻俩和丈母娘住在一起，对于丈母娘老一辈的一些琐碎行为魏德圣有时很难理解，可每当气急的时候，又会想到“老人家每天一个人待在家里，附近路都不认得。”等到有一天丈母娘回老家小住，他把她送到公交车上之后，“我想到她孤单一个人守在屏东家里的画面，我想到她每天一早为自己死去的丈夫进香的画面……”这个男人居然难过得想哭。
魏德圣在写《赛德克·巴莱》的时候，曾差点把自己给吊死，因为雾社事件里好多不愿投降的人都是上吊自杀，他忽然突发奇想“上吊会很痛苦吗？”于是就把脖子挂在晾衣架的棉绳上，刚开始没松手试了两下，觉得没啥事，于是就把手松了，心想受不了的时候马上再抓也不迟……结果要不是最后关头努力挣扎，几乎自杀成功。用他自己的话说：“好险的一段莫名其妙的自杀。”
从《小导演失业日记》这本书里，你还能领教到这个男人在创作技巧上的非凡天分。原本就是一本记录自己生活琐碎杂感的日记，不具备很令人满意的观赏性，但魏德圣却杜撰出了一缸养在自家阳台上的鱼的世界，这些不同鱼种之间的相互猜疑、权利争夺、阴谋实施，以致互相残杀，一方面映射了魏德圣当时的生活以及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则是台湾历史及社会环境形成的魔幻寓言。这样一来，整本书相得益彰，思想性可读性倍增。
最近半年来，魏德圣经常造访大陆，上月先是参加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然后又北上京城，参加了这次由李行带队的首届台湾影展。谈到对这边电影市场的了解，魏德圣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我前阵子来你们这边参加一个论坛，看到一个竞争的状态，就是主流瞧不起非主流，非主流要干掉主流，这是不应该的嘛！本应该互相拉扯长大的，怎么会是商业才是正统的？或者是商业都是为了钱不入流，作者论才是电影？……为什么要互相遗弃？以前台湾电影就是这样垮掉的，不要再重来了！那个蛮痛的！”
很显然，对这边的情况，魏德圣还不是很了解。
（原载于《电影世界》2009年8月号 转载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