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慈悲,所以懂得
近年来,海内外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张爱玲热”。尽管佳人已逝,但随着《小团圆》的出版,使得她本身更平添一分传奇色彩。“张爱玲热”不仅没有随着她的逝世而平淡,反而更“变本加厉”。张爱玲无疑是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传奇,尽管当时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但是上海的陷落成全了她。在抗战文艺狂飙的年代里,张爱玲反其道而行。她选择了与主流截然不同的道路,专事“张望”周遭“不彻底”的善恶风景。她以一种“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姿态来写着沪港十里洋场的男女情爱故事,小市民挣扎的真实的生活,“衬出了人生素朴的底子”。对此,她也说过“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想干的事。”小说《倾城之恋》即展现了张爱玲在创作中这一对“生趣”“的强烈关注,“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小说呈现出张爱玲试图对传统“倾城”传奇故事的消解以及对男权社会下女性的生存困境作出的深刻思考,并尝试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张爱玲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另一声音,由此可见一斑。
《倾城之恋》的篇名乍一看似乎是一个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错觉,张爱玲以一个浪漫的名称做幌子,用颠覆的笔调阐释了她对古来今往男性文本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同时,《倾城之恋》彻底地把张爱玲的创作理念“参差对照”发挥得淋漓尽致。小说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白流苏和范柳原因落难香港而产生情缘的一段故事:封建没落大家族里的小姐白流苏离婚七八年了,兄嫂们在哄尽了她的钱财后翻脸不认人,冷言冷语相欺,要将她扫地出门,她在这个早已不属于她的娘家实在呆不下去了,在种种机缘巧合下,她认识了刚从英国归来的范柳原,范柳原饱经世故,精明自私。范柳原对流苏有一点爱意,但这点爱意不足以让他承担起婚姻的责任,流苏却只要一纸婚契,她已经将近三十了,又是离了婚的女人,不可能再像十七八岁的少女那样对爱情充满不切实际的憧憬和幻想,她知道爱情不能长久,而婚姻能提供生存所需的一切,她只是想生存,生存得好一点而已。在绵绵情话营造成的甜腻腻的气氛中,展开的却是一场无声的战争,他们各自设了精妙的陷阱,期待能猎获对方,却都不能如意。流苏回到上海,以退为进,希望柳原会带着“较优的议和条件”妥协。然而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经不起老,于是柳原一个电报又把她拘回香港,带着失败的心情。流苏已甘心于情妇的身份,然而战争成全了她,或者说命运成全了她,她得到了范太太的身份。而“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子”,所以在故事的最后,流苏还是有点怅惘,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因为他们本身的爱情就是男女主角百般算计的无奈之举;流苏之所以看上“把女人看成他脚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因为范柳原的产业和财富,即“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所谓“倾城”,不再是为求得倾城女子一笑,而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等传统意义上的“倾城”,而是另一意义的“倾城”—一个城市的陷落、沦陷成就了他们,这一对现实庸俗的男女,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之中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是颠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他们于“一刹那”体会到了“一对平凡的夫妻”之间的“一点真心”,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在小说中,张爱玲充分地体现了她“参差对照”的创作主张,“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张爱玲不用斩钉截铁的写法,好人不全好,坏人不全坏,追求参差间见真性情的审美意趣,体现了张爱玲独特的审美追求。在张爱玲的笔下,任何狠毒、泼辣、精明的人都会在某一瞬间真情流露,呈现出他们内心的温情,而这一刹那的真情流露,正是“参差对照”美学观的具体表现。小说中,张爱玲对白流苏对于生活对于爱情而表现出的精明、小心以及范柳原的谨慎、世故的动作细节描写都表达得淋漓尽致,然而若只展现他们人性弱点的这部分,难免使人觉得不真实,因为人是复杂的动物,不可能只存在某一方面的性格特点,因此范柳原与白流苏之间偶尔流露出的真情便让人觉得真实亲切,富有强烈的写实色彩,如书中柳原对流苏说的:“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他。”或许这一段爱情是脆弱的,但至少在某个瞬间,他们是相爱的。艰辛旷世男女,走在一起,也有它的道理。
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她不喜写大事,而是写都市里市民的生活,她曾说过:“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有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她要写的传奇,是普通人的传奇,她对人生安稳永恒性的追求,使张爱玲的作品呈现出静止的时间状态。她的作品因她本身的悲观态度,而流露出很多无奈。作家阿城说过:“张爱玲喜欢写人性恶,写了人性恶,回头一步一步是光明;反之,若相信人性善,在直面人生时,则处处是黑暗。”她的作品的题材,有很多跌倒的人物,因为她的爱有余,她的懂得和慈悲,所以能看到弱者的爱和生命的力的挣扎,如同《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作者写他的无诚意,却不自觉地揭露了他的被自己抑制的诚意,爱与烦恼。她还善写半新不旧的人家里的情事恨事,这一点或许跟她复杂的家庭背景和她生活的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她无法阻止她笔下衰败没落的封建家族与有活力的社会风气之间的对抗,然而她又巧妙地把二者结合起来,悠然徘徊在新旧制度之间,在她笔下,上海故事代表着礼教、温情,代表着旧社会,全身充满着陈腐的气味,“民国的遗老遗少,像“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香港的故事则代表着新天地,代表着冒险、堕落,是向前、向外的看,充满杀机。“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和张爱玲笔下大多女主人公一样,都是没落家族的淑女,受过一些教育,但是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自食其力,而是认为出去做事会失去了淑女的身份,于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找个体面的人家,婚恋成为权衡利弊的交易,张爱玲写出了男性社会机制对女性的压迫利用与当时女性生存的困境。读懂这点,对于流苏的精明自私我们便可以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看待了,流苏的精明自私虽然让人不太舒服,但却显示了当时女性为了抓住婚姻这一救命稻草的惊人的强劲力量,凭着这股力量,女人才有了生存的可能。这或许也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生存哲学。
王德威先生说过:“张爱玲的女性主义观沾染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色彩,因此未必适合今天女性主义者为传统女性所打造的形象。五四后的人道主义者或当代部分激进女性主义者会觉得张笔下的女性“不够”脆弱无助,因此不足以“象征”她们的弱者境遇。但这也许正是张爱玲不以为然之处。她的小说与散文已一再严明她的女性是现实狡猾的求生存者,而不是用来祭祀的活牌位,在男与女的战争中,没有一方可以自我撇清,也没有一方可以全身而退。”张爱玲因着自己对女性的细致观察,写出了让人看着触目惊心的女性阴暗面的描写。在宣传文学盛行的年代里,她蜗居上海,写着儿女情长,写着都市里的“传奇”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创作姿态。在她看似重复陷溺、絮絮叨叨的笔调下,却含着她对照参差,“不彻底”的美学观照,她苍凉华丽的末世视野,这种笔调逐渐形成张腔,对后人影响极大。
《倾城之恋》的篇名乍一看似乎是一个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错觉,张爱玲以一个浪漫的名称做幌子,用颠覆的笔调阐释了她对古来今往男性文本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同时,《倾城之恋》彻底地把张爱玲的创作理念“参差对照”发挥得淋漓尽致。小说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白流苏和范柳原因落难香港而产生情缘的一段故事:封建没落大家族里的小姐白流苏离婚七八年了,兄嫂们在哄尽了她的钱财后翻脸不认人,冷言冷语相欺,要将她扫地出门,她在这个早已不属于她的娘家实在呆不下去了,在种种机缘巧合下,她认识了刚从英国归来的范柳原,范柳原饱经世故,精明自私。范柳原对流苏有一点爱意,但这点爱意不足以让他承担起婚姻的责任,流苏却只要一纸婚契,她已经将近三十了,又是离了婚的女人,不可能再像十七八岁的少女那样对爱情充满不切实际的憧憬和幻想,她知道爱情不能长久,而婚姻能提供生存所需的一切,她只是想生存,生存得好一点而已。在绵绵情话营造成的甜腻腻的气氛中,展开的却是一场无声的战争,他们各自设了精妙的陷阱,期待能猎获对方,却都不能如意。流苏回到上海,以退为进,希望柳原会带着“较优的议和条件”妥协。然而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经不起老,于是柳原一个电报又把她拘回香港,带着失败的心情。流苏已甘心于情妇的身份,然而战争成全了她,或者说命运成全了她,她得到了范太太的身份。而“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子”,所以在故事的最后,流苏还是有点怅惘,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因为他们本身的爱情就是男女主角百般算计的无奈之举;流苏之所以看上“把女人看成他脚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因为范柳原的产业和财富,即“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所谓“倾城”,不再是为求得倾城女子一笑,而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等传统意义上的“倾城”,而是另一意义的“倾城”—一个城市的陷落、沦陷成就了他们,这一对现实庸俗的男女,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之中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是颠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他们于“一刹那”体会到了“一对平凡的夫妻”之间的“一点真心”,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在小说中,张爱玲充分地体现了她“参差对照”的创作主张,“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张爱玲不用斩钉截铁的写法,好人不全好,坏人不全坏,追求参差间见真性情的审美意趣,体现了张爱玲独特的审美追求。在张爱玲的笔下,任何狠毒、泼辣、精明的人都会在某一瞬间真情流露,呈现出他们内心的温情,而这一刹那的真情流露,正是“参差对照”美学观的具体表现。小说中,张爱玲对白流苏对于生活对于爱情而表现出的精明、小心以及范柳原的谨慎、世故的动作细节描写都表达得淋漓尽致,然而若只展现他们人性弱点的这部分,难免使人觉得不真实,因为人是复杂的动物,不可能只存在某一方面的性格特点,因此范柳原与白流苏之间偶尔流露出的真情便让人觉得真实亲切,富有强烈的写实色彩,如书中柳原对流苏说的:“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他。”或许这一段爱情是脆弱的,但至少在某个瞬间,他们是相爱的。艰辛旷世男女,走在一起,也有它的道理。
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她不喜写大事,而是写都市里市民的生活,她曾说过:“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有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她要写的传奇,是普通人的传奇,她对人生安稳永恒性的追求,使张爱玲的作品呈现出静止的时间状态。她的作品因她本身的悲观态度,而流露出很多无奈。作家阿城说过:“张爱玲喜欢写人性恶,写了人性恶,回头一步一步是光明;反之,若相信人性善,在直面人生时,则处处是黑暗。”她的作品的题材,有很多跌倒的人物,因为她的爱有余,她的懂得和慈悲,所以能看到弱者的爱和生命的力的挣扎,如同《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作者写他的无诚意,却不自觉地揭露了他的被自己抑制的诚意,爱与烦恼。她还善写半新不旧的人家里的情事恨事,这一点或许跟她复杂的家庭背景和她生活的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她无法阻止她笔下衰败没落的封建家族与有活力的社会风气之间的对抗,然而她又巧妙地把二者结合起来,悠然徘徊在新旧制度之间,在她笔下,上海故事代表着礼教、温情,代表着旧社会,全身充满着陈腐的气味,“民国的遗老遗少,像“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香港的故事则代表着新天地,代表着冒险、堕落,是向前、向外的看,充满杀机。“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和张爱玲笔下大多女主人公一样,都是没落家族的淑女,受过一些教育,但是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自食其力,而是认为出去做事会失去了淑女的身份,于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找个体面的人家,婚恋成为权衡利弊的交易,张爱玲写出了男性社会机制对女性的压迫利用与当时女性生存的困境。读懂这点,对于流苏的精明自私我们便可以以一种宽容的心态来看待了,流苏的精明自私虽然让人不太舒服,但却显示了当时女性为了抓住婚姻这一救命稻草的惊人的强劲力量,凭着这股力量,女人才有了生存的可能。这或许也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生存哲学。
王德威先生说过:“张爱玲的女性主义观沾染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色彩,因此未必适合今天女性主义者为传统女性所打造的形象。五四后的人道主义者或当代部分激进女性主义者会觉得张笔下的女性“不够”脆弱无助,因此不足以“象征”她们的弱者境遇。但这也许正是张爱玲不以为然之处。她的小说与散文已一再严明她的女性是现实狡猾的求生存者,而不是用来祭祀的活牌位,在男与女的战争中,没有一方可以自我撇清,也没有一方可以全身而退。”张爱玲因着自己对女性的细致观察,写出了让人看着触目惊心的女性阴暗面的描写。在宣传文学盛行的年代里,她蜗居上海,写着儿女情长,写着都市里的“传奇”故事,这本身就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创作姿态。在她看似重复陷溺、絮絮叨叨的笔调下,却含着她对照参差,“不彻底”的美学观照,她苍凉华丽的末世视野,这种笔调逐渐形成张腔,对后人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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