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马路牙子的声音

    北京有些简陋的烧烤摊，不设板凳，食客们都坐在马路牙子上吃烤串，喝啤酒，闲磕牙，或者谈恋爱。置身于这样的烧烤摊，很少有人会注意另一伙坐在马路牙子上的人在说些什么，经过马路的行人，无论是走路的骑车的还是开车的，自然更不会注意马路牙子上的芸芸众生。估计也没有哪个电视或电影会把场景放在这样一个场所，因为不耐看，或是不入流。马路牙子这个词，说文雅了就是“边缘”。
    徐则臣的小说具备了一种瞄准“马路牙子”的姿态，这并不是说，他写的是发生在路边烧烤摊的风流韵事，也并非因为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走投无路地坐在马路牙子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跑步穿过中关村》这本书里，三个故事虽然不尽相同，写的是同一类人——你可以说他们是“边缘人”，或者社会底层什么的。分类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人，现在被拎出来，在一本书里活给读者看。这些办假证的，卖盗版光碟的，开书店的，都不免吃喝奔忙，卑微地努力，真实地恋爱。
    《西夏》是个可以进一步延伸的小故事。故事的开头，开书店的“我”捡到一个名叫西夏的哑巴女孩，从此便摊上了一个甩不掉的“包袱”。徐则臣在自序里说，“写完后才发现，情感的力量如此之大，在北京我们都强烈地需要温暖地相依为命。”如其所言，这个故事有种唤醒麻木的温暖力量，因其简短，在此不多赘言，只说说另外两个中篇。
    《啊，北京》的主人公边红旗是个办假证的，也是个诗人，在新世纪到来之前，他在一个偏远的苏北小镇的中学里担任语文老师。揣着梦想来到北京的边红旗踩过三轮，因为踩的是无证黑车而被没收，后来，他办上了假证，还混了一个北京情人。缘自一场诗歌朗诵，总觉得自己能在北京闯出一番天地的边红旗和写小说的“我”成了室友，三室一厅里还住了一个靠给民办学校代课糊口的北大法学院研究生。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化人聚在一起，生活里的最大奢侈无非是聚一顿水煮鱼。非典乍起的时候，边红旗被情人逼婚逼急了，决定骑自行车返回苏北小镇，他的终点是找妻子离婚。
    边红旗的婚变未遂，又回到北京。没多久，他妻子追了过来。在故事里，这个女人被称作“边嫂”，没有被赋予名字，并不意味着个性全无。这个小学美术老师画了一辈子天安门，她是那个小镇上最会画天安门的人。既然到了北京，她决定去看天安门。实际看到的时候，她哭了，因为她所看到的一点也不像她画了无数遍的天安门。怎么没有我想象中的高大？她哭着说。
    故事走到这里，读者也许会有上当的感觉。以为是看一场被历代小说家写到烂熟的三角恋，那个偶人般的好妻子却忽然灵动起来，让你恍然大悟，这个故事写的不是边某的狼狈私生活，而根本是北京，和这些在北京好活赖活的人物。小说家也好造假证的也罢，都在焦头烂额地活着，怀揣理想并不意味着现实能一帆风顺，边嫂回老家后不久，边红旗被抓了。小说家因此开始了更大的焦头烂额，他要把边红旗弄出来。纵然卑微，也有真情在。马路牙子上的芸芸众生，都是这样彼此搀扶地活着，一如小说的最后，边嫂来接边红旗，搀着他走到大街上。
    《跑步穿过中关村》里，同样是办假证的敦煌和边红旗乍看截然不同。为了把身陷囹圄的同党弄出来，他卖起了盗版光碟。敦煌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两个都不是妻子，也都谈不上是情人。这两个人一个是别人的女友，一个是追风逐月的女郎。卖盗版也不是唾手可得的买卖，读者大可跟随敦煌的脚步，一路跑步穿过中关村，看着他如何使尽浑身解数来推销盗版乃至色情光碟。敦煌的奋斗是为了把兄弟赎出来，也是为了活下去甚至活出个名堂。他最大的希望是不要眼看着爱人变成个带着孩子卖毛片的大妈，而能有一份更好更踏实的生活。
    其实敦煌无非是另一个边红旗，他更年轻，也少些贪心，因此，他的失望也没那么多。一样的是对生活的恐惧和期待。就像在《啊，北京》之中，小说家这样形容他在北京的生活体验：“觉得自己像只蚂蚁，和一千多万只其他的蚂蚁一样。蚂蚁太多了，拥挤得找不到路了。”小说家接着又说：“找不到也得找，不然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