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媒介即隐喻”在网络时代的种种
【题记】
在《娱乐至死》的最后，波茨曼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波茨曼还说，奥威尔的预言并未成真，我们反倒是离赫胥黎的预言越来越接近。波茨曼是以美国的媒介环境为研究样本的，他并不知道大洋彼岸的遥远国度在若干年后，正同时上演着这两种语言。
【正文】
在本书中，严格地说，波茨曼并不是一个立场坚定的技术决定论者。他如此强调，“我的观点仅仅是说：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他把印刷品风靡美国的时代成为“阐释年代”，认为印刷术能够表现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质：“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厌恶，超长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相对应地，无线电和摄影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它们再现着一个看起来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支离破碎的世界。而电视的出现则把这种感觉推向了另一个方向，从这个方匣子里钻出来的任何东西——战争，灾难，政治，忧患，一切内容都带有娱乐的味道，即使并它没有带着娱乐的初衷。舍弃思想吧，短暂的视觉刺激和情感波动是电视节目给你带来的最大实惠——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忧伤”（罗永浩语）。
波兹曼深信麦克卢汉所说的“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这也成就了他“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并扩展至 “任何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而这种隐喻在扩大的同时，却也在渐渐淡化。当文字，图像，声音，影像融合在互联网中时，白底黑字的权威性以及声音影像的真实性却渐渐受到了质疑。我们越来越难以放心地去相信些什么，一切都可能是广告，炒作甚至是精神疾患的臆想。
前一阵子“大张伟录节目疑似毒瘾发作”的视频在各大门户网站流传，介绍转载的文字虽然也都说明是“推测”“怀疑”，但其实都明目张胆地操着一种毋庸置疑的口吻。甚至有的门户网站干脆发文“七成网友认定大张伟有毒瘾”，多么美妙的修辞，既证据确凿又推卸责任。——文字和影像在这里相得益彰掷地有声。虽然后来有26分钟的完整版视频留出，证明之前的7分钟是经过搜狐别有用心的剪辑，但是搜狐主页的搜索引擎上仍然设置“大张伟吸毒”关键字，让那些没看过视频的网友单凭文字就会先入为主地默认了大张伟吸毒这一事件；即使网友不点击视频，也依然会觉得既然有影像资料存在可信度应该也很高，于是事件转化为“事实”。到最后此事还引发关于是否大张伟在为新专辑炒作的讨论。一件事情，经过层层否定怀疑之后还是看不清真相。在所有媒介形式被整合于一体的多媒体时代，多元化、多样性，多角度产生的结果就是，噪音太多。长此以往，我们就被娱乐的麻木不仁了。我们开始很轻易地相信也很轻易地怀疑，直到最后我们终于坦然放弃相信或怀疑的权利，反正独立思考已变成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奢望。
波兹曼在评价教会利用电视布道时说，如果传递方式改变了，传递的信息就极有可能不一样。我想对于中国网民来说这一点可能体会颇深。比如CCTV来说，某些节目是作为一种介入公众生活的政治导向而设定的。当它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传递着政府的观点和态度，以及政府对于公众的期望和要求。以2009年6月18日《焦点访谈》曝光谷歌这期节目为例，当它在电视上播出时传递的讯息有：（1）大学生不应该浏览黄色网页（2）谷歌低俗（3）有关部门将介入。但是这期节目转化为网络视频后，味道就截然不同了。网民大量点击，评论，却是以一种戏谑嘲讽的态度——在豆瓣网，这个视频分别作为话题被发在“宇宙囧片王”，“搞笑新闻收集”，“悲惨新闻收集”，“当时我就震惊了”等小组。网民在这个过程中，用乐此不疲的讽刺和恶搞来表示对虚假节目以及相关政策的不满。这种隐喻的转换本身就是一种绝妙的隐喻。
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对于这个时代的隐喻，就是它是一张无所不包但总也包不齐全的网，我们看似能够触及很多，但其实最终一无所获。也许这种说法有点过于悲观，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网络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我们无力抗拒的依赖。波兹曼提到了一个事件就是艾伦•巴布科克夫人参加了1984年康涅狄格州某图书馆的一个活动，主题是让人们在一个月里不看电视，她说：“去年电视上对这个活动进行过很多精彩的报道，我很想知道今年这个活动是否会产生和去年一样的影响力。”用波茨曼的原话说就是她希望人们通过看电视而认识到他们应该停止看电视。我们可能会对其间的讽刺性给予会心一笑。但是看看我们自己，依然在网络时代在一边抗拒一边沉溺。有的人在所有即时通讯软件统统挂上戒网签名后继续默默隐身，有的人加入“你为什么不关掉电脑去做爱做的事”小组后依然右手紧攥鼠标不肯松开。
我们能清楚地感知到这十几年以来，我们的“信息—行动比”的确是呈飞速下降趋势的。诚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已得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但信息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疏远，简直到了毫不相关的地步。我们在虚拟的娱乐中体验着虚拟的感受，在偶尔醒悟的恐慌中充满罪恶感。波茨曼提到一个犹太教的拉比提议邀请帕瓦罗蒂在赎罪日演唱悔罪祈祷曲，因为他深信这样会让教堂爆满。多年来我们的做法如出一辙：我们把教化的思想植入给孩子看的卡通片，认为寓教于乐会让他们长大后品学兼优；我们有电视大学，网络课堂和电子书籍，并认为我们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取得比埋头读书更好的效果；门户网站把学者专家请去开博，最终还是变成了不明真相群众的围观集散地。汉娜•阿伦特在谈及大众文化时说“大众教育的危险在于它可能真的变成了一种娱乐”，“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请不要说我们被网络征服，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反抗过。我们只是主动俯首称臣缴械投降，争先恐后地做刀俎下的鱼肉。
在《娱乐至死》的最后，波茨曼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波茨曼还说，奥威尔的预言并未成真，我们反倒是离赫胥黎的预言越来越接近。波茨曼是以美国的媒介环境为研究样本的，他并不知道大洋彼岸的遥远国度在若干年后，正同时上演着这两种语言。
【正文】
在本书中，严格地说，波茨曼并不是一个立场坚定的技术决定论者。他如此强调，“我的观点仅仅是说：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他把印刷品风靡美国的时代成为“阐释年代”，认为印刷术能够表现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质：“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厌恶，超长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相对应地，无线电和摄影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它们再现着一个看起来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支离破碎的世界。而电视的出现则把这种感觉推向了另一个方向，从这个方匣子里钻出来的任何东西——战争，灾难，政治，忧患，一切内容都带有娱乐的味道，即使并它没有带着娱乐的初衷。舍弃思想吧，短暂的视觉刺激和情感波动是电视节目给你带来的最大实惠——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令人愉悦的忧伤”（罗永浩语）。
波兹曼深信麦克卢汉所说的“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这也成就了他“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并扩展至 “任何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而这种隐喻在扩大的同时，却也在渐渐淡化。当文字，图像，声音，影像融合在互联网中时，白底黑字的权威性以及声音影像的真实性却渐渐受到了质疑。我们越来越难以放心地去相信些什么，一切都可能是广告，炒作甚至是精神疾患的臆想。
前一阵子“大张伟录节目疑似毒瘾发作”的视频在各大门户网站流传，介绍转载的文字虽然也都说明是“推测”“怀疑”，但其实都明目张胆地操着一种毋庸置疑的口吻。甚至有的门户网站干脆发文“七成网友认定大张伟有毒瘾”，多么美妙的修辞，既证据确凿又推卸责任。——文字和影像在这里相得益彰掷地有声。虽然后来有26分钟的完整版视频留出，证明之前的7分钟是经过搜狐别有用心的剪辑，但是搜狐主页的搜索引擎上仍然设置“大张伟吸毒”关键字，让那些没看过视频的网友单凭文字就会先入为主地默认了大张伟吸毒这一事件；即使网友不点击视频，也依然会觉得既然有影像资料存在可信度应该也很高，于是事件转化为“事实”。到最后此事还引发关于是否大张伟在为新专辑炒作的讨论。一件事情，经过层层否定怀疑之后还是看不清真相。在所有媒介形式被整合于一体的多媒体时代，多元化、多样性，多角度产生的结果就是，噪音太多。长此以往，我们就被娱乐的麻木不仁了。我们开始很轻易地相信也很轻易地怀疑，直到最后我们终于坦然放弃相信或怀疑的权利，反正独立思考已变成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奢望。
波兹曼在评价教会利用电视布道时说，如果传递方式改变了，传递的信息就极有可能不一样。我想对于中国网民来说这一点可能体会颇深。比如CCTV来说，某些节目是作为一种介入公众生活的政治导向而设定的。当它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传递着政府的观点和态度，以及政府对于公众的期望和要求。以2009年6月18日《焦点访谈》曝光谷歌这期节目为例，当它在电视上播出时传递的讯息有：（1）大学生不应该浏览黄色网页（2）谷歌低俗（3）有关部门将介入。但是这期节目转化为网络视频后，味道就截然不同了。网民大量点击，评论，却是以一种戏谑嘲讽的态度——在豆瓣网，这个视频分别作为话题被发在“宇宙囧片王”，“搞笑新闻收集”，“悲惨新闻收集”，“当时我就震惊了”等小组。网民在这个过程中，用乐此不疲的讽刺和恶搞来表示对虚假节目以及相关政策的不满。这种隐喻的转换本身就是一种绝妙的隐喻。
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对于这个时代的隐喻，就是它是一张无所不包但总也包不齐全的网，我们看似能够触及很多，但其实最终一无所获。也许这种说法有点过于悲观，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网络其实已经成为一种我们无力抗拒的依赖。波兹曼提到了一个事件就是艾伦•巴布科克夫人参加了1984年康涅狄格州某图书馆的一个活动，主题是让人们在一个月里不看电视，她说：“去年电视上对这个活动进行过很多精彩的报道，我很想知道今年这个活动是否会产生和去年一样的影响力。”用波茨曼的原话说就是她希望人们通过看电视而认识到他们应该停止看电视。我们可能会对其间的讽刺性给予会心一笑。但是看看我们自己，依然在网络时代在一边抗拒一边沉溺。有的人在所有即时通讯软件统统挂上戒网签名后继续默默隐身，有的人加入“你为什么不关掉电脑去做爱做的事”小组后依然右手紧攥鼠标不肯松开。
我们能清楚地感知到这十几年以来，我们的“信息—行动比”的确是呈飞速下降趋势的。诚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已得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但信息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疏远，简直到了毫不相关的地步。我们在虚拟的娱乐中体验着虚拟的感受，在偶尔醒悟的恐慌中充满罪恶感。波茨曼提到一个犹太教的拉比提议邀请帕瓦罗蒂在赎罪日演唱悔罪祈祷曲，因为他深信这样会让教堂爆满。多年来我们的做法如出一辙：我们把教化的思想植入给孩子看的卡通片，认为寓教于乐会让他们长大后品学兼优；我们有电视大学，网络课堂和电子书籍，并认为我们一定会在这个过程中取得比埋头读书更好的效果；门户网站把学者专家请去开博，最终还是变成了不明真相群众的围观集散地。汉娜•阿伦特在谈及大众文化时说“大众教育的危险在于它可能真的变成了一种娱乐”，“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请不要说我们被网络征服，因为我们从未真正反抗过。我们只是主动俯首称臣缴械投降，争先恐后地做刀俎下的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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