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那些我们曾经、现在、未来居住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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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拉屎”的世外桃源
80后生人，还踩着计划经济的影子。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是在湖南一个二线城市的国有工厂厂区。六七十年代，在“靠山，分散，进洞”理论的影响下（该理论的直接原因就是“备战”），大大小小的工厂分散在方圆百余公里湖南典型的丘陵地带，形成了所谓“羊拉屎”的布局。小时还不觉得不方便，占地面积20多万平方米的厂区里，有家属区、幼儿园、学校，也有医护站、农贸市场乃至殡仪馆，俨然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不必走15分钟的山路，你就在这里能买到日常需要的东西，而那时不必要的东西下了山也未必买得到。
“拆”“保”交锋下的胡同
今年有同事去北京公干，无聊之余便随朋友去看房子。刚到中介时或许是衣着平常，无人理睬。结果等她随口一问四合院怎么卖，齐刷刷的眼睛聚焦在一块，似乎要重新审视这一“富婆”。四合院的富贵在今是不言自明的，不仅在于价贵，日常的维护也是不小的一笔开销。而就在若干年前，还处在拆与保的交锋当中。例如作家刘心武就说，“如果站在居住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四季都必须走出院子去胡同的公共厕所大小便的普通市民的立场上，那么就应该理解他们的那种迫切希望改进居住品质的心情要求”，而王朔则索性说“反正对我来说，满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觉得可惜了的”。而在对立面，萧乾就为拆胡同而伤心，“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冯骥才也提出，保存胡同、四合院，就是保护一种文化。
《城记》，是新华社主任记者王军关于城市与人的第一本书，虽然不时夹杂着关于对城市的思考，以上众作家的观点也在其中，但整体而言，该书讲的是梁思成与北京城的故事，换言之以春秋之笔法，论述当年北京城改造与梁陈方案的千丝万缕。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到底怎么建设这个新中国的首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苏联人的设计照搬斯大林格勒模式，毛泽东在西柏坡的讲话则表明其还是希望建设出一个属于人民政权的首都——“只有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而刚进入北京城的机关部委已经急不可耐地占用王府、划分大院开始办公了。于是乎在王军的描述中，梁思成、陈占祥关于北京城的规划，多少充满了秀才遇上兵的无奈。新旧的取舍，拆保的交锋，就如一个小小的四合院，自然升格成文化乃至政治的辩白。
宽马路、窄马路的数学计算
与第一本封面忧伤的城楼电脑图相比，王军的第二本城市笔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的封面虽然还是金黄的主色调，但主角已经换成了正在施工的央视“大裤衩”。在经历5年的历练，王军对城市的思考也逐成体系。“我的探索从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着眼于城市布局：单中心或多中心？破旧立新或新旧并存？中观层面着眼于城市街区：大街坊或小街坊？宽马路或窄马路？微观层面着眼于城市细胞——建筑、物权、税收，等等。……‘布局——街区——细胞’及其背后的公共政策与文化含义，构成了我认识城市的体系。”带着这样的思路，《采》一书的内容也就不难理解。
我既没有住过四合院，也没来得及感受古都文化，然而城市化的巨浪裹挟而来时，谁又没有点切身体会呢？比如宽马路、窄马路之争。按《采》中的说法，貌似马路越宽越好，其实不然，一条车道每小时通行1000辆，而两车道每小时则只能通行1800辆，小于2*1000辆。为什么？因为并线、超车要减速，相互干扰。因此按王军的设想，窄而密的马路似乎更适合城市化的进程。然而在我看来，这或许更像是设计者的理想设计。最现实的原因是交通事故导致的堵塞。现在车多了，事故也多，随便出个双方事故，交警要来、保险要来，双方僵持不下，如果就只有一个车道，基本就是堵死。而即使受并线影响，多车道的通行量较低，然而窄而密的布局似乎也不应该忘记红绿灯设置下的影响。
或许关于宽窄马路的争辩多少有点断章取义的意味。纵观《采》一书，以王军的三级构架来看，他的城市设计应该是这样的：城市不应该为车而造，应该大力鼓励人们尽量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同时以多个中心来代替单中心也有利于分散由此产生的交通压力，当然，还有从《城记》一以贯之的“注意保护旧城风貌”。看上去很美。
大城市或“走鬼”的死与生
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总是记者发出对城市规划的呐喊。与王军的写作开始于对梁思成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进行思考一样，作为城市规划的里程之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便是作者简•雅各布斯在负责报道城市重建计划的过程中，对传统的城市规划观念产生怀疑而写成的。或许是偶然，也或许是因为记者最容易接触到在这个城市里的各个阶层。
不过与王军对准为汽车设计的城市开炮不同，雅各布斯所抨击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阿里盛行的禁止人们在路边交易买卖的趋势。她认为城市作为实实在在存在的地点，必须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谐，这才是城市最本质的特性。城市必须有喧闹声和街市，必须要有那些发生在拱廊街道上的有规律的商业交往。只有通过这些时常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城市生活才真正形成。如此，小街段是必要的，老建筑是必要的，“走鬼”也是必要的。
城市、地点、人
好吧，谈论了半天的城市，城市犹如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于一体的怪物。然而化繁为简，城市无非是一个地点，“空间内人们定居下来并能说明我们身份的具体位置”。人，生活在城市，并通过在城市的活动完成自己的价值认定和身份认定，这其中既包括个人身份认同感、更包括社区归属感。
当王军在感慨老北京城不在，喟叹为何当年没有采用“先知先觉”的梁陈方案时，不应该忘记没有所谓全知的人。正如书中所言，使陈占祥向往社会主义的原因是因为，“苏联土地的国有化以及国家权力至上，确使一切计划工作的实施有了可靠的保障”。而这种“计划式的城市规划”又能体现多少合理性呢？60年前，人们不愿意在四合院居住自然是没有配备现代化电气设备，而60年后价贵的四合院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居住的。时代的错位，多少让《城记》成了王军的自说自话。
看近期60年国庆献礼，建国前的战争戏码不少，改革开放后的富足生活不少，然而唯独缺了建国初期关于政权的稳固与建设。从北京城的改造来看，虽然多少有点混乱，然而正是基于在社会主义认同下“赶快超前”的劲头和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民族尊严，人们开始了对城市的改造，并通过这一改造使得人们认可新中国政权，并愿为之奋斗、牺牲。父亲总在闲聊时谈起当年去逛街时总是穿着工厂制服，别着胸章，有人来时总会把胸挺起。而故地重游，也不免说起哪些防空洞是什么时候挖的。这一些，又何尝不是当年价值认定与归属感的体现呢？
沃尔玛对面的烂尾楼
当然在不同阶段，人也由于价值、身份认定的差异而显出对城市不同的要求。而每个时代都在上演这个时代的悲喜剧，正如骄傲的国企职工父亲，在九十年代选择了南下广东。王军说，车多了、路宽了，城市的用地也就少了，雅各布斯说，“走鬼”走了，小商铺关了，城市也就不安全了。然而在我看来，王军至少还没有摆脱站在权力机构角度思考问题的惯性，雅各布斯也只是完成了她的呐喊，《网上情缘（You've Got Mail）》里小书店不敌大型连锁书店的情景总是在现实中重复。
回到我的现实世界。那还是1998年的暑假，从东莞沃尔玛出来，看到的第一眼竟然是正对着沃尔玛的一幢烂尾楼，一群农民工随便挂着帐子也就成了自己的家。这边灯火通明，那边则炊烟袅袅。
为什么他们就和我的父亲一样，选择了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生活呢？《城市的世界》里这样说道，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迁移找到另一个地方，比从前的居住地更充满希望……地点的转移不仅是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个位置，而且意味着一张允诺了无尽新机会和希望的支票。”
10多年过去了，烂尾楼早已不在。然而中国还有着很多希望从城市获得无尽的新机会与希望的人。
“羊拉屎”的世外桃源
80后生人，还踩着计划经济的影子。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是在湖南一个二线城市的国有工厂厂区。六七十年代，在“靠山，分散，进洞”理论的影响下（该理论的直接原因就是“备战”），大大小小的工厂分散在方圆百余公里湖南典型的丘陵地带，形成了所谓“羊拉屎”的布局。小时还不觉得不方便，占地面积20多万平方米的厂区里，有家属区、幼儿园、学校，也有医护站、农贸市场乃至殡仪馆，俨然如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不必走15分钟的山路，你就在这里能买到日常需要的东西，而那时不必要的东西下了山也未必买得到。
“拆”“保”交锋下的胡同
今年有同事去北京公干，无聊之余便随朋友去看房子。刚到中介时或许是衣着平常，无人理睬。结果等她随口一问四合院怎么卖，齐刷刷的眼睛聚焦在一块，似乎要重新审视这一“富婆”。四合院的富贵在今是不言自明的，不仅在于价贵，日常的维护也是不小的一笔开销。而就在若干年前，还处在拆与保的交锋当中。例如作家刘心武就说，“如果站在居住在北京胡同四合院里，四季都必须走出院子去胡同的公共厕所大小便的普通市民的立场上，那么就应该理解他们的那种迫切希望改进居住品质的心情要求”，而王朔则索性说“反正对我来说，满北京城的胡同都推平了我也不觉得可惜了的”。而在对立面，萧乾就为拆胡同而伤心，“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冯骥才也提出，保存胡同、四合院，就是保护一种文化。
《城记》，是新华社主任记者王军关于城市与人的第一本书，虽然不时夹杂着关于对城市的思考，以上众作家的观点也在其中，但整体而言，该书讲的是梁思成与北京城的故事，换言之以春秋之笔法，论述当年北京城改造与梁陈方案的千丝万缕。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到底怎么建设这个新中国的首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苏联人的设计照搬斯大林格勒模式，毛泽东在西柏坡的讲话则表明其还是希望建设出一个属于人民政权的首都——“只有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而刚进入北京城的机关部委已经急不可耐地占用王府、划分大院开始办公了。于是乎在王军的描述中，梁思成、陈占祥关于北京城的规划，多少充满了秀才遇上兵的无奈。新旧的取舍，拆保的交锋，就如一个小小的四合院，自然升格成文化乃至政治的辩白。
宽马路、窄马路的数学计算
与第一本封面忧伤的城楼电脑图相比，王军的第二本城市笔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的封面虽然还是金黄的主色调，但主角已经换成了正在施工的央视“大裤衩”。在经历5年的历练，王军对城市的思考也逐成体系。“我的探索从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着眼于城市布局：单中心或多中心？破旧立新或新旧并存？中观层面着眼于城市街区：大街坊或小街坊？宽马路或窄马路？微观层面着眼于城市细胞——建筑、物权、税收，等等。……‘布局——街区——细胞’及其背后的公共政策与文化含义，构成了我认识城市的体系。”带着这样的思路，《采》一书的内容也就不难理解。
我既没有住过四合院，也没来得及感受古都文化，然而城市化的巨浪裹挟而来时，谁又没有点切身体会呢？比如宽马路、窄马路之争。按《采》中的说法，貌似马路越宽越好，其实不然，一条车道每小时通行1000辆，而两车道每小时则只能通行1800辆，小于2*1000辆。为什么？因为并线、超车要减速，相互干扰。因此按王军的设想，窄而密的马路似乎更适合城市化的进程。然而在我看来，这或许更像是设计者的理想设计。最现实的原因是交通事故导致的堵塞。现在车多了，事故也多，随便出个双方事故，交警要来、保险要来，双方僵持不下，如果就只有一个车道，基本就是堵死。而即使受并线影响，多车道的通行量较低，然而窄而密的布局似乎也不应该忘记红绿灯设置下的影响。
或许关于宽窄马路的争辩多少有点断章取义的意味。纵观《采》一书，以王军的三级构架来看，他的城市设计应该是这样的：城市不应该为车而造，应该大力鼓励人们尽量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同时以多个中心来代替单中心也有利于分散由此产生的交通压力，当然，还有从《城记》一以贯之的“注意保护旧城风貌”。看上去很美。
大城市或“走鬼”的死与生
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总是记者发出对城市规划的呐喊。与王军的写作开始于对梁思成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进行思考一样，作为城市规划的里程之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便是作者简•雅各布斯在负责报道城市重建计划的过程中，对传统的城市规划观念产生怀疑而写成的。或许是偶然，也或许是因为记者最容易接触到在这个城市里的各个阶层。
不过与王军对准为汽车设计的城市开炮不同，雅各布斯所抨击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阿里盛行的禁止人们在路边交易买卖的趋势。她认为城市作为实实在在存在的地点，必须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谐，这才是城市最本质的特性。城市必须有喧闹声和街市，必须要有那些发生在拱廊街道上的有规律的商业交往。只有通过这些时常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城市生活才真正形成。如此，小街段是必要的，老建筑是必要的，“走鬼”也是必要的。
城市、地点、人
好吧，谈论了半天的城市，城市犹如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于一体的怪物。然而化繁为简，城市无非是一个地点，“空间内人们定居下来并能说明我们身份的具体位置”。人，生活在城市，并通过在城市的活动完成自己的价值认定和身份认定，这其中既包括个人身份认同感、更包括社区归属感。
当王军在感慨老北京城不在，喟叹为何当年没有采用“先知先觉”的梁陈方案时，不应该忘记没有所谓全知的人。正如书中所言，使陈占祥向往社会主义的原因是因为，“苏联土地的国有化以及国家权力至上，确使一切计划工作的实施有了可靠的保障”。而这种“计划式的城市规划”又能体现多少合理性呢？60年前，人们不愿意在四合院居住自然是没有配备现代化电气设备，而60年后价贵的四合院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居住的。时代的错位，多少让《城记》成了王军的自说自话。
看近期60年国庆献礼，建国前的战争戏码不少，改革开放后的富足生活不少，然而唯独缺了建国初期关于政权的稳固与建设。从北京城的改造来看，虽然多少有点混乱，然而正是基于在社会主义认同下“赶快超前”的劲头和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民族尊严，人们开始了对城市的改造，并通过这一改造使得人们认可新中国政权，并愿为之奋斗、牺牲。父亲总在闲聊时谈起当年去逛街时总是穿着工厂制服，别着胸章，有人来时总会把胸挺起。而故地重游，也不免说起哪些防空洞是什么时候挖的。这一些，又何尝不是当年价值认定与归属感的体现呢？
沃尔玛对面的烂尾楼
当然在不同阶段，人也由于价值、身份认定的差异而显出对城市不同的要求。而每个时代都在上演这个时代的悲喜剧，正如骄傲的国企职工父亲，在九十年代选择了南下广东。王军说，车多了、路宽了，城市的用地也就少了，雅各布斯说，“走鬼”走了，小商铺关了，城市也就不安全了。然而在我看来，王军至少还没有摆脱站在权力机构角度思考问题的惯性，雅各布斯也只是完成了她的呐喊，《网上情缘（You've Got Mail）》里小书店不敌大型连锁书店的情景总是在现实中重复。
回到我的现实世界。那还是1998年的暑假，从东莞沃尔玛出来，看到的第一眼竟然是正对着沃尔玛的一幢烂尾楼，一群农民工随便挂着帐子也就成了自己的家。这边灯火通明，那边则炊烟袅袅。
为什么他们就和我的父亲一样，选择了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生活呢？《城市的世界》里这样说道，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迁移找到另一个地方，比从前的居住地更充满希望……地点的转移不仅是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个位置，而且意味着一张允诺了无尽新机会和希望的支票。”
10多年过去了，烂尾楼早已不在。然而中国还有着很多希望从城市获得无尽的新机会与希望的人。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