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黄门北寺狱•直接消灭肉体

诏狱，顾名思义，就是奉诏而狱，公卿官员犯罪，不能直接逮捕审判，需由皇帝下诏入狱，是为诏狱。至少在汉代已经有了专门的诏狱，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83年），有人告发周勃谋反，“逮诣廷尉诏狱”。廷尉掌刑辟，是最高司法长官。下廷尉诏狱，等于只发出逮捕令，仍需由廷尉审理治罪，有时还需要群臣会议商讨，称为“杂考”，这是正常的司法程序。

在这个程序中，皇帝的意见当然很重要，然而仍有制约，比如皇帝诏书，需要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平署，否则无效。延熹九年（166年），李膺等人被诬告结交朋党，桓帝下诏逮捕党人，太尉陈蕃认为这些人名闻海内，忧国忧民、忠于公事，就算犯错也该宽宥十世，何况罪名并不彰显，岂可逮捕？拒绝平署。桓帝只得跳过正式的司法程序，由黄门北寺狱审理李膺等人，通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学生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

秦汉时宫门漆为黄色，故称黄门，代指禁中，即皇帝所居。东汉时有黄门令，为宦者首领，掌管禁中诸宦官，隶属少府，少府执掌皇帝家事。中国古代虽号称“家天下”，视天下为“产业”，其实内廷、外朝还是分得很清的，比如大司农掌管政府财政，而少府掌管皇家的私房钱。

黄门北寺狱隶属黄门令，大约本来是专门处置犯罪宦官的，正如掖庭狱专门处置宫女。等到宦官擅权，渐渐就由内廷而侵袭干预了外朝的司法权，不依正常的司法流程，缺乏监督，而完全按照皇帝或者弄权者的意图行事，生杀予夺，皆在一人，就没有宽容可言。

后世明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主理刑狱，有九卿会审，不由一人说得算，而锦衣卫狱、东厂全凭皇帝或者弄权者一人意思为准则，机构虽然不同，其本质不变。

黄门北寺狱最早见于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中常侍单超等五人因诛梁冀功同日封侯，是为五侯，即“轻烟散入五侯家”之五侯。白马令李云上书批评对宦官封爵赏赐太滥，桓帝震怒，命逮送黄门北寺狱，派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共同拷问。陈蕃等大臣相继上书相救，管霸也想为李云开脱，就借口说他只是野泽愚儒，不值得加罪云云。可桓帝记恨李云骂他“不能明察”，拒绝宽宥，于是李云死于狱中。

入狱的官员和士人以政治犯为主，往往声名较高，为了避免大臣相救援、舆论相呼应等情况出现，北寺狱往往直接将人拷打致死或杀死。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窦武陈蕃谋诛宦官事泄失败，陈蕃被捕，执送北寺狱，拳打脚踢，即日遇害。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因受诬告“钩党”图谋社稷，虞放、李膺、杜密等党人百余人死于北寺狱中。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侍中向栩因议论宦官而被诬沟通张角，收送北寺狱而死。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谏议大夫刘陶上疏八事，说天下大乱，皆由宦官。宦官们就诬告刘陶私通张角，下北寺狱，拷问甚急，死于狱中。

这种不经审判，直接消灭政敌肉体的做法，对士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士人们固然不惜杀身成仁，然而面对无尽的屠刀，勇于血荐轩辕的都被杀了，留下来虽未必都是趋利避害之徒，但对信仰产生怀疑是理所应当的事。

范滂三十三岁遇害，临行教子：“我想让你作恶，可恶事不可做；我想让你行善，可我就是不作恶的下场。”路人闻之，莫不流涕。其中幽怨惆怅，彷徨困苦，后来嵇康教子似之。

在血的教训下，大多数人则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他们小心谨慎，不再敢于品核公卿，裁量时政。

东汉末年的高士司马徽就是其中一例，他从不谈论当时的人物。有人问起，不论高下，都说：“好。”他妻子说：“别人有疑惑，你应该辨明是非，一概说好，难道是别人咨询你的本意吗？” 司马徽说：“象你所说的，也很好。”

渐渐又以玄远为标杆，是为两晋玄学之发端，又或感叹生命之艰辛短促，不如及时行乐，为任诞派之发端。

不仅是信仰，士人们对汉室的政权合法性和延续性也产生了怀疑。

最早醒悟的是徐稺，徐稺，字孺子，就是《滕王阁序》里“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延熹七年（公元164年），他让茅容传话给郭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大树将要倾覆，不是一根绳子所能维持，为何不赶紧去找个安宁之所？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第二次党锢事件，郭泰听说后，感叹：“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贤人离去，国家将要灭亡，痛哭“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汉室的王业当归何人？次年春天就郁郁而终，年仅四十二岁。蔡邕为其写碑文：“我常为别人写碑文，都因溢美而惭愧，只有这次问心无愧。”后来周武帝除天下碑，唯有郭泰之碑，下诏特许保留。

于是渐行渐远，到了建安以后，士大夫们只知有曹氏，而不知有汉。呜呼，党锢之祸，北寺之狱，可以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