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革命”——读《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
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的胜利，不仅对此后几十年的中美关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二战后美苏所主导的“雅尔塔体系”产生剧烈冲击。整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政坛和中国学领域都被一个问题搅得鸡犬不宁：是谁丢失了中国？ 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检讨对华政策失败，主张用新方法来研究中国。虽然在50年代初，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等人曾遭到“麦卡锡主义”的打击，但到50年代末，研究中国的人员从600人发展到2000人左右，并成立了“东亚研究中心”。从1963年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问世以来，60年代出版了大量从政治史和外交史研究中国共产革命的著作。 与此同时，美国中国学界开始出现了试图摆脱费正清从美国透视中国历史的对策性思维定式的迹象，以柯文为代表，对“冲击——回应”的分析框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希望将沿海以外的内陆地区纳入观察视野，从中国人自身的角度理解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内在理路。“地方史”研究的兴起逐渐扬弃了费正清的宏大叙事传统，除施坚雅提出了“经济区系理论”这样准宏观的解释框架外，出现了“区域研究”的中层分析转向。 这一代学者仍然想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到八十年代以后，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开始不再关心革命方面的内容，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渐渐淡出，对所谓“现代性”的关注成为研究热点。90年代以来，革命史研究对美国中国学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在关注中国都市现代性叙事的同时，由于受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影响，一些学者把在美洲发生的一些有关民族国家的讨论，融入政治经济学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尽管美国中国研究学界对革命和现代化的反思仍然存在，在最重要的趋向则是：一方面越来越忽略革命的历史，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文章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产生影响之后，研究者渐渐不再追问研究的“意义”，不去考虑其与政治的联系，呈现出“去政治化”的倾向。 回头来看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现代化”被确立为国策，长期主导中国史学界的“革命史范式“被“现代化范式”所取代，其社会史与文化史转向与同时的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所出现的变化相当类似，原先由于政治意识形态支持而显赫一时的“革命史”作为一门学科门类几乎消解，较为宽泛的“政治史”也受到冷落。近年来，大陆学术界对政治史的地位开始重新审视，出现了“重写政治史”的呼吁。 更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国的主要特征就是“革命”，“革命”比“现代化”更能体现近代中国的原初面相。 在政治史研究出现复苏迹象的当下，重读1991年由Greenwood Press出版的《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一书，有助于加深对中国革命一些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
本书作者石约翰（John Shrecker），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布兰代斯大学历史系教授。除本书之外，作者还有《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1898年维新运动与清议：反对派的改革》（合著）。他对中国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和比较史学都很有研究。据作者自述，本书的基本目的是（从中国近代革命与长期的、常被误解的中国古代历史的相互关联中）理解中国近200年的革命历程。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1800年以前的中国”，回溯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1800年的中国历史，着重考察反对派传统、儒学传统、大同理想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其他历史传统，从社会内部寻求中国革命的原动力。下篇“革命”，从19、20世纪中国革命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出发，分别叙说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清议运动、自强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70、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史实，在肯定西方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的同时，侧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内部演变作理论上的综合理解。作者试图证明中国近现代革命变革主要是出自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本书虽不是一本以史料为基础、论证严密的史学著作，但它为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是“一个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历史的，虽不是综合的、但却是自成体系的简要读本” 。
作者以19世纪初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起点，以改革开放作为下篇“革命”部分的终点，其对中国革命时段的确定明显受到了费正清的影响。费正清曾根据其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0——15卷缩写出一卷本的1800——1985年间中国简史，即名为《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类似分法的还有芮玛丽（Mary Wright），她把1900——1913年视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以后还有好几个阶段，包括1949年后的继续革命，共同构成了一整个“革命”。 台湾学者陈永发在研究以中共为中心的中国共产革命时，将时段的下限更是延长到90年代“邓小平时代”的结束。时段的选择取向凸显了研究范式的重要转移。“革命史范式”选择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近代中国的起止点，突出中国近代史“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线，体现中国共产革命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将“革命”的视野放宽到1949年后中共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造，将更有助于加深对“革命”含义本身的理解。费正清以“打破旧枷锁的斗争”来形容“1800年以来”的“中国革命”。 罗志田教授认为：“‘革命’在20世纪的中国呈现出全方位的有力态势，其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和延续性，以及空间上的广泛程度和可分割性，都非常明显。通常具体的革命不论成功与失败，都应有结果即‘告终’。但在中国，仅更换政权的革命，在20世纪上半叶就有三次。前两次革命的‘成功’均未能避免下一次革命的继起；后两次革命‘成功’之后，‘革命精神’仍为当政者所提倡，其试图‘继续革命’的心态或跃然纸上，或更付诸实践。而且，所谓‘以非常规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既存状态’，不仅是改变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还包括社会的、思想的、学术的、生活的等等”。 陈永发教授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的“导论”部分也指出，中国大陆将1949年作为“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和“中国当代史”（1949后）的分水岭，但仍有一些中国党史专家在处理中共史时能跨越两个不同时代，注意到其中一些关联，可惜他们“绝大多数无法超越毛泽东所树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典范，总认为历史都不可抗拒地会向社会主义发展”，“本书以‘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为题，就是针对以上遗憾，强调各时段和各部分中国共产革命史的不可分割性。”“中国共产革命翻天覆地，有必要作一全盘性的考量”，把中国共产革命史分为‘革命夺权’、‘不断革命’和‘告别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只是为了论叙方便。因为如果没有‘革命夺权’，则毛泽东何能‘不断革命’？又如果没有‘不断革命’，则邓小平何需‘告别革命’？” 本书的一大特色则是将思考中国革命的思想起点放到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起点，而不仅仅是传统社会出现严重危机的19世纪，从一个完整的时空脉络来观察中国革命的起源，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本土因素，体现了作者努力寻求“在中国发现‘革命’”的学术探索，这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观”有很相似的共性，作者在近代只有西方“从来没有从外界来观察自己”的论点也得到了柯文的极大赞同。 与柯文回溯到1800年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story line） 不同，作者的将整个中国历史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并从中寻找出“封建”与“郡县”这对他认为更能高度概括中国历史内部矛盾的一组概念，理解“中国革命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如何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西方经验的副产品” ，这一尊重历史演进完整性的思路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作者也没有有意遮蔽“西方冲击”的作用，作者在第二部分也详细探讨“从鸦片战争经过五四运动，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时期西方影响的性质和过程” 。费正清和邓嗣禹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通论》一书中，强调西方是在近代中国引起某种结果的主要变量，“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旧的秩序遭到了一系列复杂进程的挑战、攻击或颠覆……这些进程是作为某种渗透的结果，由一个外来的、更强大的社会在中国内部发动起来的”。 六十年代后，“冲击——回应”典范在“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的冲击下渐渐衰微，但罗志田教授认为，“因为这一典范被用得太滥就转而以为它可以功成身退，恐怕也未必就恰当”，“特别是在‘西潮’已成‘中国’之一部分以后，所谓近代中国的内在发展，也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在”，“这一研究典范仍未完成其使命，尚有待深入发展”。 作者能够结合“冲击—回应”典范和“中国中心观”来看待中国革命，使得持论更加客观公允，分析也更全面和立体。
葛兆光教授认为, 外国的中国学虽然称作“中国学”，但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因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国的、当时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第一步就应该把“中国学”还原到它自己的语境里去，把它看成该国的学术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一个部分，不要以为他们和我们研究的是一回事。 本书作者批评“西方人虽然是创造近代世界贡献最大的一些民族，但是在某些方面却成了最不理解这个世界的民族” ，但由于本身的文化隔阂，作者对中国历史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不小的偏差。作者希望“运用中国概念和理论来分析重要而有趣的材料、分析中国的历史以及它与西方社会的相互作用”，但作者对“封建”与“郡县”的论述有待进一步商榷。作者立足于“用中国传统术语阐释1800年以前的时代历程” ，并认为“封建”、“郡县”这样的术语“不仅为概括公认的历史提供了便利途径”“有助于把事物联系起来并澄清一些观点” ，但“封建”与“郡县”在近代以来西方学术话语中的变异似乎没有引起作者足够的重视。作者肯定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近代提出的“内藤假设”，并认为内藤分析的中心论点“公元10世纪左右的宋代，中国开始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这一论点不仅与用封建、郡县的术语进行的分析完全一致，而且确实是在中国历史学家的传统思维方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此说过于武断，没有考虑到内藤提出此假说的时代背景和目的指向。“内藤假设”“所勾划的总的轮廓，……仍是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 ，但联系到内藤作为对策而提出的“国际共管说”，不能不说是这是迎合日本国权扩张主义思潮的政治话语，内藤湖南“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出发点及终极目标，始终在于对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之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而决不是“在中国历史学家的传统思维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 汪晖教授也从更一个更广阔的论题高度指出，“京都学派”提出“东洋的近世”、“宋朝资本主义”等理论，重建中国历史内部的现代动力，叙述的出发点同样建立在国家这一核心问题上，因为从19世纪开始历史的观念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所谓历史就是主体即国家的历史，没有国家就没有历史，“东洋史”的构架正是为了对抗西方现代性叙述。 而历史本在的多元动态面相是否可以用这组对立概念来描述，仍然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作者引用E.G.普雷布兰克的说法，认为西方的史学和学术界对中国的认识仍停留在表明层次，不是因为缺少有关的专门知识，而是因为“缺少使中国历史的大量细节适合于人所熟知的西方历史模式的方法”，以及“要对西方读者作出明白易懂的描述，中国历史必须经过一个翻译过程，不仅仅是词汇，而是整个概念和概念体系的翻译。进一步说，如果要使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理解上能够一致，也要对处理西方历史的概念进行重新评估，要发明新概念，以便于描述每一种文化，使它们对另一种文化也能做到明白易懂。” 但在作者的学术实践中，“理论旅行”和“跨语际实践”的成效似乎并不成功，概念的转换过于牵强和生硬。另外，作者分析中国革命的起源，虽然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立场，力图把“中国当作中国来理解”，但对论述较为宏观，远远没有深入到专业细部来进行阐述。“革命”作为近代以来西方输入中国的概念名词和理论体系，经过中国读书人向传统寻求支持的本土化解释，才成为变革近代中国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持续的具体实践，而对于这一动态而持续的历史画卷，作者的展现却远远不够，远不如陈建华著《“革命”的现代性：中国现代革命话语考论》这部专力于“革命话语的跨语际实践”分析的杰作。陈著考察了“革命”这一概念内涵在古老的传统、近代西方和日本之间流动互激的丰富社会历史内涵，特别指出了极力反对政治革命、作为“改良派”代表的梁启超，却偏偏成为“革命话语”大功臣这一被人忽视的事实，他经由日本转口而来的那种革命的“大变革”含义及其迅速传播，与中国“革命话语”兴起过程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此外，他还揭示了“革命”话语与孙中山的关系，以及这一话语如何进入文学领域等问题，从语言角度对现代革命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诠释，“以揭示中国革命经验的某种本质”，这对今人理解革命观念为什么能在现代中国产生深刻而持续的影响是不无助益的。 虽然作者侧重于建立新的分析体系并“简明扼要地向非专业人员介绍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但对史实重建的粗糙必然会影响到分析的深度和准确性。
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不仅体现在近百年来被反复申论的政治话语中，而且深深地渗入到黎民百姓的社会生活里，直到中国的改革已经整整进行了三十年的今天，扬弃革命意识形态的遗产，仍然是一个远未完成的任务。张海鹏教授曾经撰文提出，近代中国百余年间有七次“革命高潮” ，对“革命”的研究长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热点，邹谠、陈永发和高华等不同地区不同代际的学者均在年轻时就将研究中国“革命”视为一生的学术志业，“革命”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曾经统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在大陆学术界遭受了空前的群体批判和反思，特定时代政治高压下的价值预设和主观倾向已经渐渐被抽离，对“革命”的研究开始具有更加宽广的视角和更富创造力的解读。20世纪末以来，大陆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对“告别革命”思潮的讨论和互动 ，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的联系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一些“非主流”革命文献的“发掘”使“革命”本身显得更为立体，对“革命”的含义和源流进行梳理，对“革命”的学理反思也更加深刻。 在对“革命”的研究出现视角转向和观念转型前景的当下，重新研读海外中国研究的相关著作，理解“局外人”对这场时代巨变和社会转型的观察角度和心态感受，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虽未必算得上是眼光极具穿透力的“透视”，但其“在中国发现‘革命’”的“中国中心观”仍然在理论和方法上作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值得后来者在此基础上“发现在中国的‘革命’”（注释已删去）。
本书作者石约翰（John Shrecker），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布兰代斯大学历史系教授。除本书之外，作者还有《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1898年维新运动与清议：反对派的改革》（合著）。他对中国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和比较史学都很有研究。据作者自述，本书的基本目的是（从中国近代革命与长期的、常被误解的中国古代历史的相互关联中）理解中国近200年的革命历程。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1800年以前的中国”，回溯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1800年的中国历史，着重考察反对派传统、儒学传统、大同理想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其他历史传统，从社会内部寻求中国革命的原动力。下篇“革命”，从19、20世纪中国革命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出发，分别叙说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清议运动、自强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70、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史实，在肯定西方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的同时，侧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内部演变作理论上的综合理解。作者试图证明中国近现代革命变革主要是出自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本书虽不是一本以史料为基础、论证严密的史学著作，但它为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是“一个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和思想方面历史的，虽不是综合的、但却是自成体系的简要读本” 。
作者以19世纪初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起点，以改革开放作为下篇“革命”部分的终点，其对中国革命时段的确定明显受到了费正清的影响。费正清曾根据其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0——15卷缩写出一卷本的1800——1985年间中国简史，即名为《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类似分法的还有芮玛丽（Mary Wright），她把1900——1913年视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以后还有好几个阶段，包括1949年后的继续革命，共同构成了一整个“革命”。 台湾学者陈永发在研究以中共为中心的中国共产革命时，将时段的下限更是延长到90年代“邓小平时代”的结束。时段的选择取向凸显了研究范式的重要转移。“革命史范式”选择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近代中国的起止点，突出中国近代史“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线，体现中国共产革命的必然性和合法性。将“革命”的视野放宽到1949年后中共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造，将更有助于加深对“革命”含义本身的理解。费正清以“打破旧枷锁的斗争”来形容“1800年以来”的“中国革命”。 罗志田教授认为：“‘革命’在20世纪的中国呈现出全方位的有力态势，其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和延续性，以及空间上的广泛程度和可分割性，都非常明显。通常具体的革命不论成功与失败，都应有结果即‘告终’。但在中国，仅更换政权的革命，在20世纪上半叶就有三次。前两次革命的‘成功’均未能避免下一次革命的继起；后两次革命‘成功’之后，‘革命精神’仍为当政者所提倡，其试图‘继续革命’的心态或跃然纸上，或更付诸实践。而且，所谓‘以非常规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既存状态’，不仅是改变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还包括社会的、思想的、学术的、生活的等等”。 陈永发教授在《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的“导论”部分也指出，中国大陆将1949年作为“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和“中国当代史”（1949后）的分水岭，但仍有一些中国党史专家在处理中共史时能跨越两个不同时代，注意到其中一些关联，可惜他们“绝大多数无法超越毛泽东所树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典范，总认为历史都不可抗拒地会向社会主义发展”，“本书以‘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为题，就是针对以上遗憾，强调各时段和各部分中国共产革命史的不可分割性。”“中国共产革命翻天覆地，有必要作一全盘性的考量”，把中国共产革命史分为‘革命夺权’、‘不断革命’和‘告别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只是为了论叙方便。因为如果没有‘革命夺权’，则毛泽东何能‘不断革命’？又如果没有‘不断革命’，则邓小平何需‘告别革命’？” 本书的一大特色则是将思考中国革命的思想起点放到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起点，而不仅仅是传统社会出现严重危机的19世纪，从一个完整的时空脉络来观察中国革命的起源，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本土因素，体现了作者努力寻求“在中国发现‘革命’”的学术探索，这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观”有很相似的共性，作者在近代只有西方“从来没有从外界来观察自己”的论点也得到了柯文的极大赞同。 与柯文回溯到1800年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story line） 不同，作者的将整个中国历史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并从中寻找出“封建”与“郡县”这对他认为更能高度概括中国历史内部矛盾的一组概念，理解“中国革命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如何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西方经验的副产品” ，这一尊重历史演进完整性的思路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作者也没有有意遮蔽“西方冲击”的作用，作者在第二部分也详细探讨“从鸦片战争经过五四运动，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时期西方影响的性质和过程” 。费正清和邓嗣禹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通论》一书中，强调西方是在近代中国引起某种结果的主要变量，“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旧的秩序遭到了一系列复杂进程的挑战、攻击或颠覆……这些进程是作为某种渗透的结果，由一个外来的、更强大的社会在中国内部发动起来的”。 六十年代后，“冲击——回应”典范在“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的冲击下渐渐衰微，但罗志田教授认为，“因为这一典范被用得太滥就转而以为它可以功成身退，恐怕也未必就恰当”，“特别是在‘西潮’已成‘中国’之一部分以后，所谓近代中国的内在发展，也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在”，“这一研究典范仍未完成其使命，尚有待深入发展”。 作者能够结合“冲击—回应”典范和“中国中心观”来看待中国革命，使得持论更加客观公允，分析也更全面和立体。
葛兆光教授认为, 外国的中国学虽然称作“中国学”，但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因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乃至方法常常跟它本国的、当时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所以我们第一步就应该把“中国学”还原到它自己的语境里去，把它看成该国的学术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一个部分，不要以为他们和我们研究的是一回事。 本书作者批评“西方人虽然是创造近代世界贡献最大的一些民族，但是在某些方面却成了最不理解这个世界的民族” ，但由于本身的文化隔阂，作者对中国历史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不小的偏差。作者希望“运用中国概念和理论来分析重要而有趣的材料、分析中国的历史以及它与西方社会的相互作用”，但作者对“封建”与“郡县”的论述有待进一步商榷。作者立足于“用中国传统术语阐释1800年以前的时代历程” ，并认为“封建”、“郡县”这样的术语“不仅为概括公认的历史提供了便利途径”“有助于把事物联系起来并澄清一些观点” ，但“封建”与“郡县”在近代以来西方学术话语中的变异似乎没有引起作者足够的重视。作者肯定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近代提出的“内藤假设”，并认为内藤分析的中心论点“公元10世纪左右的宋代，中国开始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这一论点不仅与用封建、郡县的术语进行的分析完全一致，而且确实是在中国历史学家的传统思维方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此说过于武断，没有考虑到内藤提出此假说的时代背景和目的指向。“内藤假设”“所勾划的总的轮廓，……仍是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 ，但联系到内藤作为对策而提出的“国际共管说”，不能不说是这是迎合日本国权扩张主义思潮的政治话语，内藤湖南“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出发点及终极目标，始终在于对日本民族及日本文化之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而决不是“在中国历史学家的传统思维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 汪晖教授也从更一个更广阔的论题高度指出，“京都学派”提出“东洋的近世”、“宋朝资本主义”等理论，重建中国历史内部的现代动力，叙述的出发点同样建立在国家这一核心问题上，因为从19世纪开始历史的观念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所谓历史就是主体即国家的历史，没有国家就没有历史，“东洋史”的构架正是为了对抗西方现代性叙述。 而历史本在的多元动态面相是否可以用这组对立概念来描述，仍然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作者引用E.G.普雷布兰克的说法，认为西方的史学和学术界对中国的认识仍停留在表明层次，不是因为缺少有关的专门知识，而是因为“缺少使中国历史的大量细节适合于人所熟知的西方历史模式的方法”，以及“要对西方读者作出明白易懂的描述，中国历史必须经过一个翻译过程，不仅仅是词汇，而是整个概念和概念体系的翻译。进一步说，如果要使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理解上能够一致，也要对处理西方历史的概念进行重新评估，要发明新概念，以便于描述每一种文化，使它们对另一种文化也能做到明白易懂。” 但在作者的学术实践中，“理论旅行”和“跨语际实践”的成效似乎并不成功，概念的转换过于牵强和生硬。另外，作者分析中国革命的起源，虽然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立场，力图把“中国当作中国来理解”，但对论述较为宏观，远远没有深入到专业细部来进行阐述。“革命”作为近代以来西方输入中国的概念名词和理论体系，经过中国读书人向传统寻求支持的本土化解释，才成为变革近代中国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持续的具体实践，而对于这一动态而持续的历史画卷，作者的展现却远远不够，远不如陈建华著《“革命”的现代性：中国现代革命话语考论》这部专力于“革命话语的跨语际实践”分析的杰作。陈著考察了“革命”这一概念内涵在古老的传统、近代西方和日本之间流动互激的丰富社会历史内涵，特别指出了极力反对政治革命、作为“改良派”代表的梁启超，却偏偏成为“革命话语”大功臣这一被人忽视的事实，他经由日本转口而来的那种革命的“大变革”含义及其迅速传播，与中国“革命话语”兴起过程中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此外，他还揭示了“革命”话语与孙中山的关系，以及这一话语如何进入文学领域等问题，从语言角度对现代革命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诠释，“以揭示中国革命经验的某种本质”，这对今人理解革命观念为什么能在现代中国产生深刻而持续的影响是不无助益的。 虽然作者侧重于建立新的分析体系并“简明扼要地向非专业人员介绍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但对史实重建的粗糙必然会影响到分析的深度和准确性。
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不仅体现在近百年来被反复申论的政治话语中，而且深深地渗入到黎民百姓的社会生活里，直到中国的改革已经整整进行了三十年的今天，扬弃革命意识形态的遗产，仍然是一个远未完成的任务。张海鹏教授曾经撰文提出，近代中国百余年间有七次“革命高潮” ，对“革命”的研究长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热点，邹谠、陈永发和高华等不同地区不同代际的学者均在年轻时就将研究中国“革命”视为一生的学术志业，“革命”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曾经统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在大陆学术界遭受了空前的群体批判和反思，特定时代政治高压下的价值预设和主观倾向已经渐渐被抽离，对“革命”的研究开始具有更加宽广的视角和更富创造力的解读。20世纪末以来，大陆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对“告别革命”思潮的讨论和互动 ，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的联系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一些“非主流”革命文献的“发掘”使“革命”本身显得更为立体，对“革命”的含义和源流进行梳理，对“革命”的学理反思也更加深刻。 在对“革命”的研究出现视角转向和观念转型前景的当下，重新研读海外中国研究的相关著作，理解“局外人”对这场时代巨变和社会转型的观察角度和心态感受，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虽未必算得上是眼光极具穿透力的“透视”，但其“在中国发现‘革命’”的“中国中心观”仍然在理论和方法上作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值得后来者在此基础上“发现在中国的‘革命’”（注释已删去）。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