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人道
“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起来。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很早的时候，读某个版本的鲁迅传时，知道了课本上没有讲的故事：鲁迅迁就母亲，接受下一桩包办婚姻，礼物的名字叫朱安。
“做一世的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鲁迅原本打算牺牲感情生活，然而，遇见许广平后，经受了痛苦与矛盾，鲁迅这个战士终于拥有了属于个人的幸福，而不再以赎罪之心甘做旧世界的殉葬品。
这是否说明，鲁迅的血液就不干净了，声音就不醒且不真了呢？鲁迅不必这样要求自己，我们也不应这样要求他。人就是人，尤其是在个人无法承担的重负面前。尽管初时两人的结合惹起过一些风言风语，但人们能够理解尊重，即使是论敌，也很少以此攻击鲁迅。
提起这段，与台湾史学家黄一农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有关。作者以“两头蛇”为喻，形容夹在中西两大传统之间、徘徊抉择“首鼠两端”的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的矛盾与挣扎。这与以往人们对徐光启等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的评价——“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云云，反差甚大。“两头蛇”似乎是深入奉教人士的内心世界之后画出的肖像，令人陡然升起一腔可怜可叹之感：好端端的读书人，信什么洋教，把自己弄成了怪物！
这本书怎么可能与朱安扯上联系？且容我慢慢道来。
“史学研究有时还得要追索人的内心世界，并尝试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甚至也容许撰写者个人情感的适当抒发。”黄一农的自序，充分体现在该书《儒家化的天主教徒：以王徵为例》一节中。
在晚明一片乌烟瘴气之中，想要修身事天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们，最先遭遇的竟然是婚姻制度的考验。天主教要求教徒严守一夫一妻制，断不可“大红灯笼高高挂”，几个老婆轮流睡。但纳妾的行为，在富贵人家很普遍。王徵信教后，曾告戒家人，勿为其娶妾，但终因膝下无子而招架不住，另娶申氏。黄一农并未轻易放过此节，他写道：“讽刺的是，令王徵深受感动且每日置于床头把读的《七克》，却有大量篇幅批判纳妾制度以及‘为孝而多娶’的行为。”（注：《七克》是传教士刊印的关于如何克服骄傲、嫉妒、好色等毛病的书）
不久，王徵因为信仰渐深，决定出妾，但妻子尚氏竭力挽留，申氏也誓死不肯改嫁，“不得已，悠悠忽忽”。六年后，王痛下悔改之心，视申氏“一如宾友，自矢断色，以断此邪淫之罪”，将其“异处”而非休弃（也就是今天的分居，而不是离婚），结束了夫妻关系。
后，清兵入关，国破家亡，王徵绝食尽节，违背了天主教不得自杀之律。申氏欲殉夫，被尚氏劝留，替王家料理丧葬、支撑生计。历尽艰苦将孙儿抚育成人后，申氏在七十大寿时仿效王徵，绝食而死，不可不谓悲剧！
黄一农在此做出了“个人情感的抒发”，他认为，“王徵为了自身的罪赎，牺牲了申氏的幸福”（包括让申氏“缺乏正常的婚姻生活”），而称明末反教人士对出妾行为的抨击，是“从人道的立场”表达的批判。纳妾是否人道，或许因为今日看来属于基本常识，书中因此未置一语，出妾则是不顾女性死活的不人道行为，因信仰而克服肉欲，则被视为自私。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王徵之所以与申氏分居而非直接休掉，正是在终结陋习的同时尽可能照顾女性生计，负担女方的生活。不知为何，黄未将这一做法视为更人道。而将满腹激愤与同情，尽付申氏，进而构思出一部电影脚本《天主与妾》。
回到本文开头，鲁迅将原配朱安“异处”而非休弃，也是考虑到当时乡下的习俗，朱安回到娘家后的处境会变得不堪设想。许广平与鲁迅交往之初，亦曾试探性地将鲁迅推入朱安的房中，因鲁迅大怒而心有把握。可见，按照黄一农的标准，鲁迅无疑也犯下了让朱安“缺乏正常的婚姻生活”的自私之过。
仿效《天主与妾》，或可写一出《新文化运动与朱安》。这一视角显然是女权的，同时是左翼的，因为如果仅是女权主义的视角，也可选许广平为主角，与许广平相比，选择朱安显然更同情劳苦大众。
在随感录中，鲁迅曾自述：“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不知两百多年前的王徵，内心挣扎之际是否曾泛起点滴同感。
而黄一农坚定地为王徵盖棺定论：“王徵……很无奈地失落在中国传统和天主教文化之间，黯然承受作为一个‘两头蛇族’在会通天、儒的尝试中所产生的尴尬。”“两头蛇”一词暗含的讽喻意味，至此毫无遮掩。
奈何这种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两头蛇族”，三百年来只多不少。倒是当代，因为传统文化被折损殆尽，反倒催生了什么都不信的三聚氢胺猛人。
新文化的落地、新道德的建立，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在不“会通”、不“尴尬”的过程里，自行发展出男女平权的思想与人道主义，已无从证实。以梵二会议为标志，作为当年中华礼仪之争主角的罗马教廷，对基督信仰与本地文化的态度，乃至对多元文化的态度，亦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措身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朱安与鲁迅，各有痛苦，王徵与申氏，各怀幽情。人难免因个人好恶，同情其一而讽刺其二。
人不记念的，自有记念者。
“做一世的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鲁迅原本打算牺牲感情生活，然而，遇见许广平后，经受了痛苦与矛盾，鲁迅这个战士终于拥有了属于个人的幸福，而不再以赎罪之心甘做旧世界的殉葬品。
这是否说明，鲁迅的血液就不干净了，声音就不醒且不真了呢？鲁迅不必这样要求自己，我们也不应这样要求他。人就是人，尤其是在个人无法承担的重负面前。尽管初时两人的结合惹起过一些风言风语，但人们能够理解尊重，即使是论敌，也很少以此攻击鲁迅。
提起这段，与台湾史学家黄一农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有关。作者以“两头蛇”为喻，形容夹在中西两大传统之间、徘徊抉择“首鼠两端”的第一代中国天主教徒的矛盾与挣扎。这与以往人们对徐光启等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的评价——“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云云，反差甚大。“两头蛇”似乎是深入奉教人士的内心世界之后画出的肖像，令人陡然升起一腔可怜可叹之感：好端端的读书人，信什么洋教，把自己弄成了怪物！
这本书怎么可能与朱安扯上联系？且容我慢慢道来。
“史学研究有时还得要追索人的内心世界，并尝试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甚至也容许撰写者个人情感的适当抒发。”黄一农的自序，充分体现在该书《儒家化的天主教徒：以王徵为例》一节中。
在晚明一片乌烟瘴气之中，想要修身事天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们，最先遭遇的竟然是婚姻制度的考验。天主教要求教徒严守一夫一妻制，断不可“大红灯笼高高挂”，几个老婆轮流睡。但纳妾的行为，在富贵人家很普遍。王徵信教后，曾告戒家人，勿为其娶妾，但终因膝下无子而招架不住，另娶申氏。黄一农并未轻易放过此节，他写道：“讽刺的是，令王徵深受感动且每日置于床头把读的《七克》，却有大量篇幅批判纳妾制度以及‘为孝而多娶’的行为。”（注：《七克》是传教士刊印的关于如何克服骄傲、嫉妒、好色等毛病的书）
不久，王徵因为信仰渐深，决定出妾，但妻子尚氏竭力挽留，申氏也誓死不肯改嫁，“不得已，悠悠忽忽”。六年后，王痛下悔改之心，视申氏“一如宾友，自矢断色，以断此邪淫之罪”，将其“异处”而非休弃（也就是今天的分居，而不是离婚），结束了夫妻关系。
后，清兵入关，国破家亡，王徵绝食尽节，违背了天主教不得自杀之律。申氏欲殉夫，被尚氏劝留，替王家料理丧葬、支撑生计。历尽艰苦将孙儿抚育成人后，申氏在七十大寿时仿效王徵，绝食而死，不可不谓悲剧！
黄一农在此做出了“个人情感的抒发”，他认为，“王徵为了自身的罪赎，牺牲了申氏的幸福”（包括让申氏“缺乏正常的婚姻生活”），而称明末反教人士对出妾行为的抨击，是“从人道的立场”表达的批判。纳妾是否人道，或许因为今日看来属于基本常识，书中因此未置一语，出妾则是不顾女性死活的不人道行为，因信仰而克服肉欲，则被视为自私。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王徵之所以与申氏分居而非直接休掉，正是在终结陋习的同时尽可能照顾女性生计，负担女方的生活。不知为何，黄未将这一做法视为更人道。而将满腹激愤与同情，尽付申氏，进而构思出一部电影脚本《天主与妾》。
回到本文开头，鲁迅将原配朱安“异处”而非休弃，也是考虑到当时乡下的习俗，朱安回到娘家后的处境会变得不堪设想。许广平与鲁迅交往之初，亦曾试探性地将鲁迅推入朱安的房中，因鲁迅大怒而心有把握。可见，按照黄一农的标准，鲁迅无疑也犯下了让朱安“缺乏正常的婚姻生活”的自私之过。
仿效《天主与妾》，或可写一出《新文化运动与朱安》。这一视角显然是女权的，同时是左翼的，因为如果仅是女权主义的视角，也可选许广平为主角，与许广平相比，选择朱安显然更同情劳苦大众。
在随感录中，鲁迅曾自述：“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不知两百多年前的王徵，内心挣扎之际是否曾泛起点滴同感。
而黄一农坚定地为王徵盖棺定论：“王徵……很无奈地失落在中国传统和天主教文化之间，黯然承受作为一个‘两头蛇族’在会通天、儒的尝试中所产生的尴尬。”“两头蛇”一词暗含的讽喻意味，至此毫无遮掩。
奈何这种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两头蛇族”，三百年来只多不少。倒是当代，因为传统文化被折损殆尽，反倒催生了什么都不信的三聚氢胺猛人。
新文化的落地、新道德的建立，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在不“会通”、不“尴尬”的过程里，自行发展出男女平权的思想与人道主义，已无从证实。以梵二会议为标志，作为当年中华礼仪之争主角的罗马教廷，对基督信仰与本地文化的态度，乃至对多元文化的态度，亦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措身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朱安与鲁迅，各有痛苦，王徵与申氏，各怀幽情。人难免因个人好恶，同情其一而讽刺其二。
人不记念的，自有记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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