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上龙的文学转型
论村上龙的文学转型
徐明中
转自《外国文艺》 2007年第01期
20世纪70年代，日本文坛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24岁的青年作家村上龙以其非常规的青春小说《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震撼了日本文坛，也震撼了整个日本社会。此后30年里，村上龙才思泉涌，椽笔如神，出版了小说、散文、评论、剧本、随笔等上百种，作品涉及文学、电影、电视、音乐、政经评论等领域，奠定了其在日本文学界无可替代的地位，成为日本当代最不容忽视、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村上龙，原名村上龙之助。1952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的一个教师家庭，中学期间即投身学生运动，1970年到东京，考入美术学校学习摄影，但不到半年即被学校开除，来到地处东京的美军横田基地，开始了两年放浪的生活。和美军士兵的交往，以及包含着性和毒品的生活经历，使他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和创伤，但也成为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源泉。1972年，村上龙考入东京的武野美术大学造型系基础设计专业，重新开始校园生活。尽管生活归于平静，但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天赋的文学才能使他不甘于在寂寞中流于平庸，于是他在1976年发表了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这部作品以他的亲身经历为素材，着力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生活在东京美军基地附近的一批年轻人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下，放浪于性、毒品、摇滚乐的刺激，试图寻找人生幸福和生活出路，但短暂的狂热过后，他们依然陷于迷茫，无法摆脱在日本现行体制下的压抑和无奈。小说视角独特，语言清新，风格冷峻，尽管在列入为日本最权威的纯文学奖──芥川奖的候选作品时，评委们曾为其发生激烈的争论，并受到该作品是亚文化象征的强烈质疑，但最终还是得到多数评委的誉评，荣获第75届芥川奖。
村上龙成长的年代正是日本经济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进入高速发展后又走向转型变轨的动荡发展时期。日本经济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趁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两次天赐良机急剧膨胀壮大，一跃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能掩盖日本社会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美国文化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大规模入侵更促进了日本社会的病态发展。村上龙早年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亲眼目睹了物欲横流、腐朽僵化的社会制度和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正无情地吞噬着人们善良的心灵，并把他们一步步地推向麻木和绝望的深渊。战后的青年一代更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他们在与生活的抗争中屡屡失败，既不能把握自身的命运，又看不到光明的前途，于是转而走向颓废没落的另一极端，以吸毒、滥交、酗酒等消极的生活方式来宣泄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对命运的迷茫。与这些青年相同的生活经历不仅给村上龙留下了痛苦的烙印，更塑造了他对社会不满和抗争的叛逆性格。因此，他始终对那些在社会黑暗中苦苦挣扎的边缘人物寄予深深的同情，他的文学视角久久地停留在他们身上，长期从事反映人性扭曲和生活颓废的亚文化文学的创作，在他的大量作品里，那些远离生活主流，被社会无情抛弃的边缘人物的无聊生活及其痛苦怪诞的内心世界得到了生动的描写。
要举出他的边缘文学作品的例子那就太多了。1980年，他发表了描写两个弃婴长大后人性扭曲和走向毁灭的长篇小说《寄物柜弃婴》，获第3届野间文艺新人奖，并得到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被称为日本当代文学中屈指可数的杰作。这部小说与《无限近似透明的蓝》一样，都是显示村上龙敏锐的文学触角和非凡的洞察力的扛鼎之作。此外，他的有影响的小说还有与《寄物柜弃婴》同样以破坏为主题、渲染社会暴力的国际政治经济小说《爱与幻想的法西斯》（1987），描写提供性受虐服务的妓女的《黄玉》（1988），描写远走异国的幻听女子走向毁灭的《依维萨》（1989），描写校园斗争的自传体青春小说《69》（1990），描写性变态者的《音乐的海岸》（1993），以夸张荒诞的手法虚构二战末日本本土被攻占时的惨烈情景的《五分钟后的世界》（1994），描写一对有杀人倾向和自残倾向的男女的《穿在乳头上的洞》（1994），描写国际流浪汉的《心醉神迷》（1995），等等。这些作品充斥着暴力、血腥、肮脏、放荡、丑陋、污秽的场面，所描写的对象或者是非常时代的斗争者或斗争集体，或者是流氓、罪犯、吸毒者、卖淫者、性变态者以及艾滋病患者等亚社会（子社会）人物，总之几乎都是受社会排挤、不被社会标准规范承认的边缘人。由于村上龙擅长并热衷于此类具有高度冲击力和刺激力的描写，大量使用日常生活中无法使用的语言，加上他的独特经历使小说内容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读者往往开卷就被他那种独特的语言和强烈的气势所吸引，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大获成功，在上个世纪，村上龙一直被视为日本文学进入“亚文化化”的肇始者和代表人物。
当然，村上龙还是个知识广博多才多艺的作家，学生时代曾组织过摇滚乐队，演奏披头士等西方流行音乐成名之后又经常出国访问，文学视野得到极大丰富，因此他的作品呈现出“花重百态，枝繁千姿”的多彩风貌。除了上述作品，他还写有描写富家公子爱情的轻喜剧色彩的长篇小说《网球公子的忧郁》（1989），描写初恋情人二十年后重逢的浪漫小说《第一夜、第二夜、最后一夜》（1996），以及顾名思义就很有趣的《村上龙美食小说集》（1988）等，但因与本文的关系不大，在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村上龙与日本文坛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村上春树是一对双子星座，也都是日本作家中屈指可数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这两个同姓作家经常被评论家和媒体相提并论，称之为“W村上”（意为并立的村上）。村上春树前期的作品大多描写都市青年的寂寞孤独，格调优雅，风格与村上龙全不相类，但两人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日本的主流文学敬而远之，描写和关注的对象也位于主流社会之外。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作品内容发生了变化。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进入了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长期低迷，股市暴跌，资金外流，产业空洞化，失业率不断增加，凶杀抢劫等恶性犯罪以及少年犯罪问题日趋严重。严重的社会危机促使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作家的文学视角和社会立场也随之转变。2000年，村上春树出版了以神户大地震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神的孩子全跳舞》，描写了人们在灾难中的精神互助，作品中流露出的温情与他的一贯风格有很大的差距，以致评论家惊呼“村上春树迎来了转折期”。此后几年，村上春树连续发表了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和《天黑以后》，对日本社会的日益转向右倾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对日本民族的原恶作了深入的探究，作品内容甚至涉及到日本对战争的态度以及中日关系等敏感问题，并对日本在这些问题上的现状提出了批判。可以说，进入21世纪，村上春树已经从一个带有孤芳自赏倾向的作家转变为一个密切关注社会进程的、代表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
无独有偶，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谈及村上龙的“转折期”，但他也在悄悄地进行着自己的文学转型。如果说他过去钟情于描写社会边缘人、描写亚文化现象，热衷于虚构的战争暴力和浪漫飘渺的异国情恋，那么从2000年起，村上龙终于从往昔的酣梦中醒来，开始直面日本主流社会，从广阔的角度全方位地审视现今日本存在的经济危机、日元贬值、教育体制崩溃等一系列的问题，并向整个社会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2000年发表的《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是村上龙第一部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小说以日本经济大萧条和日元崩溃为背景，写80万中学生舍弃学校，建立自己的网络组织，实施信息战略，在日本各地建立职业培训中心和研究中心，发行自己的货币，在北海道建立独立的市镇，“等于是建造了脱离日本、拥有独立行政体系的国家”。作品看上去还是沿袭了以前描写“非常时代的斗争集体”的手法，但台湾评论家成英姝指出：“如果说村上龙的小说一再铺陈的暴力就是小说的主题，那么村上龙的立场无疑是反秩序、反社会、反体制倾向的，但是《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很明确地表达了相反的讯息……乍看之下，因为对教育现状不满，便抛弃现有的教育制度，是村上龙一贯的破坏性想法，不过，一反常态，他在《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完整地呈现了他这一集体弃学以达到教育改革的答案全貌，也就是破坏现有教育制度后的重新建设……也就是说，村上龙的诉求并非只是表面上的暴力与破坏，而是富有压倒性能量的行动力。”成英姝：《地狱在我身体里，寂寞国的阿修罗》。载台湾《印刻文学社会志》第10期（2004年）。。在这部作品里，村上龙第一次提出和考虑到了“建设”，而不再是单纯的破坏，他要运用他的文学力量，带领青年“走出埃及”，建设一个“希望之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思维上的飞跃。值得一提的是，《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不再像他过去的许多作品那样是他的经历的折射或想象力的产物，而是来自于脚踏实地的社会调查，在着手创作前，村上龙对经济学家、汇率操盘手、网络专家直到中学生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光是继小说出版后发表的采访集就多达13本，从而大大提高了作品的可信度，因此也可以说，从《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开始，村上龙的创作姿态和来源也发生了改变。
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家族》堪称村上龙转型作品的力作，触及到了当今日本社会中最普遍、最敏感、最困惑的难题—— 青少年教育问题。日本现在大约有60万中学生长期旷课，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变成精神上受到种种刺激创伤的“闭居族”。小说讲述出身于一个日本东京极普通的职员家庭的主人公中学生内山秀树成为“闭居族”后，自己内心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和复杂的心理嬗变过程，同时也触及了因主人公的问题而引发出的种种家庭矛盾冲突，直至在社会萧条的大背景下整个家庭终于分崩离析。这部作品里有两点是引人瞩目的。第一，日常社会而不是亚社会成为了他的描写和关注对象，普通人——职员、家庭主妇、学生而不是边缘人、畸形人成为了他笔下的主角。第二，内山秀树在无聊的闭居期间发现了邻居男子虐待妻子的暴行，但他没有采用以前村上龙人物经常采用的暴力或报复手段，而是经过多次告发寻找不到解决途径之后，毅然放弃了闭居去进修法律——边缘人终于回归了主流社会。在书的后记里，村上龙还呼吁人们要有自立精神，甚至说出了“社会上蔓延的常识是‘拯救他人使自己也获得拯救’，但这句话里有很大的弊端，有时会妨碍自立”的话。话虽然说得有点矫枉过正，但村上龙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脱离社会、颓废、幻想（包括拯救他人的英雄幻想）都无济于事，青年人要自救，就不能遁入亚社会，而必须先自立于社会。这部描写细腻、颇具震撼力的小说一经出版便受到人们广泛的注意，被日本评论家认为是作者“最有味道的小说”，并很快地被搬上银幕，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关于创作这部小说的心理背景，村上龙在 200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到处存在的场所到处不存在的我》的后记里这样说道：“‘这个国家什么都有，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就是没有希望。’自从完成了一本让中学生说出这种台词的长篇小说（作者按：指《最后的家族》）后，我就经常思考‘希望’这个问题。要描写社会的绝望和颓废，如今已经非常简单了，所有的场所都充满绝望和颓废，在被现代化的强大力量推着前进的时候，描写其中消极负面的爆发，是文学的使命。对于现代化背后那些遭到歧视的人、被抛下的人、被压垮的人，或是抗拒现代化的人，日本文学历来多有描写，但在现代化告终许久以后的现在，已经不需要这样的手法和这种主题的小说了。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我试图为各出场人物刻画出他们所特有的希望，不是社会的希望，而是别人所无法共同拥有的希望，只属于个人的希望。”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大致在 2001年—2003年，村上龙完成了他的文学转型，他要丢开自己几十年来最擅长的对“绝望和颓废”的描写，转而用一种全新的姿态、全新的笔法去描写“希望”。对于一个年届五十的作家来说，有如此大的决心和勇气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断然走上不熟悉的新路，这让我们不能不对村上龙致以最大的敬意。
作为奉献给读者、尤其是所钟爱的青少年以“只属于个人的希望”的具体体现，村上龙又在2003年底出版了轰动日本的《十三岁孩子的职业大全》。这本著作详细介绍了与自然和科学、艺术和表现、体育和玩乐、旅游和外国、生活和社会有关的五百多种职业，除了许多常见的职业，还有诸如裱糊工、焰火师、热气球操纵员以及南极观测队员等冷门职业，而这些村上龙都介绍得既精确专业又引人入胜，足见他对这个社会的调查之广、了解之深。他甚至还细心地为“因没有任何爱好而深感失望的孩子”准备了“特别篇”。在前言里，村上龙说：“十三岁这个年龄是跨入大人世界的起点。顺便提一下，在美国，到十二岁为止是作为小孩子来保护的，而十三岁起则可以开始干一些诸如看护幼小孩子这样的短工了。在这个岁数的孩子，当他们面对现实的时候一定会有困惑和不安吧：自己将如何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样一个浑然不清的担心和是否永远做小孩子来得更省力这样的困惑。十三岁的孩子拥有自由和可能性，因而世界在他们的眼里显得巨大无比，于是他们就感到不安和困惑。我认为工作、职业恰恰才是通往现实这样一个巨大世界的进口。我们正是通过自己的工作及职业来观察、感受、思考和面对世界。请大家从本书所列的几百种工作中寻找你的好奇心的对象。我相信你的好奇心的对象最终将与具体的工作及职业结合成一体，然后它们将成为你进入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的导入口。”在这里，原来那个村上龙已经不见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细致热心地将青少年引上希望之路的循循善诱的长者形象。当然，村上龙并没有就此失却锋芒，在2004年出版的政经评论著作《人生成功者的定义和条件》中，他再次对日本的现状作出了正面的、广泛的批评，论述的范围涉及雇用问题、汇率市场、财政危机、IT革命、青少年犯罪、金融民主化、国民收入再配分等等。对现行体制，他是批判的斗士，对青少年，他是长者：这就是当今的村上龙的完整形象。
村上龙的创作风格向来以逼真、露骨、刻画到极限著称，他和与他同时代同风格的一群作家因此而被称为“透明族”。但村上龙又是一位不拘一格、勇于创新的作家，往往想别人所不敢想，做别人所不敢做，甚至被认为是写作禁忌的手法在他的笔下也能放射出迷人的华彩，这也是他的小说得以畅销于世的成功秘诀。进入转型期后，他在艺术手法上也有了更大胆的追求。在《最后的家族》中，村上龙采用了别开生面的“结构重复”的写作手法，同一事件从家里的父母儿女四个人的角度重复描写和叠现，甚至连许多词句都是重复的。这样的手法只要处理稍微不当，就有拖沓之感，但村上龙把不同的关键词语安插在重复词语之间，使重复词语成为关键词语的衬托，更加突出了后者。经过他的巧妙处理，作品读来不但不觉拖沓，反而具有了一种层层推进、强调深入的美感和魅力。同时，这种“多棱镜”手法的运用本身，也提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暗示了读者决不能简单地看待问题，必须多角度地观察，才能找到真正的生活答案。在这里，小说的内容与形式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又如《十三岁孩子的职业大全》，虽然是几百种职业的罗列，但阅读上丝毫不觉得枯燥。例如关于“作家”这个职业，村上龙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个孩子来对我说‘从十三岁起我就想成为作家’，我大概这样建议他：‘作家是留给人的最后的职业，要想当作家任何时候都可以当，因此现在你还是去干别的为好。’有从医生变成作家的，有从教师变成作家的，有人从新闻记者变成作家，从编辑变成作家，从政府官员变成作家，或从政治家变成作家，也有人从科学家变成了作家，从老板变成作家，也有刑满释放分子成为作家，赌徒变成作家，坐台小姐也有成为作家的，总之，成为作家的人有多少，走向作家之路就有多少条。而从作家变成政治家则鲜有其例，变成医生或教师几乎未闻。这并不是因为‘一旦当了作家就会上瘾而无法改行’，而是由于无法去干其他职业，只剩当作家这‘最后一条路’。成为作家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必须可以向社会或某个特定的对象传递必要和有价值的信息。如果你认为自己拥有这样的信息，同时留给自己的活路只有当作家，那你就当作家吧。”在这里，村上龙没有琐碎地介绍作家之“形”，而是巧妙地点出了作家之“神”，读来既生动有趣，又耐人寻味。由于这样的风格，本书自出版以来，几年来一直是日本名列前茅的畅销书。
村上龙以及村上春树年轻时都是日本名噪一时的流行作家，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年龄阅历的增长，还有多年不断的探索，他们逐步走出了或纸醉金迷、或消极遁世、或荒诞超凡的亚文化泥沼，“脱仙入世”，演变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走在时代前头的作家。他们的曲折向上的心路历程，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作家，如何评价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价值，如何认识和判断作家的成熟期，都将带来深刻的启示作用。
徐明中
转自《外国文艺》 2007年第01期
20世纪70年代，日本文坛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新星，24岁的青年作家村上龙以其非常规的青春小说《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震撼了日本文坛，也震撼了整个日本社会。此后30年里，村上龙才思泉涌，椽笔如神，出版了小说、散文、评论、剧本、随笔等上百种，作品涉及文学、电影、电视、音乐、政经评论等领域，奠定了其在日本文学界无可替代的地位，成为日本当代最不容忽视、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村上龙，原名村上龙之助。1952年出生于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的一个教师家庭，中学期间即投身学生运动，1970年到东京，考入美术学校学习摄影，但不到半年即被学校开除，来到地处东京的美军横田基地，开始了两年放浪的生活。和美军士兵的交往，以及包含着性和毒品的生活经历，使他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和创伤，但也成为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源泉。1972年，村上龙考入东京的武野美术大学造型系基础设计专业，重新开始校园生活。尽管生活归于平静，但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天赋的文学才能使他不甘于在寂寞中流于平庸，于是他在1976年发表了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这部作品以他的亲身经历为素材，着力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生活在东京美军基地附近的一批年轻人在美国文化的影响下，放浪于性、毒品、摇滚乐的刺激，试图寻找人生幸福和生活出路，但短暂的狂热过后，他们依然陷于迷茫，无法摆脱在日本现行体制下的压抑和无奈。小说视角独特，语言清新，风格冷峻，尽管在列入为日本最权威的纯文学奖──芥川奖的候选作品时，评委们曾为其发生激烈的争论，并受到该作品是亚文化象征的强烈质疑，但最终还是得到多数评委的誉评，荣获第75届芥川奖。
村上龙成长的年代正是日本经济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进入高速发展后又走向转型变轨的动荡发展时期。日本经济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趁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两次天赐良机急剧膨胀壮大，一跃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能掩盖日本社会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美国文化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大规模入侵更促进了日本社会的病态发展。村上龙早年坎坷的生活经历使他亲眼目睹了物欲横流、腐朽僵化的社会制度和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正无情地吞噬着人们善良的心灵，并把他们一步步地推向麻木和绝望的深渊。战后的青年一代更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他们在与生活的抗争中屡屡失败，既不能把握自身的命运，又看不到光明的前途，于是转而走向颓废没落的另一极端，以吸毒、滥交、酗酒等消极的生活方式来宣泄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和对命运的迷茫。与这些青年相同的生活经历不仅给村上龙留下了痛苦的烙印，更塑造了他对社会不满和抗争的叛逆性格。因此，他始终对那些在社会黑暗中苦苦挣扎的边缘人物寄予深深的同情，他的文学视角久久地停留在他们身上，长期从事反映人性扭曲和生活颓废的亚文化文学的创作，在他的大量作品里，那些远离生活主流，被社会无情抛弃的边缘人物的无聊生活及其痛苦怪诞的内心世界得到了生动的描写。
要举出他的边缘文学作品的例子那就太多了。1980年，他发表了描写两个弃婴长大后人性扭曲和走向毁灭的长篇小说《寄物柜弃婴》，获第3届野间文艺新人奖，并得到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被称为日本当代文学中屈指可数的杰作。这部小说与《无限近似透明的蓝》一样，都是显示村上龙敏锐的文学触角和非凡的洞察力的扛鼎之作。此外，他的有影响的小说还有与《寄物柜弃婴》同样以破坏为主题、渲染社会暴力的国际政治经济小说《爱与幻想的法西斯》（1987），描写提供性受虐服务的妓女的《黄玉》（1988），描写远走异国的幻听女子走向毁灭的《依维萨》（1989），描写校园斗争的自传体青春小说《69》（1990），描写性变态者的《音乐的海岸》（1993），以夸张荒诞的手法虚构二战末日本本土被攻占时的惨烈情景的《五分钟后的世界》（1994），描写一对有杀人倾向和自残倾向的男女的《穿在乳头上的洞》（1994），描写国际流浪汉的《心醉神迷》（1995），等等。这些作品充斥着暴力、血腥、肮脏、放荡、丑陋、污秽的场面，所描写的对象或者是非常时代的斗争者或斗争集体，或者是流氓、罪犯、吸毒者、卖淫者、性变态者以及艾滋病患者等亚社会（子社会）人物，总之几乎都是受社会排挤、不被社会标准规范承认的边缘人。由于村上龙擅长并热衷于此类具有高度冲击力和刺激力的描写，大量使用日常生活中无法使用的语言，加上他的独特经历使小说内容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读者往往开卷就被他那种独特的语言和强烈的气势所吸引，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大获成功，在上个世纪，村上龙一直被视为日本文学进入“亚文化化”的肇始者和代表人物。
当然，村上龙还是个知识广博多才多艺的作家，学生时代曾组织过摇滚乐队，演奏披头士等西方流行音乐成名之后又经常出国访问，文学视野得到极大丰富，因此他的作品呈现出“花重百态，枝繁千姿”的多彩风貌。除了上述作品，他还写有描写富家公子爱情的轻喜剧色彩的长篇小说《网球公子的忧郁》（1989），描写初恋情人二十年后重逢的浪漫小说《第一夜、第二夜、最后一夜》（1996），以及顾名思义就很有趣的《村上龙美食小说集》（1988）等，但因与本文的关系不大，在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村上龙与日本文坛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村上春树是一对双子星座，也都是日本作家中屈指可数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这两个同姓作家经常被评论家和媒体相提并论，称之为“W村上”（意为并立的村上）。村上春树前期的作品大多描写都市青年的寂寞孤独，格调优雅，风格与村上龙全不相类，但两人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日本的主流文学敬而远之，描写和关注的对象也位于主流社会之外。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作品内容发生了变化。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进入了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长期低迷，股市暴跌，资金外流，产业空洞化，失业率不断增加，凶杀抢劫等恶性犯罪以及少年犯罪问题日趋严重。严重的社会危机促使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作家的文学视角和社会立场也随之转变。2000年，村上春树出版了以神户大地震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神的孩子全跳舞》，描写了人们在灾难中的精神互助，作品中流露出的温情与他的一贯风格有很大的差距，以致评论家惊呼“村上春树迎来了转折期”。此后几年，村上春树连续发表了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和《天黑以后》，对日本社会的日益转向右倾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对日本民族的原恶作了深入的探究，作品内容甚至涉及到日本对战争的态度以及中日关系等敏感问题，并对日本在这些问题上的现状提出了批判。可以说，进入21世纪，村上春树已经从一个带有孤芳自赏倾向的作家转变为一个密切关注社会进程的、代表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作家。
无独有偶，虽然目前还没有人谈及村上龙的“转折期”，但他也在悄悄地进行着自己的文学转型。如果说他过去钟情于描写社会边缘人、描写亚文化现象，热衷于虚构的战争暴力和浪漫飘渺的异国情恋，那么从2000年起，村上龙终于从往昔的酣梦中醒来，开始直面日本主流社会，从广阔的角度全方位地审视现今日本存在的经济危机、日元贬值、教育体制崩溃等一系列的问题，并向整个社会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2000年发表的《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是村上龙第一部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小说以日本经济大萧条和日元崩溃为背景，写80万中学生舍弃学校，建立自己的网络组织，实施信息战略，在日本各地建立职业培训中心和研究中心，发行自己的货币，在北海道建立独立的市镇，“等于是建造了脱离日本、拥有独立行政体系的国家”。作品看上去还是沿袭了以前描写“非常时代的斗争集体”的手法，但台湾评论家成英姝指出：“如果说村上龙的小说一再铺陈的暴力就是小说的主题，那么村上龙的立场无疑是反秩序、反社会、反体制倾向的，但是《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很明确地表达了相反的讯息……乍看之下，因为对教育现状不满，便抛弃现有的教育制度，是村上龙一贯的破坏性想法，不过，一反常态，他在《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完整地呈现了他这一集体弃学以达到教育改革的答案全貌，也就是破坏现有教育制度后的重新建设……也就是说，村上龙的诉求并非只是表面上的暴力与破坏，而是富有压倒性能量的行动力。”成英姝：《地狱在我身体里，寂寞国的阿修罗》。载台湾《印刻文学社会志》第10期（2004年）。。在这部作品里，村上龙第一次提出和考虑到了“建设”，而不再是单纯的破坏，他要运用他的文学力量，带领青年“走出埃及”，建设一个“希望之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思维上的飞跃。值得一提的是，《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不再像他过去的许多作品那样是他的经历的折射或想象力的产物，而是来自于脚踏实地的社会调查，在着手创作前，村上龙对经济学家、汇率操盘手、网络专家直到中学生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光是继小说出版后发表的采访集就多达13本，从而大大提高了作品的可信度，因此也可以说，从《希望之国的出埃及记》开始，村上龙的创作姿态和来源也发生了改变。
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家族》堪称村上龙转型作品的力作，触及到了当今日本社会中最普遍、最敏感、最困惑的难题—— 青少年教育问题。日本现在大约有60万中学生长期旷课，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变成精神上受到种种刺激创伤的“闭居族”。小说讲述出身于一个日本东京极普通的职员家庭的主人公中学生内山秀树成为“闭居族”后，自己内心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和复杂的心理嬗变过程，同时也触及了因主人公的问题而引发出的种种家庭矛盾冲突，直至在社会萧条的大背景下整个家庭终于分崩离析。这部作品里有两点是引人瞩目的。第一，日常社会而不是亚社会成为了他的描写和关注对象，普通人——职员、家庭主妇、学生而不是边缘人、畸形人成为了他笔下的主角。第二，内山秀树在无聊的闭居期间发现了邻居男子虐待妻子的暴行，但他没有采用以前村上龙人物经常采用的暴力或报复手段，而是经过多次告发寻找不到解决途径之后，毅然放弃了闭居去进修法律——边缘人终于回归了主流社会。在书的后记里，村上龙还呼吁人们要有自立精神，甚至说出了“社会上蔓延的常识是‘拯救他人使自己也获得拯救’，但这句话里有很大的弊端，有时会妨碍自立”的话。话虽然说得有点矫枉过正，但村上龙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脱离社会、颓废、幻想（包括拯救他人的英雄幻想）都无济于事，青年人要自救，就不能遁入亚社会，而必须先自立于社会。这部描写细腻、颇具震撼力的小说一经出版便受到人们广泛的注意，被日本评论家认为是作者“最有味道的小说”，并很快地被搬上银幕，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关于创作这部小说的心理背景，村上龙在 200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到处存在的场所到处不存在的我》的后记里这样说道：“‘这个国家什么都有，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就是没有希望。’自从完成了一本让中学生说出这种台词的长篇小说（作者按：指《最后的家族》）后，我就经常思考‘希望’这个问题。要描写社会的绝望和颓废，如今已经非常简单了，所有的场所都充满绝望和颓废，在被现代化的强大力量推着前进的时候，描写其中消极负面的爆发，是文学的使命。对于现代化背后那些遭到歧视的人、被抛下的人、被压垮的人，或是抗拒现代化的人，日本文学历来多有描写，但在现代化告终许久以后的现在，已经不需要这样的手法和这种主题的小说了。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我试图为各出场人物刻画出他们所特有的希望，不是社会的希望，而是别人所无法共同拥有的希望，只属于个人的希望。”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大致在 2001年—2003年，村上龙完成了他的文学转型，他要丢开自己几十年来最擅长的对“绝望和颓废”的描写，转而用一种全新的姿态、全新的笔法去描写“希望”。对于一个年届五十的作家来说，有如此大的决心和勇气与自己的过去告别，断然走上不熟悉的新路，这让我们不能不对村上龙致以最大的敬意。
作为奉献给读者、尤其是所钟爱的青少年以“只属于个人的希望”的具体体现，村上龙又在2003年底出版了轰动日本的《十三岁孩子的职业大全》。这本著作详细介绍了与自然和科学、艺术和表现、体育和玩乐、旅游和外国、生活和社会有关的五百多种职业，除了许多常见的职业，还有诸如裱糊工、焰火师、热气球操纵员以及南极观测队员等冷门职业，而这些村上龙都介绍得既精确专业又引人入胜，足见他对这个社会的调查之广、了解之深。他甚至还细心地为“因没有任何爱好而深感失望的孩子”准备了“特别篇”。在前言里，村上龙说：“十三岁这个年龄是跨入大人世界的起点。顺便提一下，在美国，到十二岁为止是作为小孩子来保护的，而十三岁起则可以开始干一些诸如看护幼小孩子这样的短工了。在这个岁数的孩子，当他们面对现实的时候一定会有困惑和不安吧：自己将如何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样一个浑然不清的担心和是否永远做小孩子来得更省力这样的困惑。十三岁的孩子拥有自由和可能性，因而世界在他们的眼里显得巨大无比，于是他们就感到不安和困惑。我认为工作、职业恰恰才是通往现实这样一个巨大世界的进口。我们正是通过自己的工作及职业来观察、感受、思考和面对世界。请大家从本书所列的几百种工作中寻找你的好奇心的对象。我相信你的好奇心的对象最终将与具体的工作及职业结合成一体，然后它们将成为你进入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的导入口。”在这里，原来那个村上龙已经不见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细致热心地将青少年引上希望之路的循循善诱的长者形象。当然，村上龙并没有就此失却锋芒，在2004年出版的政经评论著作《人生成功者的定义和条件》中，他再次对日本的现状作出了正面的、广泛的批评，论述的范围涉及雇用问题、汇率市场、财政危机、IT革命、青少年犯罪、金融民主化、国民收入再配分等等。对现行体制，他是批判的斗士，对青少年，他是长者：这就是当今的村上龙的完整形象。
村上龙的创作风格向来以逼真、露骨、刻画到极限著称，他和与他同时代同风格的一群作家因此而被称为“透明族”。但村上龙又是一位不拘一格、勇于创新的作家，往往想别人所不敢想，做别人所不敢做，甚至被认为是写作禁忌的手法在他的笔下也能放射出迷人的华彩，这也是他的小说得以畅销于世的成功秘诀。进入转型期后，他在艺术手法上也有了更大胆的追求。在《最后的家族》中，村上龙采用了别开生面的“结构重复”的写作手法，同一事件从家里的父母儿女四个人的角度重复描写和叠现，甚至连许多词句都是重复的。这样的手法只要处理稍微不当，就有拖沓之感，但村上龙把不同的关键词语安插在重复词语之间，使重复词语成为关键词语的衬托，更加突出了后者。经过他的巧妙处理，作品读来不但不觉拖沓，反而具有了一种层层推进、强调深入的美感和魅力。同时，这种“多棱镜”手法的运用本身，也提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暗示了读者决不能简单地看待问题，必须多角度地观察，才能找到真正的生活答案。在这里，小说的内容与形式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又如《十三岁孩子的职业大全》，虽然是几百种职业的罗列，但阅读上丝毫不觉得枯燥。例如关于“作家”这个职业，村上龙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个孩子来对我说‘从十三岁起我就想成为作家’，我大概这样建议他：‘作家是留给人的最后的职业，要想当作家任何时候都可以当，因此现在你还是去干别的为好。’有从医生变成作家的，有从教师变成作家的，有人从新闻记者变成作家，从编辑变成作家，从政府官员变成作家，或从政治家变成作家，也有人从科学家变成了作家，从老板变成作家，也有刑满释放分子成为作家，赌徒变成作家，坐台小姐也有成为作家的，总之，成为作家的人有多少，走向作家之路就有多少条。而从作家变成政治家则鲜有其例，变成医生或教师几乎未闻。这并不是因为‘一旦当了作家就会上瘾而无法改行’，而是由于无法去干其他职业，只剩当作家这‘最后一条路’。成为作家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必须可以向社会或某个特定的对象传递必要和有价值的信息。如果你认为自己拥有这样的信息，同时留给自己的活路只有当作家，那你就当作家吧。”在这里，村上龙没有琐碎地介绍作家之“形”，而是巧妙地点出了作家之“神”，读来既生动有趣，又耐人寻味。由于这样的风格，本书自出版以来，几年来一直是日本名列前茅的畅销书。
村上龙以及村上春树年轻时都是日本名噪一时的流行作家，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年龄阅历的增长，还有多年不断的探索，他们逐步走出了或纸醉金迷、或消极遁世、或荒诞超凡的亚文化泥沼，“脱仙入世”，演变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走在时代前头的作家。他们的曲折向上的心路历程，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作家，如何评价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价值，如何认识和判断作家的成熟期，都将带来深刻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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