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ng Winners
这本书比较难读,一方面是因为作者写得比较散,一方面则是因为翻译比较拗口,但是作者的基本观点还是比较容易把握的。
这本书的研究地点是“黄运”——山东西部和河南东部的地区,由于其中心有黄河和大运河的交汇而命名为“黄运”(see p.6, Map 1)。这本书的视角是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关注区域之间的联系和“融合”,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主要是农业中商业化的部分[比如说棉花和手工业],而主要是非商业化经济活动[比如说拾荒和治水]。作者关注的最宏大的问题应该是state building and market building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但是把黄运地区和中国放在一个更广大的world market和political challenge的背景下。
结论:中国的State-building和Market-building的过程并不能完全用“突破”和“内卷化 ”的模型来解释。国家的资源榨取(resource-extraction)的能力提高了,但是它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却降低了。以前的研究发现了国家在沿海地区的有效运作,但是这样做国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部分代价是国家从曾经极为重视的地区退了出来,而这些地区此时既不能提供财富、也没有足够的外国威胁来维系负担沉重的政府的兴趣。”(p. 305-06)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在现代化过程中从对那些维持自身生计具有极大困难的地区的关注[传统的儒家观念],转向了对沿海守卫关键地区的强调,使这些沿海地区承担了很多任务:比如改革金融和货币、增加政府的收入等等。这种关注的专向,使得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沿海“核心”地区比较成功,但是却也使中国放弃了明清以来国家的某些传统使命,特别是放弃了对大运河和黄河的维护来保证华北地区的生态稳定。因此,中国国家实际上采用了一种“picking winners”的政策,从而可能造成了华北地区农民对共产主义的选择。
不足:这本书在讨论信贷市场的时候数据分析不够,也许跟资料少有关。在分析地方的社会结构(比如村庄精英的作用)的时候也是泛泛而论,尤其是关于村庄精英如何和外来渗透力量的竞争方面,分析比较弱。同杜赞奇的精英分类之间的关系,也谈得不够清楚。
这本书的研究地点是“黄运”——山东西部和河南东部的地区,由于其中心有黄河和大运河的交汇而命名为“黄运”(see p.6, Map 1)。这本书的视角是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关注区域之间的联系和“融合”,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主要是农业中商业化的部分[比如说棉花和手工业],而主要是非商业化经济活动[比如说拾荒和治水]。作者关注的最宏大的问题应该是state building and market building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但是把黄运地区和中国放在一个更广大的world market和political challenge的背景下。
结论:中国的State-building和Market-building的过程并不能完全用“突破”和“内卷化 ”的模型来解释。国家的资源榨取(resource-extraction)的能力提高了,但是它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却降低了。以前的研究发现了国家在沿海地区的有效运作,但是这样做国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部分代价是国家从曾经极为重视的地区退了出来,而这些地区此时既不能提供财富、也没有足够的外国威胁来维系负担沉重的政府的兴趣。”(p. 305-06)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在现代化过程中从对那些维持自身生计具有极大困难的地区的关注[传统的儒家观念],转向了对沿海守卫关键地区的强调,使这些沿海地区承担了很多任务:比如改革金融和货币、增加政府的收入等等。这种关注的专向,使得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沿海“核心”地区比较成功,但是却也使中国放弃了明清以来国家的某些传统使命,特别是放弃了对大运河和黄河的维护来保证华北地区的生态稳定。因此,中国国家实际上采用了一种“picking winners”的政策,从而可能造成了华北地区农民对共产主义的选择。
不足:这本书在讨论信贷市场的时候数据分析不够,也许跟资料少有关。在分析地方的社会结构(比如村庄精英的作用)的时候也是泛泛而论,尤其是关于村庄精英如何和外来渗透力量的竞争方面,分析比较弱。同杜赞奇的精英分类之间的关系,也谈得不够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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