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话语的幽灵
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所以是一门显学，那是由于古老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首次碰撞的结果，古与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落后，世界史上两个文明遭遇之后的所有可能性都在这里汇聚，自然能吸引众多研究者的兴趣。但稍微了解一下近些年近代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就会发现，尽管近代史提供给了研究者们如此丰富的场域，但是他们的研究视点已经有了日渐僵化疲软的趋势，过多关注宏大历史层面研究，过于看重文明之间的冲突，过度沉湎于自身的学术传统等等，反而忽视了近代史中具体而微的丰富场域和跨文化历史的关联。正是在这些被忽略的层面上，刘禾的新著《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显得极富洞见性。刘禾虽然以主权想象这个宏大议题作为自己的跨文化研究的核心，考察了近代史中法律、外交、宗教、语言学以及视觉文本中的话语政治，但在处理自己这些议题的时候巧妙地采用了深入历史肌理的方法，从一个个具体的语词的延异变化入手，提供给读者细致入微的观察、分析乃至融入自我体验的过程，最终得出的结论也让人叹服。这其中，关于“夷”话语的变迁史是刘禾这部著作考察的核心部分。
的确，正如刘禾所慨叹的，在大千世界数以万计的语言文字中，没有哪个单独的文字，能像汉字“夷”那样衍生出如此离奇丰富的历史。我们回顾历史教科书，最为熟悉的关于“夷”字的话题应该是“华夷之辨”：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则较落后，因此逐渐产生合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不合者为夷，或称蛮夷、化外之民。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实际情况是，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才稍占主流。而在近代之后，正是这样一个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灾难时刻。近代以来的“夷”有多种译法，比如“野蛮人”、“陌生人”、“外族人”等等，但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交流中，这个简单的字反而有了捉摸不定的含义。在刘禾的考证中，“夷”字最早在国际官方的法律文件中出现是在1858年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的英文版本中，“夷”对应的英文单词是“barbarian”，而这个单词的中文翻译是“野蛮人”。这种中英文的翻译是一个有趣的错位，我们该问“夷”和“野蛮人”是对等的精准的翻译吗？如果不是的话，该如何解释这个词的产生？这些疑问归为一个问题就是，将汉字、罗马发音和英译捆绑在一起的“夷/i/barbarian”这个特殊的衍指符号是如何产生的？
何谓衍指符号？这是刘禾的这本著作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指的“不是个别词语，而是异质文化之间产生的意义链，它同时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场，对人们可辨认的那些语词单位的意义构成直接的影响”，它“扮演的是（在语言和语言之间进行）转喻思维的角色，它引诱、迫使或指示是现存的符号穿越不同的语言的疆界和不同的符号媒介进行移植和散播”。正因为如此，衍指符号提供给我们丰富的启示或者误读的可能，比如“夷/i/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在鸦片战争期间出现，正是因为它的意义的含糊性，“夷”字才遭到的禁止。但是我们该追问这种意义上的模糊是怎样产生的？英国最先提出抗议文本中出现的“夷”字，是因为它们认为这个字是“野蛮人”之意，而中国官员却给出了不一样的说法，这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夷”字的地缘政治解释：中国古代典籍中，南方谓之蛮，东方谓之夷，西方谓之戎，北方谓之狄，自古至今，南蛮、东夷、西戎、北狄这样的称呼是习惯性的用法，并不含轻蔑的意思。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方贸易交流的翻译中，“夷”字对应的只是“foreign”这个单词，指称“外国人”而已。从“foreign”到“barbarian”，从“外国人”到“野蛮人”，这之间的微妙变化，或者说英国人对清政府这种符号上有意的误读给他们即将发动的侵略战争提供了文本上的依据。我们在清政府官员和英国官员对这个“夷/i/barbarian”衍指符号的争辩中可以察觉到，这种翻译行为其实并非简单的对等行为。我们总习惯性地把翻译过程描述为一方到另一方的信息传递或对话，但是这个过程中并非我们习惯性理解的主体间性的平等的交流模式。比如对“夷”字的理解，本来可以有一种理解方式就是“foreign”，这种交流模式下，我们说“夷”的能指和“foreign”的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安全固定的，但是一旦所指变成“barbarian”的时候，能指与所指之间变成了一种敌对的关系。英国人操纵了这种翻译行为，反而蛮横地用“barbarian”重新解释和定义了“夷”的含义，对其进行遮蔽之后，用这种新的定义污蔑中方译文中本不存在的所指。
你也许会说，英国人会如此在意一个简单的词汇的翻译行为么？事实上，替他者命名，令其臣服，往往是殖民统治中的惯常叙事，正如刘禾所言：“欧洲人关于‘野蛮人’的殖民话语，就是起到指示态称谓的作用，它把殖民地的人命名为‘野蛮人’，并以此建立和巩固自身的主权地位。欧洲的各个帝国把美洲土著人和欧洲以外的种族叫做‘savages’（接近‘畜类’）或‘barbarian’，在认识论上维持了殖民地他者的文明低劣等级，而欧洲人的文明等级的普遍秩序所依据的标准是种族、文化、技术、语言和所有权等。”这就是说，英国人对“夷/i/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产生焦虑的真正根源，来自他们所熟悉的殖民话语以及这个话语可能被倒错的危险，他者的语言可能成为英国人的自我镜像。正如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言，给别人制造恐怖的人，往往首先恐吓他们自己。他们一手制造了“夷/i/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反而使其陷入自我焦虑的认知困境。
我认为，刘禾在这本著作中颇具创见性的就是提供给了我们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视角，融合了西方的符号学、语言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理论，并用这种理论尝试性的触及到我们的历史的深层，从最具体的细微的语词的角度重新诠释近代史中中西文明之间的冲突，帝国之间的碰撞。阅读帝国，有时候不一定非要通过分析伟人和战争等宏大历史事实，从很不起眼的一个个语词的角度分析历史，反而可能产生一种出奇不意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有时候，小语词也能撼动大帝国。
思郁
2009-9-9书
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刘禾著，三联书店2009年8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
的确，正如刘禾所慨叹的，在大千世界数以万计的语言文字中，没有哪个单独的文字，能像汉字“夷”那样衍生出如此离奇丰富的历史。我们回顾历史教科书，最为熟悉的关于“夷”字的话题应该是“华夷之辨”：古代华夏族群居于中原，为文明中心，而周边则较落后，因此逐渐产生合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不合者为夷，或称蛮夷、化外之民。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血缘衡量标准阶段，地缘衡量标准阶段，衣饰、礼仪等文化衡量标准阶段。实际情况是，在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是以文化因素，以血缘及地域进行衡量的观点一般在华夏面临严峻威胁即遭遇严重入侵和灾难时才稍占主流。而在近代之后，正是这样一个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灾难时刻。近代以来的“夷”有多种译法，比如“野蛮人”、“陌生人”、“外族人”等等，但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交流中，这个简单的字反而有了捉摸不定的含义。在刘禾的考证中，“夷”字最早在国际官方的法律文件中出现是在1858年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的英文版本中，“夷”对应的英文单词是“barbarian”，而这个单词的中文翻译是“野蛮人”。这种中英文的翻译是一个有趣的错位，我们该问“夷”和“野蛮人”是对等的精准的翻译吗？如果不是的话，该如何解释这个词的产生？这些疑问归为一个问题就是，将汉字、罗马发音和英译捆绑在一起的“夷/i/barbarian”这个特殊的衍指符号是如何产生的？
何谓衍指符号？这是刘禾的这本著作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指的“不是个别词语，而是异质文化之间产生的意义链，它同时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场，对人们可辨认的那些语词单位的意义构成直接的影响”，它“扮演的是（在语言和语言之间进行）转喻思维的角色，它引诱、迫使或指示是现存的符号穿越不同的语言的疆界和不同的符号媒介进行移植和散播”。正因为如此，衍指符号提供给我们丰富的启示或者误读的可能，比如“夷/i/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在鸦片战争期间出现，正是因为它的意义的含糊性，“夷”字才遭到的禁止。但是我们该追问这种意义上的模糊是怎样产生的？英国最先提出抗议文本中出现的“夷”字，是因为它们认为这个字是“野蛮人”之意，而中国官员却给出了不一样的说法，这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夷”字的地缘政治解释：中国古代典籍中，南方谓之蛮，东方谓之夷，西方谓之戎，北方谓之狄，自古至今，南蛮、东夷、西戎、北狄这样的称呼是习惯性的用法，并不含轻蔑的意思。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之前中西方贸易交流的翻译中，“夷”字对应的只是“foreign”这个单词，指称“外国人”而已。从“foreign”到“barbarian”，从“外国人”到“野蛮人”，这之间的微妙变化，或者说英国人对清政府这种符号上有意的误读给他们即将发动的侵略战争提供了文本上的依据。我们在清政府官员和英国官员对这个“夷/i/barbarian”衍指符号的争辩中可以察觉到，这种翻译行为其实并非简单的对等行为。我们总习惯性地把翻译过程描述为一方到另一方的信息传递或对话，但是这个过程中并非我们习惯性理解的主体间性的平等的交流模式。比如对“夷”字的理解，本来可以有一种理解方式就是“foreign”，这种交流模式下，我们说“夷”的能指和“foreign”的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安全固定的，但是一旦所指变成“barbarian”的时候，能指与所指之间变成了一种敌对的关系。英国人操纵了这种翻译行为，反而蛮横地用“barbarian”重新解释和定义了“夷”的含义，对其进行遮蔽之后，用这种新的定义污蔑中方译文中本不存在的所指。
你也许会说，英国人会如此在意一个简单的词汇的翻译行为么？事实上，替他者命名，令其臣服，往往是殖民统治中的惯常叙事，正如刘禾所言：“欧洲人关于‘野蛮人’的殖民话语，就是起到指示态称谓的作用，它把殖民地的人命名为‘野蛮人’，并以此建立和巩固自身的主权地位。欧洲的各个帝国把美洲土著人和欧洲以外的种族叫做‘savages’（接近‘畜类’）或‘barbarian’，在认识论上维持了殖民地他者的文明低劣等级，而欧洲人的文明等级的普遍秩序所依据的标准是种族、文化、技术、语言和所有权等。”这就是说，英国人对“夷/i/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产生焦虑的真正根源，来自他们所熟悉的殖民话语以及这个话语可能被倒错的危险，他者的语言可能成为英国人的自我镜像。正如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言，给别人制造恐怖的人，往往首先恐吓他们自己。他们一手制造了“夷/i/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反而使其陷入自我焦虑的认知困境。
我认为，刘禾在这本著作中颇具创见性的就是提供给了我们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视角，融合了西方的符号学、语言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理论，并用这种理论尝试性的触及到我们的历史的深层，从最具体的细微的语词的角度重新诠释近代史中中西文明之间的冲突，帝国之间的碰撞。阅读帝国，有时候不一定非要通过分析伟人和战争等宏大历史事实，从很不起眼的一个个语词的角度分析历史，反而可能产生一种出奇不意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有时候，小语词也能撼动大帝国。
思郁
2009-9-9书
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刘禾著，三联书店2009年8月第一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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