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制造伍德斯托克》作者埃利奥特·提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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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节让我从‘柜子里’走出来”
——专访《制造伍德斯托克》作者埃利奥特•提伯
贝布拖/文
1969年8月，100万人从世界各地赶到美国白湖小镇，共同见证了那一届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40年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当年的盛会，其中也包括李安的新片《制造伍德斯托克》（Taking Woodstock）。这部根据埃利奥特•提伯（Elliot Tiber）的同名传记改编而成的喜剧参加了本届戛纳电影节。期间，李安在接受采访时说，拍这部片子让他对那个逝去的年代有了新体会——它是“诚实的”、“忍耐的”以及“有一种今天我们不应舍弃的纯真的味道”。
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伍德斯托克。不管李安怎么体会，埃利奥特•提伯认为《制造伍德斯托克》只是他的个人故事——无关乎大叙事，无所谓时代意义，音乐节拯救的仅仅是他的快破产的家。故事中，和埃利奥特站在一队的，不是穿扎染服饰、哼着民谣的摇滚乐手，他们是隐匿在“柜子里”（指未公开的同性恋）的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美国著名同性恋政治家）。如果一定要追究伍德斯托克对埃利奥特个人有什么深远的影响，按图索骥的寻找结果是当他从“柜子里”走出来，如释重负的那一刻起，埃利奥特也获得了那一代人都在追求的内心自由！
“到音乐结束的时候，我疲惫极了，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但却是绝对的兴高采烈。我第一次知道，我并不孤独。”多年来，埃利奥特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他的内心住着“深沉的孤独感”，但是在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狂欢的三天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大群体——“这是一个世代，它能通过其包容的态度、极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及其对这个摇滚时代的爱来自我定义。”
“李安的新片只是一部关于我的生活的电影”，“它是一部有关年轻的同性恋男人怀有音乐节梦想的故事”。这些埃利奥特在邮件中用大写字母拼写的字句提醒着我，这个善感的男人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所常见的自恋。况且，他靠自己的才华挣得了与伍德斯托克无关的大名声。不过，在充满反叛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找到自我”是所有试图脱离父辈的年轻一代的成年礼。或许，在所有不知道当如何自处的年代里，这也是人们首先应该搞清楚的事。
对话：
“李安的电影离我的主题很近”
伍德斯托克中的提伯一家
新京报：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对你和你家人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埃利奥特·提伯：伍德斯托克为我带来了自由。它给我带来了自我尊重，以及实现不可能梦想的信心，并且它驱使我让梦想成真。
新京报：音乐节之后，你和父亲和好了。这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埃利奥特·提伯：尽管父亲在1970年去世，但之前他承认了我的生活方式，并且告诉我他爱我，而且他给我他的拥抱。我的母亲活到97岁才去世，在她96岁时，我问她是否爱我和我的搭档，一位比利时导演。我和他在一起像一家人生活了27年。可是母亲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她最后的时间里，我不再和她说话。
我的父亲一生都在努力工作，可以说，他几乎没有什么欢乐的时光，但是伍德斯托克让他享受到了快乐。我的母亲是个财迷，所以她从伍德斯托克中赚到了足够多的钱得以让她今后从辛苦的工作中脱身。除此以外，音乐节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精神上的东西。
新京报：对“伍德斯托克一代”而言，有没有什么特殊事件象征他们与父辈一代的和解？比如：越战。
埃利奥特·提伯：伍德斯托克使我拥有艺术创造力的一生。在伍德斯托克之后，我在比利时成为一名作家，为电视剧、剧场以及电影写作。现在，我为一本心理学杂志写一个幽默专栏，“纸上谈兵”（Navel Gazing）。
1969，逝去的“纯真”
新京报：很多人批评伍德斯托克的商业化，尤其是1969年之后举办的音乐节。你怎么看待音乐节的商业化？“商业化”是否是音乐节属性之一？
埃利奥特·提伯：大规模的音乐节需要有赞助商和投资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被商业化了的，音乐节也不例外。今年，纽约和其他地方都试图举办40周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但都找不到赞助商和投资人。
新京报：从伍德斯托克的历史来看，1969年的繁荣再未重现。你认为导致这样结果的最关键原因是什么？
埃利奥特·提伯：显然，那是个纯真的年代。当时，我们有来自越战的恐慌，我们头脑发疯地花费了巨大代价实现无意义的登月计划。原本，这些花销可以让数以百万的人吃饱、有工作。不像今天，我们只有大麻和迷幻药。
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被经济混乱、恐怖分子和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给压趴下了。他们吸食可卡因这样危险的药物。很不幸，他们被瘟疫一般的暴力游戏、充满可怕仇恨的说唱音乐影响着。而我们那一带热爱的是充满爱的音乐和抗议越战的曲子。
新京报：你是作家，为什么选择和汤姆•蒙特（Tom Monte），一名心理康复专家合作这个故事？
埃利奥特·提伯：最初这个故事的手稿有550多页的篇幅（这里指英文版的篇幅），出版商想把它缩减为240页，可是我固执地不想做任何删减。出版商不得不请汤姆•蒙特帮忙，把这本书编辑到240页的篇幅。本质上，我对心理康复专家没有信心。
《制造伍德斯托克》结缘李安
新京报：在你看来，什么是“伍德斯托克精神”？
埃利奥特·提伯：伍德斯托克精神是让人们通过音乐聚集在一起，寻找和平与爱的能力。在1969年夏天，这一切都得以释放，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
新京报：李安的新片《制造伍德斯托克》改编自你的作品。你们是怎么开始合作的？
埃利奥特·提伯：我需要申明的是，李安的新片只是一部关于我的生活的电影。它改编自我的新书，是一部有关年轻的同性恋男人怀有音乐节梦想的故事。通过这个梦想，这个年轻的男人希望拯救受到财务困扰的双亲，让他们在经营的El Monaco摩托车旅馆脱离破产的边缘。
李安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导演。2007年，我在旧金山参加一场电视脱口秀。巧的是，他也参加了那个脱口秀节目。我们在休息室聊起了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挺，并问他是否有兴趣拍成一部喜剧片，因为他的其它电影都太悲伤了。李安说，他倒是想拍一部喜剧，如果他看到真正合适的题材。两个月后，他读到了我的书，给我打电话，说他想拍《制造伍德斯托克》，正好能赶上40周年的纪念日。
新京报：你认为李安的片子多大程度地反应了伍德斯托克精神？在他的片子中，有没有特殊的视角？
埃利奥特·提伯：他离我的主题很近，电影很美、很感人至深，也非常有趣。当然，这是他的电影，他会做一些调整来适应电影。
《新京报》2009年9月12日，书评周刊C04
——专访《制造伍德斯托克》作者埃利奥特•提伯
贝布拖/文
1969年8月，100万人从世界各地赶到美国白湖小镇，共同见证了那一届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40年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当年的盛会，其中也包括李安的新片《制造伍德斯托克》（Taking Woodstock）。这部根据埃利奥特•提伯（Elliot Tiber）的同名传记改编而成的喜剧参加了本届戛纳电影节。期间，李安在接受采访时说，拍这部片子让他对那个逝去的年代有了新体会——它是“诚实的”、“忍耐的”以及“有一种今天我们不应舍弃的纯真的味道”。
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伍德斯托克。不管李安怎么体会，埃利奥特•提伯认为《制造伍德斯托克》只是他的个人故事——无关乎大叙事，无所谓时代意义，音乐节拯救的仅仅是他的快破产的家。故事中，和埃利奥特站在一队的，不是穿扎染服饰、哼着民谣的摇滚乐手，他们是隐匿在“柜子里”（指未公开的同性恋）的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美国著名同性恋政治家）。如果一定要追究伍德斯托克对埃利奥特个人有什么深远的影响，按图索骥的寻找结果是当他从“柜子里”走出来，如释重负的那一刻起，埃利奥特也获得了那一代人都在追求的内心自由！
“到音乐结束的时候，我疲惫极了，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但却是绝对的兴高采烈。我第一次知道，我并不孤独。”多年来，埃利奥特隐藏自己的性取向，他的内心住着“深沉的孤独感”，但是在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狂欢的三天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大群体——“这是一个世代，它能通过其包容的态度、极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及其对这个摇滚时代的爱来自我定义。”
“李安的新片只是一部关于我的生活的电影”，“它是一部有关年轻的同性恋男人怀有音乐节梦想的故事”。这些埃利奥特在邮件中用大写字母拼写的字句提醒着我，这个善感的男人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所常见的自恋。况且，他靠自己的才华挣得了与伍德斯托克无关的大名声。不过，在充满反叛的上世纪60年代美国，“找到自我”是所有试图脱离父辈的年轻一代的成年礼。或许，在所有不知道当如何自处的年代里，这也是人们首先应该搞清楚的事。
对话：
“李安的电影离我的主题很近”
伍德斯托克中的提伯一家
新京报：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对你和你家人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埃利奥特·提伯：伍德斯托克为我带来了自由。它给我带来了自我尊重，以及实现不可能梦想的信心，并且它驱使我让梦想成真。
新京报：音乐节之后，你和父亲和好了。这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埃利奥特·提伯：尽管父亲在1970年去世，但之前他承认了我的生活方式，并且告诉我他爱我，而且他给我他的拥抱。我的母亲活到97岁才去世，在她96岁时，我问她是否爱我和我的搭档，一位比利时导演。我和他在一起像一家人生活了27年。可是母亲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她最后的时间里，我不再和她说话。
我的父亲一生都在努力工作，可以说，他几乎没有什么欢乐的时光，但是伍德斯托克让他享受到了快乐。我的母亲是个财迷，所以她从伍德斯托克中赚到了足够多的钱得以让她今后从辛苦的工作中脱身。除此以外，音乐节没有给她带来任何精神上的东西。
新京报：对“伍德斯托克一代”而言，有没有什么特殊事件象征他们与父辈一代的和解？比如：越战。
埃利奥特·提伯：伍德斯托克使我拥有艺术创造力的一生。在伍德斯托克之后，我在比利时成为一名作家，为电视剧、剧场以及电影写作。现在，我为一本心理学杂志写一个幽默专栏，“纸上谈兵”（Navel Gazing）。
1969，逝去的“纯真”
新京报：很多人批评伍德斯托克的商业化，尤其是1969年之后举办的音乐节。你怎么看待音乐节的商业化？“商业化”是否是音乐节属性之一？
埃利奥特·提伯：大规模的音乐节需要有赞助商和投资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被商业化了的，音乐节也不例外。今年，纽约和其他地方都试图举办40周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但都找不到赞助商和投资人。
新京报：从伍德斯托克的历史来看，1969年的繁荣再未重现。你认为导致这样结果的最关键原因是什么？
埃利奥特·提伯：显然，那是个纯真的年代。当时，我们有来自越战的恐慌，我们头脑发疯地花费了巨大代价实现无意义的登月计划。原本，这些花销可以让数以百万的人吃饱、有工作。不像今天，我们只有大麻和迷幻药。
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被经济混乱、恐怖分子和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给压趴下了。他们吸食可卡因这样危险的药物。很不幸，他们被瘟疫一般的暴力游戏、充满可怕仇恨的说唱音乐影响着。而我们那一带热爱的是充满爱的音乐和抗议越战的曲子。
新京报：你是作家，为什么选择和汤姆•蒙特（Tom Monte），一名心理康复专家合作这个故事？
埃利奥特·提伯：最初这个故事的手稿有550多页的篇幅（这里指英文版的篇幅），出版商想把它缩减为240页，可是我固执地不想做任何删减。出版商不得不请汤姆•蒙特帮忙，把这本书编辑到240页的篇幅。本质上，我对心理康复专家没有信心。
《制造伍德斯托克》结缘李安
新京报：在你看来，什么是“伍德斯托克精神”？
埃利奥特·提伯：伍德斯托克精神是让人们通过音乐聚集在一起，寻找和平与爱的能力。在1969年夏天，这一切都得以释放，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
新京报：李安的新片《制造伍德斯托克》改编自你的作品。你们是怎么开始合作的？
埃利奥特·提伯：我需要申明的是，李安的新片只是一部关于我的生活的电影。它改编自我的新书，是一部有关年轻的同性恋男人怀有音乐节梦想的故事。通过这个梦想，这个年轻的男人希望拯救受到财务困扰的双亲，让他们在经营的El Monaco摩托车旅馆脱离破产的边缘。
李安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导演。2007年，我在旧金山参加一场电视脱口秀。巧的是，他也参加了那个脱口秀节目。我们在休息室聊起了天。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挺，并问他是否有兴趣拍成一部喜剧片，因为他的其它电影都太悲伤了。李安说，他倒是想拍一部喜剧，如果他看到真正合适的题材。两个月后，他读到了我的书，给我打电话，说他想拍《制造伍德斯托克》，正好能赶上40周年的纪念日。
新京报：你认为李安的片子多大程度地反应了伍德斯托克精神？在他的片子中，有没有特殊的视角？
埃利奥特·提伯：他离我的主题很近，电影很美、很感人至深，也非常有趣。当然，这是他的电影，他会做一些调整来适应电影。
《新京报》2009年9月12日，书评周刊C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