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being human,getting sane.
这本书简而言之是一次讲稿式的论著，每一个章节代表着相对独立的观点。其中给我印象较深的便是：1，关于道德危机－反权威。2，潜意识里受到压抑的虐待狂心理。之所以选取这两个部分，缘于它们与我们（近）当代社会遭遇过或是即将面临的尖锐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些跨越不同时间与社会背景却能够与各自的现实不谋而合的观点，便是我兴趣的来源。
在家长制的危机一节，弗洛姆引用瑞士学者约翰·雅各布·巴赫芬关于氏族社会（尤其是母系氏族）的论点，系统地得出社会是建立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构原则：母权制或父权制上的。其区别在于：母系结构中，一个母亲总是同等热爱她的子女。如同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Antigone）的戏剧中表达的那样：“我只有爱，没有恨。”而（抽象的）父爱则是：父亲最爱的是最能体现父亲期望与要求的儿子，即类似《旧约》里“选中的一个”，由于他服从父亲，他使他感到高兴。而剧中克利翁（Creon）则体现了父权制的原则，即国家超越个人的一切价值智商，而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当然，这里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该种氏族社会中的典型代表，并不排除个别跨越了差异的特殊现象。）
弗洛姆的结论之一是：这就是为什么等级制度没有在母系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原因，取而代之的是对所有需要关心和爱护的人都给予同样的爱。与此同时，我们对母亲的感情，与人类所经受的最深刻的连结有关，即对一个类似女神的非凡的人物的感情，解除我们的负担、消除我们的危险、把人们庇护在一个像是天堂的地方。为了这个保护，我们付出了依赖母亲的代价。
而西方的宗教世界，自《旧约》以来就是家长制的，上帝被描述为如同父亲一般、必须服从的伟大权威。而且随着个人的成长，这种外在的要求逐渐成长为内化的道德观、自我约束，其核心观念是服从。与这种权威主义的道德相对立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道德。后者源于各自的个性，而且给予个人的发展、成长带来好处。
在漫长的过去时代中，剥削与顺从成了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深入人心以致极难被感知，使人们毫无察觉不加思考去接受一些现状与安排。不过，假如富裕增长了，关于那种我们“必须驯服和接受剥削的信念”就必然会丧失它的力量，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必须屈从一个要求我们服从的权威，必须承受痛苦的剥削？
在这个疑问的基础上，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人们从必须服从才能使自己的家人免于饥饿的状态中逐渐解脱出来，群体的协作、不需要从属的纪律替代了旧式的服从。不再有广泛的劳累与贫穷（其实在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与地区尚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地步），人们逐渐开始将余下的精力用于独立思考。加之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政治革命，原有的秩序一次次受到打击，我们亲眼目睹盲目驯服的现象缓慢而确切地在消亡。总而言之，即使是并未完全胜利的革命，也显示了不服从也会胜利。
就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指出的那样：“假设财富是平均分配的，而权利仍然把持在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手里，这种社会事实上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如果一部分人学会识文断字和思考，他们早晚会意识到享受特权的的少数人是尸位素餐者，就会想方设法将之扫除。因而长远来说，等级社会只有建立在贫穷和无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存在。”
如前所述，一旦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哪怕只是一小部分）脱离了他曾经生活过的群体的那种贫穷与无知状态，他便开始怀疑所看到的一切。尽管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取得了值得夸耀的伟大成就，我们的技术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为什么没有能力阻止带来巨大破坏的世界大战与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大多数不发达的地方处于饥饿状态，那里的人们在最低的生活标准线以下挣扎。而权威们却在远离的地方过着愉快而奢侈的生活（John Pilger的《谁在与民主为敌》中，委内瑞拉的大富豪们拥有顶级别墅、跑车、游艇，把迈阿密当成自己的家园，无视与此同时遍布全国的贫民区家庭常年住在拥挤的砖房子里，生计无着落，孩子们上不了学，年轻人在街上游荡），却偶尔“富于责任感地”作出几次出于责任的演讲和空洞的表态。像洋葱电影（Onion Movie）里那段淋漓尽致的讽刺，“Dobby，你让我们感到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正是权威的这种无能为力甚至是逃避的可笑态度，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无能，这一切无异于严重破坏了对家长制的权威主义秩序的结构和力量的信仰。
在宗教的层面，首先，达尔文在进化论中对自然的解释听上去更为合乎逻辑，“上帝”被贬为一种实用的假说，不再作为是科学的真理所在。失掉解释自然界的权威之后，宗教继续得以保存下来的只剩道德要求的宣传。《旧约》讲“热爱你的邻人”，《新约》说“热爱陌生的人”，“热爱你的敌人”，“卖掉你的所有，去分给穷人”，如果有谁认真地执行了这些指示，他又怎能在现代社会中获得成功呢？我们传授这些训诫，却不去实践它们。这是两条分离的轨道，对任何身在其中受其影响的人都产生了一种类似“双重标准”的效果。宗教再也不能像加之的颁布者那样发挥这作用了，上帝既放弃了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也放弃了主张爱邻居、克服贪婪等价值的发言人的位置。因此，如尼采所言，“上帝死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技术的崇拜，数百年来人们花费极大的精力探索自然的奥秘以求控制自然，其最深层的动机无非是停止仅仅作为自然的旁观者（想想关于胚胎干细胞、克隆人的那些争论吧）。由此，技术能力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契约，却并没有去宣扬任何道德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无担心地说道“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道德败坏的滑坡现象确实有愈演愈烈之势，然而年轻的一代中，却逐渐在为和平、为生活、反对破坏和斗争中发现了一些新的道德准则。它们反对空洞的言语与形式主义，对政治宣传下的自我牺牲式的虚伪提出了尖刻的批判。（其实在王小波的文字中，我强烈地体会到了这种倾向——笔者注）
从上面的这些推理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家长制－权威的道德原则其核心在于：服从是美德，不顺从则是犯罪。这个标准被内化之后，我们的内心、情感、人性要求我们必须遵循一种命令，违背则遭受惩罚。很多人认为，倘若抛弃了这种负罪感，人就会狂妄自大、胡作非为，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恶魔——这在现代社会某种程度上已成事实。但是这是否必须归咎于背离权威呢？我们看到新的道德准则替代了无条件无意识的服从，一些人开始凭借自己的客观理性与认知指导行动，并未因为反对权威而变得不道德，而是恰恰与之相反。
在过去的旧传统中，我们总是试图将罪恶感隐藏起来，总希望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优良的化身（其实不过是类似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遮盖桌腿的布）。而具有个人意识与反叛精神的人，开始理解并认识到人的实体包括好的方面，也包括坏的方面。这过去它被称为“原罪”，其实是人性正常的一部分，尽管它们是负面的。自从弗洛伊德揭示出了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不仅要对有意识的思想和“善良的意愿”负责，也要对无意识负责：被文过饰非的言辞（诸如口号演讲一类）掩盖了的、被压抑了的恶意。
弗洛姆举了一个例子，想象一个坐在邮局办公室窗前的人。15个人正在外面排队，到了下班时间还剩下两个人。当5点钟的钟声敲响时，他就关上了窗户，打发走了最后两个等了半小时的人，一丝微笑浮现在他的嘴唇上。他很高兴见到那两个人不得不离开，他拥有的权利就是使他们空等一场而只好明天再来。他可以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营业时间已到，我只是在严格遵守规定而已”，但这其实是一种施虐狂心理，关上窗户会给他一种乐趣。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的倾向，予以适当的环境就会表露出来。
另一种常见的现象被称为“冷施虐狂”，就像一部分父母、教师、管理者的行为那样，他们控制可供自己任意摆布的对象，声称是为了他们好。以自己的思考代替对象独立思考的权利，并强迫其遵守（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强迫遵守逐渐演变为“劝化”——笔者注）。这来源于施虐者能从这种行为中得到快感，并且恰巧有合适而光明正大的理由来为他们作出辩护。不言而喻，这种行为的危害更巨大，也更具有广泛意义与传播性。
弗洛姆说：“我们不能让自己被一个人非常热爱孩子与动物，做了这样或那样的好事这一事实所欺骗。我们只有透彻了解一个人的个性，才能看到他意识深处的东西，看到他全部行为的真实动机。我们必须知道哪些是他个性因素重的根本因素，哪些是表面的、补偿性的。我想，假如我们能更多地理解品质，我们就会大有收益，不会如此轻易地受一个人的外部行为的影响。这样不仅有利于我们的个人生活，而且对我们的政治生活也大有益处。我们会有能力事先解除许多灾难，我们就会事先分辨出哪些迫切想指导我们政治命运的人是不是施虐狂。”其实，我想这大概是精神分析学最具人文关怀、最具魅力之处吧。
行文至此，也将近告一段落了。任何评论，尽管我们竭尽所能想要与作者保持思想上的步调一致，依然远远无法达到原著哪怕只是一小部分的高度。在这本《生命之爱》中，还有更多的极富智慧的观点，等待着与读者进行心有灵犀的交流。
与此同时，我更希望当代社会中的人们，尤其是身处中国这样一个经历过集体丧失独立精神的时代的国度，能够具有一种反思的能力。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的环境，自己与他人的言行。在弗洛姆等大师如同指明灯般的思想的启发下，我们不由得认识到：Getting sane，尽管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却是充满意义的。
李修竹
09.9.19
在家长制的危机一节，弗洛姆引用瑞士学者约翰·雅各布·巴赫芬关于氏族社会（尤其是母系氏族）的论点，系统地得出社会是建立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构原则：母权制或父权制上的。其区别在于：母系结构中，一个母亲总是同等热爱她的子女。如同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Antigone）的戏剧中表达的那样：“我只有爱，没有恨。”而（抽象的）父爱则是：父亲最爱的是最能体现父亲期望与要求的儿子，即类似《旧约》里“选中的一个”，由于他服从父亲，他使他感到高兴。而剧中克利翁（Creon）则体现了父权制的原则，即国家超越个人的一切价值智商，而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当然，这里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该种氏族社会中的典型代表，并不排除个别跨越了差异的特殊现象。）
弗洛姆的结论之一是：这就是为什么等级制度没有在母系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原因，取而代之的是对所有需要关心和爱护的人都给予同样的爱。与此同时，我们对母亲的感情，与人类所经受的最深刻的连结有关，即对一个类似女神的非凡的人物的感情，解除我们的负担、消除我们的危险、把人们庇护在一个像是天堂的地方。为了这个保护，我们付出了依赖母亲的代价。
而西方的宗教世界，自《旧约》以来就是家长制的，上帝被描述为如同父亲一般、必须服从的伟大权威。而且随着个人的成长，这种外在的要求逐渐成长为内化的道德观、自我约束，其核心观念是服从。与这种权威主义的道德相对立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道德。后者源于各自的个性，而且给予个人的发展、成长带来好处。
在漫长的过去时代中，剥削与顺从成了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深入人心以致极难被感知，使人们毫无察觉不加思考去接受一些现状与安排。不过，假如富裕增长了，关于那种我们“必须驯服和接受剥削的信念”就必然会丧失它的力量，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必须屈从一个要求我们服从的权威，必须承受痛苦的剥削？
在这个疑问的基础上，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人们从必须服从才能使自己的家人免于饥饿的状态中逐渐解脱出来，群体的协作、不需要从属的纪律替代了旧式的服从。不再有广泛的劳累与贫穷（其实在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与地区尚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地步），人们逐渐开始将余下的精力用于独立思考。加之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政治革命，原有的秩序一次次受到打击，我们亲眼目睹盲目驯服的现象缓慢而确切地在消亡。总而言之，即使是并未完全胜利的革命，也显示了不服从也会胜利。
就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指出的那样：“假设财富是平均分配的，而权利仍然把持在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手里，这种社会事实上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如果一部分人学会识文断字和思考，他们早晚会意识到享受特权的的少数人是尸位素餐者，就会想方设法将之扫除。因而长远来说，等级社会只有建立在贫穷和无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存在。”
如前所述，一旦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哪怕只是一小部分）脱离了他曾经生活过的群体的那种贫穷与无知状态，他便开始怀疑所看到的一切。尽管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取得了值得夸耀的伟大成就，我们的技术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为什么没有能力阻止带来巨大破坏的世界大战与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大多数不发达的地方处于饥饿状态，那里的人们在最低的生活标准线以下挣扎。而权威们却在远离的地方过着愉快而奢侈的生活（John Pilger的《谁在与民主为敌》中，委内瑞拉的大富豪们拥有顶级别墅、跑车、游艇，把迈阿密当成自己的家园，无视与此同时遍布全国的贫民区家庭常年住在拥挤的砖房子里，生计无着落，孩子们上不了学，年轻人在街上游荡），却偶尔“富于责任感地”作出几次出于责任的演讲和空洞的表态。像洋葱电影（Onion Movie）里那段淋漓尽致的讽刺，“Dobby，你让我们感到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正是权威的这种无能为力甚至是逃避的可笑态度，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无能，这一切无异于严重破坏了对家长制的权威主义秩序的结构和力量的信仰。
在宗教的层面，首先，达尔文在进化论中对自然的解释听上去更为合乎逻辑，“上帝”被贬为一种实用的假说，不再作为是科学的真理所在。失掉解释自然界的权威之后，宗教继续得以保存下来的只剩道德要求的宣传。《旧约》讲“热爱你的邻人”，《新约》说“热爱陌生的人”，“热爱你的敌人”，“卖掉你的所有，去分给穷人”，如果有谁认真地执行了这些指示，他又怎能在现代社会中获得成功呢？我们传授这些训诫，却不去实践它们。这是两条分离的轨道，对任何身在其中受其影响的人都产生了一种类似“双重标准”的效果。宗教再也不能像加之的颁布者那样发挥这作用了，上帝既放弃了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也放弃了主张爱邻居、克服贪婪等价值的发言人的位置。因此，如尼采所言，“上帝死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技术的崇拜，数百年来人们花费极大的精力探索自然的奥秘以求控制自然，其最深层的动机无非是停止仅仅作为自然的旁观者（想想关于胚胎干细胞、克隆人的那些争论吧）。由此，技术能力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契约，却并没有去宣扬任何道德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无担心地说道“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道德败坏的滑坡现象确实有愈演愈烈之势，然而年轻的一代中，却逐渐在为和平、为生活、反对破坏和斗争中发现了一些新的道德准则。它们反对空洞的言语与形式主义，对政治宣传下的自我牺牲式的虚伪提出了尖刻的批判。（其实在王小波的文字中，我强烈地体会到了这种倾向——笔者注）
从上面的这些推理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家长制－权威的道德原则其核心在于：服从是美德，不顺从则是犯罪。这个标准被内化之后，我们的内心、情感、人性要求我们必须遵循一种命令，违背则遭受惩罚。很多人认为，倘若抛弃了这种负罪感，人就会狂妄自大、胡作非为，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恶魔——这在现代社会某种程度上已成事实。但是这是否必须归咎于背离权威呢？我们看到新的道德准则替代了无条件无意识的服从，一些人开始凭借自己的客观理性与认知指导行动，并未因为反对权威而变得不道德，而是恰恰与之相反。
在过去的旧传统中，我们总是试图将罪恶感隐藏起来，总希望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优良的化身（其实不过是类似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遮盖桌腿的布）。而具有个人意识与反叛精神的人，开始理解并认识到人的实体包括好的方面，也包括坏的方面。这过去它被称为“原罪”，其实是人性正常的一部分，尽管它们是负面的。自从弗洛伊德揭示出了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不仅要对有意识的思想和“善良的意愿”负责，也要对无意识负责：被文过饰非的言辞（诸如口号演讲一类）掩盖了的、被压抑了的恶意。
弗洛姆举了一个例子，想象一个坐在邮局办公室窗前的人。15个人正在外面排队，到了下班时间还剩下两个人。当5点钟的钟声敲响时，他就关上了窗户，打发走了最后两个等了半小时的人，一丝微笑浮现在他的嘴唇上。他很高兴见到那两个人不得不离开，他拥有的权利就是使他们空等一场而只好明天再来。他可以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营业时间已到，我只是在严格遵守规定而已”，但这其实是一种施虐狂心理，关上窗户会给他一种乐趣。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的倾向，予以适当的环境就会表露出来。
另一种常见的现象被称为“冷施虐狂”，就像一部分父母、教师、管理者的行为那样，他们控制可供自己任意摆布的对象，声称是为了他们好。以自己的思考代替对象独立思考的权利，并强迫其遵守（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强迫遵守逐渐演变为“劝化”——笔者注）。这来源于施虐者能从这种行为中得到快感，并且恰巧有合适而光明正大的理由来为他们作出辩护。不言而喻，这种行为的危害更巨大，也更具有广泛意义与传播性。
弗洛姆说：“我们不能让自己被一个人非常热爱孩子与动物，做了这样或那样的好事这一事实所欺骗。我们只有透彻了解一个人的个性，才能看到他意识深处的东西，看到他全部行为的真实动机。我们必须知道哪些是他个性因素重的根本因素，哪些是表面的、补偿性的。我想，假如我们能更多地理解品质，我们就会大有收益，不会如此轻易地受一个人的外部行为的影响。这样不仅有利于我们的个人生活，而且对我们的政治生活也大有益处。我们会有能力事先解除许多灾难，我们就会事先分辨出哪些迫切想指导我们政治命运的人是不是施虐狂。”其实，我想这大概是精神分析学最具人文关怀、最具魅力之处吧。
行文至此，也将近告一段落了。任何评论，尽管我们竭尽所能想要与作者保持思想上的步调一致，依然远远无法达到原著哪怕只是一小部分的高度。在这本《生命之爱》中，还有更多的极富智慧的观点，等待着与读者进行心有灵犀的交流。
与此同时，我更希望当代社会中的人们，尤其是身处中国这样一个经历过集体丧失独立精神的时代的国度，能够具有一种反思的能力。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的环境，自己与他人的言行。在弗洛姆等大师如同指明灯般的思想的启发下，我们不由得认识到：Getting sane，尽管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却是充满意义的。
李修竹
0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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