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

单看书名就不免先入为主，以为不过是又一位当代知识分子对混沌年代的追思。翻开目录，放眼望去都是一个“死”字，可见近代言论抗争之惨烈，暴力钳制之毒辣。看完了更加肯定，确实是彻头彻尾的要借古论今，却算不得“另一种新闻史”。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论政传统尚不好说，自恋传统到是一直继承不怠的。
        
前大半部分感觉很好。史料详实，罗列有序，叙述冷静克制而理性，感情只暗藏其中。可是一讲到《大公报》，傅先生就忍不住了。从张季鸾、胡政之到王芸生，作者的追思在这里达到了高潮。
《大公报》与“四不”方针，终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即便没有《大公报》与张、胡，“四不”的精神也一样有人来书写。若不是当时新闻统制之野蛮和残酷，红色势力尚在西北黄土鞭长莫及；若不是当时外族入侵泥沙俱下，须有人顶起“明耻教战”之旗帜，又哪会有这段神话的出现。
而作者前前后后对《大公报》的回忆，都是只提阳面不提阴面，提到阴暗面也当光明面来处理。一个密苏里的奖章又如何，那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肯定不错，却不见荣誉里一样包含耻辱的成分。张季鸾临终前“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的嘱托，难道不是情感上对“四不”的背叛么？若没有蒋多年的推祟和尊重，张季鸾哪能“常得风气之先”，进而立于言论界之翘楚。说到底，骨头再坚冷的文人，也经不住当权者一番番地“礼下贤士”。好比武侠小说里的女杰，再怎么刀光剑影不让须眉，最终还是免不了被温柔地收服。没有专制与暴力，哪显言论可贵；没有开明当局的青睐和橄榄枝，哪有文人不衰不灭的热情。
        
我相信言论报国之志，却从来不信“四不”或者其他各种各样形式的“中立”。《大公报》或许是践行此精神的先驱和典范，却怕更是过去与未来的唯一一例。“四不”只是个神话，也就只能追思追思，无法复制了。
历史教科书里说，中国的近代报业是打着“启蒙”与“救亡”的旗号而得先声，与西方报业萌芽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此。教科书有再多不是，这一点还是无可批驳的。因此才有了始自王韬的文人论政“传统”，迪民智，雪国耻，主持清议，监督当局；因此才有了辉煌的近代言论史，多少金光灿灿又饱蘸悲情的名字令我们念念不忘。可这上下一百年的风雨，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个历史的必然巧合。对不起，中国哪有什么文人论政的“传统”，古时候的士大夫干什么吃的大家都知道，至于现在么，读书人的两句口水见报不叫论政，抒发时事针砭不叫论政。当下的知识分子文人墨客们，过过干瘾好了，政是“执”出来，不是“论”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