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并非愤青的鲁迅

                     
 
 一 引言
       最近读到些关于鲁迅的新闻：中学课本要减少鲁迅的篇目，他在北京的旧居也列入了拆迁的计划。新闻的出现，自然引来许多的议论。有人觉得无所谓，也有人极力反对。不论对鲁迅的态度有怎样的差别，有一点却是为很多人所认同的:鲁迅是一个批判现实的人，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一个愤青。这样的印象大概来自中学的课本中那些鲁迅的杂文，和别人回忆鲁迅的文章。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充满讽刺意味，一方面，我们对官方教材所宣扬的观点，抱着怀疑甚至逆反的态度，他们歌颂鲁迅是一个革命者，我们就是不去崇敬他。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能从别的地方获得知识，又不得不把从官方资料中获得的知识，作为判断的主要依据，把鲁迅当作革命者和愤世嫉俗的人。实际上，为了支持其中的观点，教材选取的材料，往往也值得怀疑，至少也是不全面的。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鲁迅参加杨杏佛追悼会时，出门有意没有带钥匙，以示视死如归的决心。这个故事出自许广平在大跃进时代写的《鲁迅回忆录》[1]。近年来已有人认为，这本书，出于迎合时代需求的目的，添加了许多与事实相悖的记述[2]。即使不做历史性的考究，单从鲁迅本人的行事思想出发，这个故事就很值得怀疑。鲁迅向来反对无谓的牺牲，柔石被捕后，鲁迅立刻举家搬进租界，并说“我不是高僧，没有涅磐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逃走了。”[3]何况出门不带钥匙，更像是行为艺术，最后回家了，莫非还要撬锁进门不成？对于“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鲁迅一语点破说“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4]，他自己怎么会做这样哄极端老实人的事？这个例子不仅说明，我们印象中的鲁迅，未必就是真实的鲁迅吗,它也告诉我们，阅读鲁迅本人的作品，才是理解鲁迅，评价鲁迅的必经之途。
       
二 娜拉走后怎样
    常看到这样的问题，如果鲁迅活到现在，会怎样？ 他还敢揭露社会的黑暗么？会不会因文入狱，或者流亡海外？我想：如果活到现在，鲁迅也许还会批判社会，但绝对不会弄得身陷囹圄。某名人说要继承鲁迅的精神，至少要有两条命,鲁迅是不会做要两条命才能做的事。鲁迅自己说得清楚：“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不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5]鲁迅尊重那些为了理想、革命付出献血和生命的人，并在他们的坟头添上花环，但另一方面，鲁迅对待种种理想、革命和运动，却抱着冷静和怀疑的的态度。所以鲁迅沉痛的纪念刘和珍，却又说，请愿本身，意义是很寥寥的。[6]
鲁迅的冷静和怀疑，源自鲁迅式的反问方式：革命胜利了、理想实现了、运动目的达到了，然后呢？阿Q高喊着“革命革命”，城头插上了青天白日旗，人们的生活却还像往常那样过。文学青年涓生和子君冲破家庭社会的阻力结合了[7]。他们在一起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壁上挂着雪莱的铜版像。这不是标准的理想爱情么？“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不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宣言吗？可这段恋情，由于生活的窘迫和没有“实时更新，生长，创造”， 最终不得不以妻离夫散作结。鲁迅做过题为：《娜拉走后怎样？》[8]的演讲。娜拉的出走是女权主义的胜利，可“娜拉走后怎样”呢？。鲁迅的答案是堕落或者回来。
    通过“之后……又怎样”这些反问，鲁迅传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人本身，才是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那些人本身之外的东西，实际只是虚妄。单以社会的变革而论，一个好的社会制度，会有发达的生产力、公平合理的分配体制，也会保障个人人性地充分发展。可即使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至多也只是一个起点，而远不是终点。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9]鲁迅是在说：如果人的蒙昧、麻木不改变，即便大家一并来到了天堂，天堂还是会有黑暗。就像祥林嫂、孔乙己的悲剧，并不只因为封建制度的黑暗，更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所以鲁迅说：“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10]社会对人摧残，从根本上说，是人对人的摧残，是人既被吃又在吃人。因此社会的种种丑恶，是根植在每个人自身的东西，并不可能因为社会革命与运动而得到根本的疗治。而且事实证明，那些试图改造人精神面貌的政体，带来的往往只是思想上的专制。因此把社会改革当成包治百病的良方，是不切实际的。所以鲁迅不是把改良社会，而是把“改良这人生”，揭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作为写作的目的。[11]
    既然社会问题的根源，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就没有谁可以逃脱其中的干系。鲁迅发现自己，也在帮着排吃人的宴筵[12]。所以鲁迅“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是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真正的批判精神，正是指向人性和自己。
    可鲁迅的这种批评精神，却被肤浅的理解作了揭露现实的黑暗。甚至有说法认为，“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13]这种把责任完全归咎于社会与时代的说法，既低估了人的恶，也低估了人独立的力量。“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14]。“义”的含义，是不会因为时代而改变。真的批判者，不会在宽松的年代才去批判，在高压的年代就放弃思考。即便他们会沉默，也绝不会被奴化。一个连底线都不能坚守的人，又怎么担得起批判二字。这个时代出不了鲁迅的说法，只不过给许多人放弃原则的借口。人们乐意听到这样安慰，他们做不来鲁迅，不是因为自己的懦弱，而是因为没有生在一个好时代罢了。实际上， “说中国人失掉了批判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15]和古时一样，这个时代，同样有人在苦苦地探索，沉痛地批判，我们应该从身边的这些人身上汲取力量，而不是坐等好时代的到来。
    所以与其说社会把我们逼得很现实，倒不如说我们认识不到好的东西，或者对那些自己认为好的东西缺少坚持的力量和勇气。民主制度不能把一个坏人变成好人，它只能制约人不做坏事，鼓励人多做好事。民主制度的绝对意义，是建立在承认人永远无法消除自身恶的前提上。这个前提显然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观点。个人如果放弃了个人的责任，只能是一方面抱怨社会吃人，一方面又帮着着排吃人的盛宴。试想现在的每个青年人，或者少年，都明了个人的责任，有正直的灵魂，等到他们成长起来以后，成为社会的主流，哪里还会有腐败和麻木。可实际上，大多数批判现实的人，做了家长的，回到家还是去教育孩子世故一些，刚工作了的，也依旧去做些惟实惟利的事情。这样下去，社会何时才有改变的希望？
    鲁迅说过：“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16]在温和的专制体制下，与暴力革命相比，每个人的默默坚持、默默改变身边的人，是更可行，更好的选择。不去阿谀上司，尽量说真话，不能说真话就沉默，底线是不说假话。即便没有完全坚持自己想法的勇气，也可以给那些坚持的人一点鼓励，至少也不要围观甚至嘲讽他们幼稚。至于觉醒的或半觉醒的，更可以把自己的体会告诉其他人，身边人做了好的事，鼓励他，不好的事，善意的劝解他。就像河流中立着的石柱，虽然会被冲刷掉棱角，但只要立在那里，也细微的改变了河水的流动。等到不倒的石柱多了，河流也就变了样子。
 
三 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
    一九零七年，鲁迅和一些留日学生，听说徐锡麟被杀的消息，主张发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身为徐锡麟学生的范爱农却反对这一主张。鲁迅中回忆说：“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17]
    显然，鲁迅也曾有做热血青年的时候：容不得半点的黑暗或者与自己理想不同的东西，恨不得立时就把这些黑暗、异见清除，否则便有生活无法继续的苦闷。这样的热情自然有它的天真可爱在[18]，很多人也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他们大抵希望凭着一时的血气，就把地狱变作天堂。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通过制度的改变，政权的更替，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人不能一辈子停留在原地，还需要不断去反思，从而进步。我们被一些口号所鼓动，是不是因为必定胜利的前景的召唤。我们期盼立时的改变，是不是只因为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而分享胜利的果实。如果值得探寻的东西并不允诺光明的前途，如果推动人类社会哪怕小小的进步，也是需要长久、持之以恒，甚至没有止境的努力，我们无法等到完成的时刻，也不会被后人记起，我们还会有那么大的热情去参与吗？如果我们热情因此变得冷淡，我们那些所谓血性的行为，会不会只是一时冲动或者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呢？
所以鲁迅一再引用裴多菲的话：“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19]既然人类的进步，在于人自己的改变，并没有毕其功于一役可能。对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希望就在眼前的说法，不过是虚妄。而为了虚妄的希望去奋斗，难免掺杂着功利的色彩，倒是绝望中的抗争更坚决些[20]。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鲁迅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经营传世之作上。鲁迅翻译了近五百万字的外国作品。这些译著，从信达雅的角度衡量，算不上乘的作品，只是让当时的人们接触到外国的文学和思想。待到更好的译本出现，便自然的退出历史舞台。鲁迅也写了大量的杂文，但鲁迅并没有把它们归为文学创作，并希望“自己的文章和文章中所攻击的现实都能够速朽。”[21] 从传世的角度上说，翻译和写杂文，也不过是做没有希望的事情。作为一个有创作天赋的人，做出这样的抉择并不是没有痛苦的。在《华盖集》的题记里，鲁迅提及有人劝他少做短评，说自己也知道创作的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 虽然“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22]可鲁迅把自己看作人类进化链条中的中间物[23]，扫除行进路上的障碍，并与一起被清除的障碍一同消失，也就够了，不必留下千秋万代的丰碑。
    现在很多赞扬鲁迅批判精神的人，不仅没有意识到鲁迅在写杂文时甘作中间物的苦心，却以为批判当作了与泄愤等同的东西。实际真正的批判，不只是为了揭露，更是为了清除，至少也是提醒他人，不要堕入圈套或中了暗箭。现在那些列举出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然后呼号几句“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的写法，是算不上批判的。人人都知道“正龙拍虎”、“黑窑奴工”的荒谬，你也跟着骂几句，感叹某城某地的沦陷，显示自己的胆量和见识。如果你骂得比别人更狠一些，或许能赢得同骂者和看客的喝彩，可这又有什么深的意义呢？批判就是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么？何况在网络时代，码几行字，和众多网民一起，骂骂社会，是最不费成本的事，不过是“见胜兆则纷纷聚集”[24]的一例罢了。前面已经说过，批判少不了揭出人的恶，但更要探寻根源，反思自身，把自己和别人一同送上审判台。可有些人明明知道大众狂热、愤怒的背后是人性的弱点，不但不去唤醒、引导，却以说出人民心声，代表人民利益的名号，去利用这些弱点，煽动人的情绪，为自己积聚人气，满足振臂一呼，应者影从的虚荣。我们不需要这些伪批判者，我们需要的，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的思想者，敢于表达和大众观点不一致的独行客，把青年的热情化作坚持不懈努力的动力的现代启蒙者。那些被批判的东西，才有渐渐消亡的希望。
 
 
四　从柏拉图的“洞穴”到鲁迅的“铁屋”
    最后要提及的是鲁迅与启蒙者的关系。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段著名的“洞喻”。一群囚徒从小就被绳索捆在洞穴里，他们不能扭头，只能看到火把映照下，物体投到到洞壁上的影子。其中有一个囚徒挣脱了桎梏，逃出了洞穴，看到了阳光和阳光照耀下的世间万物。于是他跑回洞穴，告诉其它的囚徒，他们看到的，只是幻像，真实的事物是另外的样子。可是剩下的囚徒不仅不相信他，还把他当作疯子处死了他。
    　柏拉图用逃出去的囚徒喻指向大众宣扬真理的哲学家。和苏格拉底一样，那个囚徒被杀掉了。这是一个古典式启蒙者的悲剧。哲学家的个体遭遇是悲惨的，但哲学家本人对光明的存在，通向光明的途径，是确信无疑。对自己启蒙的举动，是无怨无悔的。我甚至可以想象他在临刑一刻的笑容。
    可现代的启蒙者，已经无法这样胸怀坦荡的走向刑场。甚至启蒙（enlightenment）者这个称谓,都有了疑问。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光在哪里。鲁迅和劝他作小说的钱玄同，有过这样的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25]
　　从柏拉图的“洞穴”到鲁迅的“铁屋”,封闭空间中的黑暗是一样的，启蒙者的确信却没有了，“启蒙”还是不启蒙，对启蒙者竟成了一个艰难的人生选择。“启蒙”不可避免的意味着替别人做出选择。这件被古典启蒙者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到了鲁迅等现代的启蒙者那里，却成为了需要反思的事情。鲁迅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炕，都由我自己负责。如果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26]别人的生命是别人的，替别人生命做出选择的责任，启蒙者是难以承担的。何况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命感觉，那些启蒙者心中的美酒，会不会是别人致命的毒药呢？对启蒙者来说，走出柏拉图的“洞穴”，外面是光明的世界。这是无可怀疑的。但 “铁屋”外面是什么呢？钱玄同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可是到了铁屋外面，就一定有阳光和充足的空气么？会不会依旧是一片黑暗呢？打破铁屋打破的是对个人的束缚，而不是人生路上的障碍。至于再怎么走，每个人都不清楚，都需要探寻。[27]被唤醒的者走上了适意的道路，唤醒者能收获几分欣慰，被唤醒者若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甚至身受重伤，唤醒者面不了有深深的自责。
    所以现代意义上的启蒙者，不再坚定、勇敢、热忱，确信自己找到了济世的良方，而是犹豫、彷徨、甚至有些阴冷，生怕未熟的果实毒死了偏爱自己果实的人。他们在启蒙实践中，经历着抉择的苦痛，灵魂的拷问。古典启蒙殉难者，他们只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被送上了绞刑架。，可鲁迅这样的现代启蒙者，却是每时每刻，都被钉在十字架上，承受内心的挣扎和煎熬。他们更像是《西绪福斯神话》中的荒谬英雄。在苦痛中呻吟歌唱。“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28]，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啊！
  　反观现在许多以启蒙者自居的人，没有这种心灵的沉重感，却有“人生导师”的优越感。言必称现代性和普世价值，以为他们所指明的道路是人类进步的不二法门，反对他们的人俱是保守落后和无知的代表。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真心的为大家好，不过是炫耀自己接触过现代文明，高人一等罢了。对这些人，鲁迅有段话说得好：“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29]
 
四 后记
    在我出生的年代，家里找到鲁迅的作品，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第一次读课本之外的鲁迅作品，是上初三的时候。每晚九点半之后，我都会从课桌里拿出鲁迅的书来读，就这样读完了《野草》和《彷徨》，很多读得都不大懂，却依稀可以感到他行文的气势。上高中以后读了他很多杂文，大概所有结了集的杂文都至少读过一遍吧。不知不觉也学着鲁迅的笔法，写了许多抨击现实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装腔作势的地方，也少不了为了讽刺而讽刺，打着忧国忧民的旗号，去谋求不花成本攻击的快感。一丁点的不平等，就成了浓黑的悲凉，细小的悲伤，便让着要挖一个小孔，供自己呼吸。那时候也喜欢鲁迅的散文，《纪念刘和珍君》、《 孩儿塔》的序言，我都能通篇地背下来。鲁迅他经常解剖自己，我开始在本子上记一些小杂感，大致也与读鲁迅作品同时，这两件事的重叠，大概不是偶然吧。
    高二下学期的时候，我读到钱理群先生自选集《压在心上的坟》中的讲《野草》的演讲实录。钱理群介绍了鲁迅在《野草》中的“绝望哲学”，给了我极大的震撼。那个时候，由于对“马克思哲学”的逆反心理，我对一切哲学著作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钱理群的那篇演讲，对我接触哲学，有着开蒙的意义。
    上大学以后，我开始读一些存在哲学的作品，一些西方哲人的呼号，在鲁迅的作品中也可以听到回音。每次读鲁迅的作品，总能获得新的体验，有时也感到惋惜，他写给自己的东西，实在太少。最近一次借出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诗歌散文全编》，给这本书作书评，也成了我写这写文字的借口。如果这片花了三周业余时间写出的东西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就算是我对鲁迅、钱理群二位先生在思想上启发的报答了。注释中的链接只是提供查找的方便，有机会还是读文本的好。我会不断校改这些文字，它不断更新的版本在这个链接上。
 
注释：

[1] 《鲁迅回忆录》，《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三百七十页。
[2] 比如：《文艺争鸣》02年第一期上王彬彬写的：《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
[3] 见《为了忘却的纪念》
[4] 见《写在〈坟〉的后面》
[5] 见《〈坟〉的题记》
[6] 见《纪念刘和珍君》
[7]见《伤逝》
[8] 见《娜拉走后怎样》
[9] 见 《野草 影的告白》
[10] 见《答有恒先生》
[11] 见《我是怎样做起小说》
[12]见《答有恒先生》 ：“ 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
[13] 陈丹青的演讲：《鲁迅是谁》
[14] 见韩愈《伯夷颂》，亦可参看陈寅恪为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写的碑铭。
[15] 改自《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 原文为：“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以及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
[16]　见《娜拉走后怎样》
[17] 见《朝花夕拾　范爱农》
[18] 见《〈集外集〉 序言》　：“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现在是比较的精细了，然而我又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老将黄汉升，但我爱莽撞的不顾利害而终于被部下偷了头去的张翼德；我却又憎恶张翼德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去，淹得他两眼翻白。”
[19] 见《野草　希望》
[20] 钱理群关于《野草》的演讲，深入浅出的介绍的鲁迅“在绝境中抗争”的思想。
[21] 这句话的出处存疑，或来自《野草　题辞》：“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我印象中鲁迅的确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查明后补上。
[22] 见《华盖集 题记》
[23]见《写在〈坟〉的后面》　：“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
[24] 见《最先与最后》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25] 见《呐喊 自序》　。
[26] 见《华盖集　北京通信》
[27] 如《写在〈坟〉的后面》 ：“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
可参看《野草　过客》
[28] 《华盖集 题记》
[29] 见《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