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人”管窥中国

首先书名所用的词是“知识人”，而非一贯的“知识分子”，被我们翻译成“知识分子”的“Intellectual”来自法国，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弗斯（Dreyfus）案件。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弗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几个字来形容它。此后，只要一提intellectuels，人们就理解为主张或同情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他们对时政和时局多所指陈訾议，是政治上激进色彩很浓的人。因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这种传统渊源于法国大革命后一批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反抗当时社会既有的标准及措施，谈论、鼓吹实证哲学，具有相当浓厚的革命气息。这些人大都不在学术界，而是长年逗留在咖啡馆中高谈阔论，带有波西米亚圣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就此传统来看，intellectual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而注重个人心态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由于这两个词的历史含义有所不同，因而在现代英语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则专指“知识阶层”。而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在书中说，凡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称为知识分子，“分子”这个词在当时中国本身就带有偏见与蔑视。因此，采用“知识人”或“文化人”这类词更恰当些。

本书所选取的36位“知识人”，有的是学贯中西的大家，有的是专攻一科的专家，有的则是从事传媒、影视、文艺工作的，所述问题，则更是纷繁驳杂，有的从大处着笔，有的从小处见真知。书名“思虑中国”，读罢全书，无论是精神层面的发展，还是社会事务的进程，回顾历史，反思当下，都会加深自己对所处时代和背景的认识。本人尤其对几段话尤为深刻。且记录下来，也是对思考方向的一个扩展。

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王元化

我们今天必须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划上界线，“公领域”依靠政治体制、法律、宪法之类的机制运作，任何一家学说、理论都不能侵入。“私领域”中，每个家庭、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体系。——余英时

极端的声音是比“沉默的大多数”更能引人注意的，但应该有一些坚定的温和者，他们该成为中坚力量——对人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个人行为有坚定的原则并坚守底线，不伤害无辜者，不侮辱哪怕有罪的人。——何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