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人”管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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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书名所用的词是“知识人”,而非一贯的“知识分子”,被我们翻译成“知识分子”的“Intellectual”来自法国,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弗斯(Dreyfus)案件。左拉在1898年1月13日以《我控诉!》为题给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弗斯被诬案。第二天,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几个字来形容它。此后,只要一提intellectuels,人们就理解为主张或同情为德雷弗斯平反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他们对时政和时局多所指陈訾议,是政治上激进色彩很浓的人。因此,法文中的intellectuels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上杰出的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这种传统渊源于法国大革命后一批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反抗当时社会既有的标准及措施,谈论、鼓吹实证哲学,具有相当浓厚的革命气息。这些人大都不在学术界,而是长年逗留在咖啡馆中高谈阔论,带有波西米亚圣徒(Messianic Bohemians)式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就此传统来看,intellectual没有社会阶层的含义,而注重个人心态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由于这两个词的历史含义有所不同,因而在现代英语中通常intellectual泛指“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则专指“知识阶层”。而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在书中说,凡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称为知识分子,“分子”这个词在当时中国本身就带有偏见与蔑视。因此,采用“知识人”或“文化人”这类词更恰当些。
本书所选取的36位“知识人”,有的是学贯中西的大家,有的是专攻一科的专家,有的则是从事传媒、影视、文艺工作的,所述问题,则更是纷繁驳杂,有的从大处着笔,有的从小处见真知。书名“思虑中国”,读罢全书,无论是精神层面的发展,还是社会事务的进程,回顾历史,反思当下,都会加深自己对所处时代和背景的认识。本人尤其对几段话尤为深刻。且记录下来,也是对思考方向的一个扩展。
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王元化
我们今天必须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划上界线,“公领域”依靠政治体制、法律、宪法之类的机制运作,任何一家学说、理论都不能侵入。“私领域”中,每个家庭、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体系。——余英时
极端的声音是比“沉默的大多数”更能引人注意的,但应该有一些坚定的温和者,他们该成为中坚力量——对人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个人行为有坚定的原则并坚守底线,不伤害无辜者,不侮辱哪怕有罪的人。——何怀宏
本书所选取的36位“知识人”,有的是学贯中西的大家,有的是专攻一科的专家,有的则是从事传媒、影视、文艺工作的,所述问题,则更是纷繁驳杂,有的从大处着笔,有的从小处见真知。书名“思虑中国”,读罢全书,无论是精神层面的发展,还是社会事务的进程,回顾历史,反思当下,都会加深自己对所处时代和背景的认识。本人尤其对几段话尤为深刻。且记录下来,也是对思考方向的一个扩展。
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王元化
我们今天必须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划上界线,“公领域”依靠政治体制、法律、宪法之类的机制运作,任何一家学说、理论都不能侵入。“私领域”中,每个家庭、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体系。——余英时
极端的声音是比“沉默的大多数”更能引人注意的,但应该有一些坚定的温和者,他们该成为中坚力量——对人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个人行为有坚定的原则并坚守底线,不伤害无辜者,不侮辱哪怕有罪的人。——何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