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之“耻”
1999年，库切59岁，发表了《耻》。那年，他离异快满20年了，过着跟书中主人公、大学教授卢里一样的单身生活；此外，他跟卢里一样，只有一名女儿；本来，库切还有名儿子，在23岁时却意外身亡，据说丧子之痛让他写出了《彼得堡来的大师》。晚年，库切过着穴居生活，除了写作，全部生活归结如下——素食、禁烟、禁酒、不社交，热爱自行车运动、保护动物权益。
库切的生活状态总让我想到其笔下主人公的处境，或多或少，他们是同类人。库切属于学者类型的作家，他无法摒弃强大、多疑的自我，凭借学识和生活的滋养创造出各种社会阶层人物形象。他没有巴尔扎克、契诃夫那么磅礴、多变，他沿着卡夫卡、乔伊斯、贝克特的路走下去，轴心点永远在塑造一些类似的人物：离散的孤独者，失败的边缘人，这样一群人道德意识贫乏、有着岩石般的自我保存和自尊意识，“命运虽盘旋下降，却在打击、沉沦落泊乃至被剥夺外在的尊严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除了自传体的《男孩》、《青春》以及几本女性主角的小说外，我能读到的库切的主人公大概都是50、60岁上下的糟老头。《等待野蛮人》、《耻》、《慢人》、《凶年记事》同时都纠缠了一个问题，老年人的自尊问题和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欲问题。库切为这4本小说主人公设定的社会阶层基本是他自己符合的，不论地方行政长官、大学教授、摄影师、作家，都是有自我反省能力的、强烈抗拒衰老和死亡的、白人、男性知识分子。
这样一个族群，或许我们不陌生；但他们的老年危机问题——性和死亡，赤裸裸摆出来，阅读之后，我有些深深的打起冷战。因为没有遭遇，即将遭遇，20年、30年后注定要遭遇同样的经验，库切主人公们异常强大的倔强、冷漠、理性的态度，总是让我深怀戚戚的同时，又恐惧之。
当一个人年满60岁，一个有社会经验和学识的人，已经从人生热闹的顶点往下撤退时，他手里和口袋里的物质和精神盘缠，或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可以冒险，也可以保守；他的道德观、是非观已经在大江大海里滔滔洗荡过了，对自己的龌龊、高尚的品格，他都有清楚的算计，知道可进可退的堡垒在哪里；而只有对性和死亡，没有谁会彻底准备好。库切的男主人公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料到衰老已经把他们的情欲放到一个可笑、低人一等的位置了。
正如卢里教授。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依然保持良好身材的同时，皮肤已经没有光泽，并往下耷拉；年轻时善于吸引女性，玩弄女性的魅力已经开始隐退了，女孩子看他的目光不再是男人，而是教授、老人。当激情、诗歌，距离年老的他的内心还很近时，而在外在形式上，没有女人愿意相信此点了。
库切的男主人公们总是对年轻女人“奢华而肉欲”的绿洲怀了不切实际的念想。老男人总想在年轻女人的怀抱里重新找回青春:“拐弯抹角的欲念；礼仪似的做爱。”但老男人也了解，“她们很快就会挣脱老家伙笨拙的舞步像箭一样地射向她们降为之生儿育女的那个男人的怀抱里—年轻而充满生气的怀抱。”
《耻》里面有段经典表达了老男人为自然情欲辩解的话：
“狗要是做了像咬碎你的拖鞋一类的事情，要打要罚完全应该。可它的情欲是另外一回事。按自己的本能行事就得受惩罚,这样的正义没有一种动物能接受。”
当卢里，一场风月剧中的主人公，又老又丑的男人，被自己的女学生的男友在剧院里讽刺后，他才意识到： “因为他的行为有违常理，因为他试图传播上世纪的种子，传播疲乏的种子，传播缺乏活力的种子，有违自然⋯⋯说到底，起诉他的最根本的罪状就是这个。”
老去，是个忧伤、丑陋、可悲的事实。当一个爱冒险、意识不到衰老的男人做出越界的风月事时，他遭到的挫败不仅有喜剧色彩，在库切那里，还带有冲突性的悲剧色彩，因为众生皆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一面是自然情欲，一面是自然法则，激情和衰老，似乎浑身不搭界。
不合时宜、不合伦理的情欲，身体的困境，精神的困境，带来的是双重的耻辱。
“老年人跟同类呆着去！”年轻男人在小说里冲老男人们叫嚷道。
最后，卢里找了个街头女解决了问题，他突然意识到，“原来只要这么来一下就行了！我怎么回把这一点给忘了？”
为什么过去老教授对激情却紧抓不放，成为爱欲的仆人？他对自己不了解。“不是坏人，但也不是好人。并不冷，也不热，即使在他最热的时候也不热。”卢里教授这么评判自己，也许也代表了库切对自己和卢里的评判。
小说有段颇为煽情、动人的场景，代表了老男人卢里对他人伤害的自我反省。小说快结尾时，卢里到达女学生的家，向其家人道歉，这是把自尊压到最低的时刻。与他在学校审查委员会，高傲地拒绝公开道歉，满足公众的窥伺欲和看笑话心态不同，他选择了私人化、仪式花的方式：
“他认认真真地施着仪式：跪下来，用前额触着地板。”
当我们看到酒井法子、陈冠希、阿娇等明星多多悲切地成为了公众道德视线的小丑。当众认罪、自我批评、公开道歉。这类对个体阉割的“文化大革命”手法沿用至今。可是，我们却别指望卢里教授向明星一样，哭艾艾地在电视机和大众面前，为吸毒、性丑闻解释，道歉。
不以浅薄的道德感，来满足世人；不以戏剧化、毫无价值的公开忏悔，来满足他人的想象。
“我可是个旧派的人，我宁愿别人把我往大墙前这么一推，一扣扳机，一了百了。”
这是库切和他的主人公处理个人的耻辱的方式。他们的反省没有流露出对于世俗舆论的恐惧，更多有点抗辩的自由精神。认罚，不认罪。在道德法庭上，他只承认只有自己和受害者家庭，有权对自己定罪。
他不是猴子，不是弱者，不是变态者，不需要心理救援；他是成年人，能看清楚自己的罪与恶，耻与辱，能接受合理限度内的处罚，但明白自尊的重要性。这是他年老时，还需要生存下去的勇气所在。
他曾在情欲面前低了头，他曾贪恋激情与青春，他也出乖弄丑，但他也知耻而后勇。他用谨慎、尊严的方式修复了个人的耻辱。
库切和他的人，这么做来着。
库切的生活状态总让我想到其笔下主人公的处境，或多或少，他们是同类人。库切属于学者类型的作家，他无法摒弃强大、多疑的自我，凭借学识和生活的滋养创造出各种社会阶层人物形象。他没有巴尔扎克、契诃夫那么磅礴、多变，他沿着卡夫卡、乔伊斯、贝克特的路走下去，轴心点永远在塑造一些类似的人物：离散的孤独者，失败的边缘人，这样一群人道德意识贫乏、有着岩石般的自我保存和自尊意识，“命运虽盘旋下降，却在打击、沉沦落泊乃至被剥夺外在的尊严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除了自传体的《男孩》、《青春》以及几本女性主角的小说外，我能读到的库切的主人公大概都是50、60岁上下的糟老头。《等待野蛮人》、《耻》、《慢人》、《凶年记事》同时都纠缠了一个问题，老年人的自尊问题和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欲问题。库切为这4本小说主人公设定的社会阶层基本是他自己符合的，不论地方行政长官、大学教授、摄影师、作家，都是有自我反省能力的、强烈抗拒衰老和死亡的、白人、男性知识分子。
这样一个族群，或许我们不陌生；但他们的老年危机问题——性和死亡，赤裸裸摆出来，阅读之后，我有些深深的打起冷战。因为没有遭遇，即将遭遇，20年、30年后注定要遭遇同样的经验，库切主人公们异常强大的倔强、冷漠、理性的态度，总是让我深怀戚戚的同时，又恐惧之。
当一个人年满60岁，一个有社会经验和学识的人，已经从人生热闹的顶点往下撤退时，他手里和口袋里的物质和精神盘缠，或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可以冒险，也可以保守；他的道德观、是非观已经在大江大海里滔滔洗荡过了，对自己的龌龊、高尚的品格，他都有清楚的算计，知道可进可退的堡垒在哪里；而只有对性和死亡，没有谁会彻底准备好。库切的男主人公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料到衰老已经把他们的情欲放到一个可笑、低人一等的位置了。
正如卢里教授。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依然保持良好身材的同时，皮肤已经没有光泽，并往下耷拉；年轻时善于吸引女性，玩弄女性的魅力已经开始隐退了，女孩子看他的目光不再是男人，而是教授、老人。当激情、诗歌，距离年老的他的内心还很近时，而在外在形式上，没有女人愿意相信此点了。
库切的男主人公们总是对年轻女人“奢华而肉欲”的绿洲怀了不切实际的念想。老男人总想在年轻女人的怀抱里重新找回青春:“拐弯抹角的欲念；礼仪似的做爱。”但老男人也了解，“她们很快就会挣脱老家伙笨拙的舞步像箭一样地射向她们降为之生儿育女的那个男人的怀抱里—年轻而充满生气的怀抱。”
《耻》里面有段经典表达了老男人为自然情欲辩解的话：
“狗要是做了像咬碎你的拖鞋一类的事情，要打要罚完全应该。可它的情欲是另外一回事。按自己的本能行事就得受惩罚,这样的正义没有一种动物能接受。”
当卢里，一场风月剧中的主人公，又老又丑的男人，被自己的女学生的男友在剧院里讽刺后，他才意识到： “因为他的行为有违常理，因为他试图传播上世纪的种子，传播疲乏的种子，传播缺乏活力的种子，有违自然⋯⋯说到底，起诉他的最根本的罪状就是这个。”
老去，是个忧伤、丑陋、可悲的事实。当一个爱冒险、意识不到衰老的男人做出越界的风月事时，他遭到的挫败不仅有喜剧色彩，在库切那里，还带有冲突性的悲剧色彩，因为众生皆将面临同样的问题：一面是自然情欲，一面是自然法则，激情和衰老，似乎浑身不搭界。
不合时宜、不合伦理的情欲，身体的困境，精神的困境，带来的是双重的耻辱。
“老年人跟同类呆着去！”年轻男人在小说里冲老男人们叫嚷道。
最后，卢里找了个街头女解决了问题，他突然意识到，“原来只要这么来一下就行了！我怎么回把这一点给忘了？”
为什么过去老教授对激情却紧抓不放，成为爱欲的仆人？他对自己不了解。“不是坏人，但也不是好人。并不冷，也不热，即使在他最热的时候也不热。”卢里教授这么评判自己，也许也代表了库切对自己和卢里的评判。
小说有段颇为煽情、动人的场景，代表了老男人卢里对他人伤害的自我反省。小说快结尾时，卢里到达女学生的家，向其家人道歉，这是把自尊压到最低的时刻。与他在学校审查委员会，高傲地拒绝公开道歉，满足公众的窥伺欲和看笑话心态不同，他选择了私人化、仪式花的方式：
“他认认真真地施着仪式：跪下来，用前额触着地板。”
当我们看到酒井法子、陈冠希、阿娇等明星多多悲切地成为了公众道德视线的小丑。当众认罪、自我批评、公开道歉。这类对个体阉割的“文化大革命”手法沿用至今。可是，我们却别指望卢里教授向明星一样，哭艾艾地在电视机和大众面前，为吸毒、性丑闻解释，道歉。
不以浅薄的道德感，来满足世人；不以戏剧化、毫无价值的公开忏悔，来满足他人的想象。
“我可是个旧派的人，我宁愿别人把我往大墙前这么一推，一扣扳机，一了百了。”
这是库切和他的主人公处理个人的耻辱的方式。他们的反省没有流露出对于世俗舆论的恐惧，更多有点抗辩的自由精神。认罚，不认罪。在道德法庭上，他只承认只有自己和受害者家庭，有权对自己定罪。
他不是猴子，不是弱者，不是变态者，不需要心理救援；他是成年人，能看清楚自己的罪与恶，耻与辱，能接受合理限度内的处罚，但明白自尊的重要性。这是他年老时，还需要生存下去的勇气所在。
他曾在情欲面前低了头，他曾贪恋激情与青春，他也出乖弄丑，但他也知耻而后勇。他用谨慎、尊严的方式修复了个人的耻辱。
库切和他的人，这么做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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