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经济分析

       对波斯纳和他的法律著作,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波斯纳早已超出了法律的范畴,在1999年出版了《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2002年出版了《衰老与年龄》，2004年出版了《大灾难：风险与对策》，在2005年出版了《预防意外袭击：9/11惊梦之后的情报体制改革》。从一定程度上说，他的著述和论辩已经使他成为了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学等诸多范畴，从法律的核心到边缘，直至其他社会领域。2009年四月，波斯纳的《资本主义的失败》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跻身畅销书的行列。严肃的讲，畅销书的头衔对于一本书的价值并不是很有说服力的注脚，但是，这本书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按照作者的说法，他丢弃了学术的装备，以适应更大范围读者的需求。

    本书梳理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并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探讨，而不是停留于人云亦云。此次危机从最初的次贷危机，演化为经济危机，直至到避讳不及的“萧条”。萧条这个词语，往往让人联想起来1930年代的大萧条，所以握有权势的阶层对这个词语力图避讳。按照罗伯特-席勒的分析，人们的预期和心理状态对经济的前景是具有影响的。但是，本书作者毫不避讳的指出，本次危机已经进入了萧条的范畴，并此次“萧条”与大萧条进行对比。

    大多数的著作对金融危机爆发的论述，都停留在银行滥发信用和个人消费的过度支出的层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术的分野造成的，宏观经济的学者不关注微观的数据，而微观经济的学者却又缺乏全局的观察视野。藉由法律思维养成的习惯，波斯纳在对金融危机进行概述之后，笔触便从最细微的个体论起，这些个体包括银行、借款者、消费者、公司、公司的管理人员等。遵循传统的保守主义所坚持的立场，在市场中各个主体追求其最大利益是无可厚非的。同时，各个主体对金融危机是缺乏预见能力以及风险控制能力的，或者说，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对个体而言都是小概率事件，这种概率如此之小，以至于个体把危机的发生当成永远不可能的事情。诸如银行在混乱的竞争中，如果坚守其安全经营的模式，其糟糕的业绩与同仁的成功相比将相形见绌，甚至导致其出局。这些个体出于追逐利益的本性和市场的压力，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业务是无可厚非的。所以，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并非来自个体的不理性，个体都是为自身利息而非常理性的，但是他们的集合却是不理性。所以我们不可以把这些个体的逐利行为成为兽性的冲动，他们恰恰是理性的。

    市场的自由竞争是激烈的，正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样，是无可厚非的。作者指出，应当承担的责任的是政府的监管不力，以及救济不力所带来的危机深化。从一定程度上说，奉行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是一次失败，而政府未尽职责导致了失败的加深。因此，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政府的处理机制都是值得思考的，当然，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是更值得反思的。作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正不断得在我们国家得到适用，比如公司制度、自由市场等等。这些制度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其负面影响。比如公司中管理人员和公司利益的冲突，公司中高层的薪酬制度，企业对短期利益的追逐等等都对此次危机深有贡献，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不能不提的是现有“裙带资本主义”体制，工商界和政界的关联日益密切，对金融危机的预防、救济、监管等多项措施与背后的政治利益密切相关。这种裙带资本主义的现状，对经济调控和危机预防是非常不利的，特别是在选票说话的国家，没有人会站出来讲已经形成了泡沫，因为被发现的泡沫如果被避免，受损失的人群会非常庞大，而且没人会认为被刺破的泡沫确实是泡沫。此外，经济学家和金融界的利益攸关，此次危机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便证明了这一点。更危险的是，工商界和政界的旋转门，使得政府的政策事实上来自业界并由业界执行。长期以来的，华尔街的观点左右着政府的观点，华尔街在泡沫中瓜分巨额利益的时候，政府也在莫名的欢欣。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的慌乱、束手无措从一定程度上与此不能摆脱干系。

    在对萧条的发生根源进行探讨之后，作者以其一贯的思路，指出萧条的发生虽然产生了危害，但是仍然是有利有弊。对于此次萧条的总结思考之后，进行制度上和政策上的变革不可避免，但也需要谨慎进行。过于强调政府干预和过于强调自由市场，都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前者，自由市场国家一直以希特勒政权为戒，对于后者，此次萧条即为明证。此次危机过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均需修正，同时，后凯恩斯主义的长期影响，自由市场的前见和信条，在此次危机之后，也将不得不面临挑战。从1929到2009年的八十年间，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轮回，不止一次的在加强干预和崇尚自由之间徘徊游走。此次金融危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宣告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又一次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