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城邦的金字塔
在本书中，马基雅维利以自己由现实政治状况引发的思考注解了李维的罗马史，从而重新建构出一套罗马城邦政治体系的金字塔式结构。
这套金字塔式结构的核心，便是马基雅维利所认为的“三制合一”的政体，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混合的政体。这种关于政体的观念，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对六种政体的划分，而马基雅维利所推崇的罗马式政体，正是其中三种“好政体”的混合物：“上述类型皆有弊端，三种好的短命，三种坏的恶劣。固精明的法律实施者，在认识到这些不足之后，便会避开这些类型，择一兼容并包的统治形式，认定其更为稳固而持久：在同一城邦内兼行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它们可以相互守卫。”
在这样三种政体并行的情况下，便有了罗马城邦政治精巧而复杂的金字塔式结构。这套体系下，既有古典政治思想的明显遗存，又在某些方面透露出对近现代政治的某种暗示。
平民：愚昧粗暴而又明智善良
一向被认为坦率直白的马基雅维利，却同样免除不了文人惯有的清高气，他眼中的平民，一样有着粗鄙蒙昧、目光短浅、随波逐流等众多的坏品性。但除此之外，他更以一个政治家的视角，看清了民众的巨大力量和根基作用。
一方面，平民是政策的支持者与服从者：“民虽无知，若有值得信赖者告以实情，他们既有能力辨明真相，也易于服从。”是制度稳定的监督者与保障者：“即便一人精于治理，假如事务的秩序总是由他一肩独担，它本身也不会长久，若是始终受到众人的关切，其存续与众人休戚相关，则可传之久远。”更是自由的捍卫者：“揆之贵族的目的与平民的目的，可知前者支配欲甚强，而后者只有不受人支配的欲望，故较之权贵，他们也有更强烈的意愿过自由的生活，更不愿意伤害这种自由。所以，让平民担当自由的卫士，他们会为它付出更多的关切，既然他们无力侵夺它，他们也不会允许别人侵夺它。”
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平民，被马基雅维利视为合格的决策者，甚至是优于君主的创造者：“民众比君主更聪明，更忠诚。”“普遍的意见有着神奇的预见力，那么它似乎也含有某种隐蔽的德行，能够预知善恶。”被认为乐于教导君主大权独揽、残暴恶毒的马基雅维利说出以上的观点，一开始难免使人有些诧异。但稍一思索，便会发现这并不矛盾。正如民主制能够昌盛至今，关键在于得民心，而非得民智。从维护政治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来讲，“心”比“智”重要得多，而对大众而言尤其如此。
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平民合则强，分则弱。”无论什么样的领导者，都不可忽视民众的力量。因此，让平民说话，在某些事务上让平民做主，从而安抚民心，便成了不可放松的大事。“他们（平民）总是有两种欲望，一是对带给他们奴役的人施以报复，二是恢复他们的自由。”满足这两种欲望，有赖于一种权利的给与，即指控权。这样一条为公民泄愤的法制渠道，保障了民众情绪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
护民官、元老院、执政官，独裁官：不受重视的领导层
继承亚里士多德六种政体学说的同时，马基雅维利又对亚里士多德在伦理上的“中道说”持有最激烈的反对态度，在价值选择上主张“大善大恶”的极端态度。护民官、元老院、执政官这三种政体的中流砥柱，似乎也因为处于金字塔的中间层次而并未得到太大的重视。
护民官的角色，近似于贵族与平民矛盾的调和者，并且更偏向于弱势群体（平民）的保护者。而元老院与民众的冲突，在制度平衡下被控制在适当的限度内，又合法地宣泄了平民的不满，被马基雅维利视为不可避免而又有大有益处的正面现象：“诅咒贵族和平民纷争不已的人，他们所谴责的正是让罗马保持自由的元素。”当然，这种自由的保障来自平民一方，而不是元老院。
执政官则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消除了必须忍受软弱或恶劣君主上台后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些人掌权既不靠继承或欺诈，也不靠野心，而是通过自由的投票，所以他们全是出类拔萃的人士。”这种对于民主的天真看法，在当时却还算得上是应时的。
独裁官是在外敌入侵等紧急情况下临时设立的，可以为克服危机“先斩后奏”，克服这个“三合一”国家过于复杂的常规办事流程所导致的行动迟缓的弊端，从而更灵活机动地应对突发事件，不失为这套体系的一个恰当的补充。
君主：以个人荣誉为最高目标?
在开篇处，马基雅维利“自忖已超然于著书立说者的俗套”，“决定不把它献给身为君王者，而是献给出类拔萃、登上君位当之无愧的人”，把本书献给了自己的两位朋友。而且，在罗马城邦的后期，君主已被驱逐，执政官取而代之。然而，书中的语句，却常常透露出以君主为思考出发点的倾向，把彰显德行、获得荣耀、建立伟业作为政治行动的目标。
比如，在谈到城邦的选址时，马基雅维利说道：“若是选择较少出于强制，则愈可彰显德行之杰出，固建城时应当考虑，最好选择贫瘠之地，因为穷乡僻壤的居民不得不辛苦劳作，不会流于惰怠，能够同舟共济，亦少内讧的理由。”可见，在他看来，彰显君主的德行显然比减轻人民的疾苦重要得多。
又如，在谈到新君主的治理时，马基雅维利建议：“若是有人成了一个城邦或国家的君主，他若想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该国的一切予以更新。……如此一来，任何等级、制度、身份和财富，凡是能得到它们的人，都不会不承认那是来源于你。”这里思考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君主对权力的掌握。
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语气，透露出马基雅维利崇尚荣耀、渴望权力的心理，在他自己解读历史的时候，恐怕也常常是以一个君主的视角为出发点，以建立一番伟业、成就千秋荣耀为最高目标的。当然，这一点在《君主论》中有着更加明确的体现。一种流行的观点是，认为马基雅维利“发现了现代政治”，但我以为，单从他思考政治的出发点来看，他仍旧停留在以君主个人为本位的古典政治层面。
宗教：以柔克刚的工具
作为被贴上文艺复兴标签的重要一员，马基雅维利同样相当直白地指出了宗教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并提醒人们把人生的关注点从死后世界转向现世生活。
首先，宗教在大众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公民害怕违背誓约，更甚于害怕法律，就像有人敬重神的力量更甚于人的力量一样。”当一个政治命令披上了神旨的外衣，它就具有了无可辩驳的权威性。于是，宗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政治家最好的统治工具。
最具有马基雅维利特色的是，他不但指明了宗教的种种政治意义，更一针见血地点明了宗教的工具身份：“精明的人知道，很多好事情，单凭它们自身明显的理由，尚不足以服人。所以，有心消除这种困难的聪明人，便会求助于神明。”他明白宗教的最大价值来源于不必证明却又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精明的人强化这种信仰，无论它有何起源，它的权威性使他们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他更清楚宗教不是行动的指引，而只是附会的佐证，“当理性向他们表明他们应做某事时，则不管征兆好坏，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做。”
制度：手段还是主宰
尽管君主的荣耀是马基雅维利十分看重的，宗教的地位在民众心中是至高无上的，我还是把制度放在了罗马政治体系的塔顶。而且我认为，这一点正是马基雅维利政治观念创造性和现代性的最好体现。
在最基础的层面，制度使得国家治理的具体操作方法能够不依赖于生命有限的个人而继承下去，“共和国或王国的安全，不系于生前治理精明的君主，而系于一人妥善谋划的制度，使其死后仍能存续。”
进一步的，制度被看做是个人德性和威望的延续之象征：“塔尔昆在世时，他犹可使贵族自我警悚，在他死之后，则宜设想新的体制，以收塔尔昆在世之功效。”执政官制度的建立使塔尔昆的威望在他死后仍能震慑贵族，保护平民。
最重要的是，制度的公共性克服了政治行为的主观私人性，当一种命令上升为制度，它就神奇地具有了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见的客观性，因而具有相当高的权威。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制度以维护公共权力的名义所发布的命令与奖惩都具有了无可辩驳的正当性，是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无力去抗辩的。
“共和国于法律中设置让民众对某个公民泄愤的渠道，是多么的有用而必要，这种正常渠道的阙如，会使众人诉诸反常的渠道，由此导致的后果，无疑要比前者糟得多。”指控权的设置使公民在发泄愤怒的同时，一方面感受到国家对自己的重视和关照，一方面也因制度的支持而加强了对自己行为正当性的信念。
“如果一个公民受到正常的惩罚，即或是一场冤狱，共和国的秩序也波澜不惊。因为施罚不是出于私人和外邦人的暴力，这些都是毁灭自由生活的渊薮；而是经由公共的暴力和命令，他们都有特定的限度，不会越界做出毁灭共和国的事情。”当制度要惩罚某个人，他连上诉的对象都没有。
因此，马基雅维利希望国家是高度法制化的，把一切都纳入到法律制度的金字牌匾之下，国家方能和谐而有秩序地运转。“对共和国有害的，是那些以反常手段设立的官员和授予的权力，而不是以正常方式当权的人。”
回望文艺复兴以降的历史轨迹，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各种思想解放运动，宗教的角色逐渐从重大事务的决策者和大众心灵的救赎者，内化为私人心灵的安抚者，其在公共领域的权威一步步丧失殆尽。而宗教留下的这一片空白，理所当然地被以民主为依托的制度所填补，人们不再愿意屈服于所谓神的意志，转而愿意听从据说最符合公共利益的各项法律和制度。马基雅维利正处在这一变革开始发生的转折点上，极有预见性地指出了制度在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
而到了现代，制度也不再是不可推翻的权威，一场场革命和改革的背后，是人们探索并尝试着各种制度，为找寻更好的政治而付出的努力。当然，现代的状况无疑更加复杂而难解，这是后话。
“审视既往以知未来”是马基雅维利写作《论李维》的目的，也体现了他的历史观。而以如今之视角读《论李维》，其内容主体是抛却了伪善面具的古典政治理念，以及种种政治小伎俩（尽管现在看来天真幼稚）。当然，在某些语句上，又确实能找到一些重新解读的空隙和思路可分岔之处，这也是如今仍有不少人用它来“六经注我”的原因吧。只是在故纸堆里找证据，时代隔阂往往使问题的讨论难以深入。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作业，这还真是一件没什么意思的事呢。
这套金字塔式结构的核心，便是马基雅维利所认为的“三制合一”的政体，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混合的政体。这种关于政体的观念，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对六种政体的划分，而马基雅维利所推崇的罗马式政体，正是其中三种“好政体”的混合物：“上述类型皆有弊端，三种好的短命，三种坏的恶劣。固精明的法律实施者，在认识到这些不足之后，便会避开这些类型，择一兼容并包的统治形式，认定其更为稳固而持久：在同一城邦内兼行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它们可以相互守卫。”
在这样三种政体并行的情况下，便有了罗马城邦政治精巧而复杂的金字塔式结构。这套体系下，既有古典政治思想的明显遗存，又在某些方面透露出对近现代政治的某种暗示。
平民：愚昧粗暴而又明智善良
一向被认为坦率直白的马基雅维利，却同样免除不了文人惯有的清高气，他眼中的平民，一样有着粗鄙蒙昧、目光短浅、随波逐流等众多的坏品性。但除此之外，他更以一个政治家的视角，看清了民众的巨大力量和根基作用。
一方面，平民是政策的支持者与服从者：“民虽无知，若有值得信赖者告以实情，他们既有能力辨明真相，也易于服从。”是制度稳定的监督者与保障者：“即便一人精于治理，假如事务的秩序总是由他一肩独担，它本身也不会长久，若是始终受到众人的关切，其存续与众人休戚相关，则可传之久远。”更是自由的捍卫者：“揆之贵族的目的与平民的目的，可知前者支配欲甚强，而后者只有不受人支配的欲望，故较之权贵，他们也有更强烈的意愿过自由的生活，更不愿意伤害这种自由。所以，让平民担当自由的卫士，他们会为它付出更多的关切，既然他们无力侵夺它，他们也不会允许别人侵夺它。”
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平民，被马基雅维利视为合格的决策者，甚至是优于君主的创造者：“民众比君主更聪明，更忠诚。”“普遍的意见有着神奇的预见力，那么它似乎也含有某种隐蔽的德行，能够预知善恶。”被认为乐于教导君主大权独揽、残暴恶毒的马基雅维利说出以上的观点，一开始难免使人有些诧异。但稍一思索，便会发现这并不矛盾。正如民主制能够昌盛至今，关键在于得民心，而非得民智。从维护政治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来讲，“心”比“智”重要得多，而对大众而言尤其如此。
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平民合则强，分则弱。”无论什么样的领导者，都不可忽视民众的力量。因此，让平民说话，在某些事务上让平民做主，从而安抚民心，便成了不可放松的大事。“他们（平民）总是有两种欲望，一是对带给他们奴役的人施以报复，二是恢复他们的自由。”满足这两种欲望，有赖于一种权利的给与，即指控权。这样一条为公民泄愤的法制渠道，保障了民众情绪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
护民官、元老院、执政官，独裁官：不受重视的领导层
继承亚里士多德六种政体学说的同时，马基雅维利又对亚里士多德在伦理上的“中道说”持有最激烈的反对态度，在价值选择上主张“大善大恶”的极端态度。护民官、元老院、执政官这三种政体的中流砥柱，似乎也因为处于金字塔的中间层次而并未得到太大的重视。
护民官的角色，近似于贵族与平民矛盾的调和者，并且更偏向于弱势群体（平民）的保护者。而元老院与民众的冲突，在制度平衡下被控制在适当的限度内，又合法地宣泄了平民的不满，被马基雅维利视为不可避免而又有大有益处的正面现象：“诅咒贵族和平民纷争不已的人，他们所谴责的正是让罗马保持自由的元素。”当然，这种自由的保障来自平民一方，而不是元老院。
执政官则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消除了必须忍受软弱或恶劣君主上台后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些人掌权既不靠继承或欺诈，也不靠野心，而是通过自由的投票，所以他们全是出类拔萃的人士。”这种对于民主的天真看法，在当时却还算得上是应时的。
独裁官是在外敌入侵等紧急情况下临时设立的，可以为克服危机“先斩后奏”，克服这个“三合一”国家过于复杂的常规办事流程所导致的行动迟缓的弊端，从而更灵活机动地应对突发事件，不失为这套体系的一个恰当的补充。
君主：以个人荣誉为最高目标?
在开篇处，马基雅维利“自忖已超然于著书立说者的俗套”，“决定不把它献给身为君王者，而是献给出类拔萃、登上君位当之无愧的人”，把本书献给了自己的两位朋友。而且，在罗马城邦的后期，君主已被驱逐，执政官取而代之。然而，书中的语句，却常常透露出以君主为思考出发点的倾向，把彰显德行、获得荣耀、建立伟业作为政治行动的目标。
比如，在谈到城邦的选址时，马基雅维利说道：“若是选择较少出于强制，则愈可彰显德行之杰出，固建城时应当考虑，最好选择贫瘠之地，因为穷乡僻壤的居民不得不辛苦劳作，不会流于惰怠，能够同舟共济，亦少内讧的理由。”可见，在他看来，彰显君主的德行显然比减轻人民的疾苦重要得多。
又如，在谈到新君主的治理时，马基雅维利建议：“若是有人成了一个城邦或国家的君主，他若想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该国的一切予以更新。……如此一来，任何等级、制度、身份和财富，凡是能得到它们的人，都不会不承认那是来源于你。”这里思考的出发点，显然也是君主对权力的掌握。
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语气，透露出马基雅维利崇尚荣耀、渴望权力的心理，在他自己解读历史的时候，恐怕也常常是以一个君主的视角为出发点，以建立一番伟业、成就千秋荣耀为最高目标的。当然，这一点在《君主论》中有着更加明确的体现。一种流行的观点是，认为马基雅维利“发现了现代政治”，但我以为，单从他思考政治的出发点来看，他仍旧停留在以君主个人为本位的古典政治层面。
宗教：以柔克刚的工具
作为被贴上文艺复兴标签的重要一员，马基雅维利同样相当直白地指出了宗教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并提醒人们把人生的关注点从死后世界转向现世生活。
首先，宗教在大众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公民害怕违背誓约，更甚于害怕法律，就像有人敬重神的力量更甚于人的力量一样。”当一个政治命令披上了神旨的外衣，它就具有了无可辩驳的权威性。于是，宗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政治家最好的统治工具。
最具有马基雅维利特色的是，他不但指明了宗教的种种政治意义，更一针见血地点明了宗教的工具身份：“精明的人知道，很多好事情，单凭它们自身明显的理由，尚不足以服人。所以，有心消除这种困难的聪明人，便会求助于神明。”他明白宗教的最大价值来源于不必证明却又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精明的人强化这种信仰，无论它有何起源，它的权威性使他们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他更清楚宗教不是行动的指引，而只是附会的佐证，“当理性向他们表明他们应做某事时，则不管征兆好坏，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做。”
制度：手段还是主宰
尽管君主的荣耀是马基雅维利十分看重的，宗教的地位在民众心中是至高无上的，我还是把制度放在了罗马政治体系的塔顶。而且我认为，这一点正是马基雅维利政治观念创造性和现代性的最好体现。
在最基础的层面，制度使得国家治理的具体操作方法能够不依赖于生命有限的个人而继承下去，“共和国或王国的安全，不系于生前治理精明的君主，而系于一人妥善谋划的制度，使其死后仍能存续。”
进一步的，制度被看做是个人德性和威望的延续之象征：“塔尔昆在世时，他犹可使贵族自我警悚，在他死之后，则宜设想新的体制，以收塔尔昆在世之功效。”执政官制度的建立使塔尔昆的威望在他死后仍能震慑贵族，保护平民。
最重要的是，制度的公共性克服了政治行为的主观私人性，当一种命令上升为制度，它就神奇地具有了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见的客观性，因而具有相当高的权威。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制度以维护公共权力的名义所发布的命令与奖惩都具有了无可辩驳的正当性，是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无力去抗辩的。
“共和国于法律中设置让民众对某个公民泄愤的渠道，是多么的有用而必要，这种正常渠道的阙如，会使众人诉诸反常的渠道，由此导致的后果，无疑要比前者糟得多。”指控权的设置使公民在发泄愤怒的同时，一方面感受到国家对自己的重视和关照，一方面也因制度的支持而加强了对自己行为正当性的信念。
“如果一个公民受到正常的惩罚，即或是一场冤狱，共和国的秩序也波澜不惊。因为施罚不是出于私人和外邦人的暴力，这些都是毁灭自由生活的渊薮；而是经由公共的暴力和命令，他们都有特定的限度，不会越界做出毁灭共和国的事情。”当制度要惩罚某个人，他连上诉的对象都没有。
因此，马基雅维利希望国家是高度法制化的，把一切都纳入到法律制度的金字牌匾之下，国家方能和谐而有秩序地运转。“对共和国有害的，是那些以反常手段设立的官员和授予的权力，而不是以正常方式当权的人。”
回望文艺复兴以降的历史轨迹，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各种思想解放运动，宗教的角色逐渐从重大事务的决策者和大众心灵的救赎者，内化为私人心灵的安抚者，其在公共领域的权威一步步丧失殆尽。而宗教留下的这一片空白，理所当然地被以民主为依托的制度所填补，人们不再愿意屈服于所谓神的意志，转而愿意听从据说最符合公共利益的各项法律和制度。马基雅维利正处在这一变革开始发生的转折点上，极有预见性地指出了制度在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
而到了现代，制度也不再是不可推翻的权威，一场场革命和改革的背后，是人们探索并尝试着各种制度，为找寻更好的政治而付出的努力。当然，现代的状况无疑更加复杂而难解，这是后话。
“审视既往以知未来”是马基雅维利写作《论李维》的目的，也体现了他的历史观。而以如今之视角读《论李维》，其内容主体是抛却了伪善面具的古典政治理念，以及种种政治小伎俩（尽管现在看来天真幼稚）。当然，在某些语句上，又确实能找到一些重新解读的空隙和思路可分岔之处，这也是如今仍有不少人用它来“六经注我”的原因吧。只是在故纸堆里找证据，时代隔阂往往使问题的讨论难以深入。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作业，这还真是一件没什么意思的事呢。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