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诺:自己及世界
波诺:自己及世界
2002年底至2004年8月,法国摇滚文化记者米奇卡•阿萨亚斯与当今世界最出色的摇滚乐团U2主唱波诺进行了十余次对话,并将其集结成《波诺谈波诺》。正如阿萨亚斯本人在前言中所写,《波诺谈波诺》是“作家引导的、反映被采访者某个特定方面的对话集”。特殊的成文方式,决定了本书在内容上的独特之处:阿萨亚斯步步紧逼,极力想摘下巨星脸上那副炫目的墨镜,引出了一个深陷在摇滚巨星与商业偶像之间、矛盾重重的波诺。
波诺在书中被分解成了多种身份上的对立。例如,表面上来说,波诺的父亲是天主教徒,母亲是新教徒,要知道,天主教和新教一定程度上可是水火不容的两派,其冲突直接导致爱尔兰从大不列颠王国分离出来。
又例如波诺是个个人魅力十足的歌手、偶像,但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始终以乐团形象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政治上嘲讽发达国家“对恐怖主义态度强硬,对落后国家的贫穷态度不强硬”,却无论是对布莱尔还是小布什,都在言辞间给予正面评价。还有阿萨亚斯本人对波诺、对U2的评价:他们对赶时髦的人来说显得不够时尚,对不赶时髦的人来说又显得太富挑战性。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集中于波诺身上的矛盾,正突出了本书的价值:作为一个超级摇滚巨星,波诺和U2,早已因为他们的歌为全世界人所熟悉,但人们熟悉的,只是U2歌里的那些合声(或者更为准确说,是副歌chorus,见书377页),而本书所表现的,是副歌之外的部分,也就是“摇滚巨星”之外的波诺,一个真实的波诺。阿萨亚斯是最早跟踪报道U2乐队的记者,有一个“坚强的脑袋”。于是,他做到了。
在普遍理解上来说,摇滚乐所代表的,是对真实的宣泄,对自由和解放的强烈渴求。如果能作一次彻底的追根溯源,摇滚、音乐,进而扩展到所有艺术形式,能成为经典的,无不在这一点上作到了极致。可是,当从“普通”升华到“艺术”的时候,人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对自由和解放的坚持就很成问题。阿萨亚斯直白地表示,在一段时间内,U2“迷失了,开始过一种摇滚歌星的生活”。对此,波诺本人保存了一种难得的平静。他承认自己已经很习惯“名声这多出来的一条腿”,但这样的平和状态下掩盖的,是永远的上进心。
阿萨亚斯认为U2把纯真、诚实带到一个悲观的地方,然后战胜悲观,在这样的基础上获得了艺术和商业上的双重认可。甚至认为U2在一定程度上,像当年的Beatles一样,把一个美国人自己都嫌弃的美国,用美梦加以包装,再转手卖回给美国人(见书218页)。但波诺对此不以为然,他心里的满足,他认可的成功,只存在于当能把现实与心中回响的旋律之间的距离,缩短的那一瞬间。在他心中,世界上所有歌迷的掌声,也不足以提供他奋力一跃、抓住那动人旋律的能量。
不可否认,阿萨亚斯书中的波诺,在很多方面有着极深的自恋情感。在采访中,波诺表示会对年轻时的自己说“你是对的,不要苛求你自己”。他会把那些在伦敦国王大街大摇大摆的流行乐队说成“除了重要的什么都有了(Everything but it)”,而自己是“只有最重要的那部分(Nothing but it)”。
在他心里,表面文章、自以为是,只能把艺术家变成转瞬即逝的流星,即使是The Doors,Nirvana,Prince。对他们,波诺并不失敬意,但在他心中,U2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自己音乐里的重量,这种重量,构成了只属于自己的风骨,这才是最让他骄傲的。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波诺对当年傻坐在那里整天痴想和平的嬉皮士是不屑一顾的。因为U2的精神,来自爱尔兰民族的根:那种打开胸膛,把手深入骨髓的坚韧,是鲜血,是融在其中的爱尔兰式的痛苦。波诺一直在做的,是把这种血液里的痛苦推向全世界,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其中的真实。有着这样坚定的信念,波诺才能坦诚回应阿萨亚斯的嘲讽:U2,或者说波诺变得像个摇滚歌星了,那是因为这些追逐明星的媒体、这个喧嚣的世界需要摇滚歌星,那好,波诺就做个摇滚歌星来给你们看看(见书45页)。
但在创作中,U2依然在诅咒人性之恶,呼唤正义,渴求真实。即使是对为之自豪的祖国爱尔兰,骄傲的波诺仍能尖锐地指出:爱尔兰通过出口教士和修女,把革命带到世界各地。这不是说波诺反对革命,只是说他身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对暴力的反抗和蔑视。著名的《Sunday Bloody Sunday》,是在呼唤爱尔兰的统一,但不是仅仅是地域上的,而是心灵和思想上的统一。
哪怕是本国文学大师叶芝所写的“玫瑰是被烈士淌在地上的鲜血染红的”,波诺仍然有自己的见解:不管多么崇高,让人们失去生命和流血是没什么光荣的。因为他认为,艺术家最重要、最永恒的品质是智慧和德行,而不是天赋,因为“很多最坏的人都是最有天赋的人”。所以,波诺对吉姆•莫里森、科特•柯本、Prince保有敬意,但对纳尔逊•曼德拉、图图大主教、特蕾莎修女是发自内心的崇敬。基于这样的理念,面对阿萨亚斯“你开派对,跳舞,在地中海阳光下游泳,在法国南部坐拥别墅”的质疑,波诺坦言自己远不是“经历了成功,却依然怀有好奇,具备德行,保持尊严”的那一类人。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进而跨入新千年,U2在很多人眼里已经蜕变成销售排行榜上的数字。波诺却对商业化做了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一切认为“艺术家就应该远离肮脏的金钱和艳俗的生意场”的陈词滥调都是狗屁不通。作为歌手、乐队,靠卖专辑为生的艺人,脱离商业无异于自杀。他坦率地表示,在做生意上,U2的人都很有一套。但U2,或者说波诺是聪明的。他很清楚艺术上的出色很容易换回商业成功,可随之而来的,有可能就是商业化导致的艺术上的迷茫以及原地踏步。在这个时候想回归艺术的本源,就远不是转个身那么简单。波诺和U2的明智,在于他们坚持不出售乐队作品的版权,以此来保证艺术家最宝贵的财富:独立的理念。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该做的,比如,世界上最吵的民谣组合的成员,代表最穷苦脆弱的大众们的摇滚歌星。
2002年底至2004年8月,法国摇滚文化记者米奇卡•阿萨亚斯与当今世界最出色的摇滚乐团U2主唱波诺进行了十余次对话,并将其集结成《波诺谈波诺》。正如阿萨亚斯本人在前言中所写,《波诺谈波诺》是“作家引导的、反映被采访者某个特定方面的对话集”。特殊的成文方式,决定了本书在内容上的独特之处:阿萨亚斯步步紧逼,极力想摘下巨星脸上那副炫目的墨镜,引出了一个深陷在摇滚巨星与商业偶像之间、矛盾重重的波诺。
波诺在书中被分解成了多种身份上的对立。例如,表面上来说,波诺的父亲是天主教徒,母亲是新教徒,要知道,天主教和新教一定程度上可是水火不容的两派,其冲突直接导致爱尔兰从大不列颠王国分离出来。
又例如波诺是个个人魅力十足的歌手、偶像,但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始终以乐团形象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政治上嘲讽发达国家“对恐怖主义态度强硬,对落后国家的贫穷态度不强硬”,却无论是对布莱尔还是小布什,都在言辞间给予正面评价。还有阿萨亚斯本人对波诺、对U2的评价:他们对赶时髦的人来说显得不够时尚,对不赶时髦的人来说又显得太富挑战性。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集中于波诺身上的矛盾,正突出了本书的价值:作为一个超级摇滚巨星,波诺和U2,早已因为他们的歌为全世界人所熟悉,但人们熟悉的,只是U2歌里的那些合声(或者更为准确说,是副歌chorus,见书377页),而本书所表现的,是副歌之外的部分,也就是“摇滚巨星”之外的波诺,一个真实的波诺。阿萨亚斯是最早跟踪报道U2乐队的记者,有一个“坚强的脑袋”。于是,他做到了。
在普遍理解上来说,摇滚乐所代表的,是对真实的宣泄,对自由和解放的强烈渴求。如果能作一次彻底的追根溯源,摇滚、音乐,进而扩展到所有艺术形式,能成为经典的,无不在这一点上作到了极致。可是,当从“普通”升华到“艺术”的时候,人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对自由和解放的坚持就很成问题。阿萨亚斯直白地表示,在一段时间内,U2“迷失了,开始过一种摇滚歌星的生活”。对此,波诺本人保存了一种难得的平静。他承认自己已经很习惯“名声这多出来的一条腿”,但这样的平和状态下掩盖的,是永远的上进心。
阿萨亚斯认为U2把纯真、诚实带到一个悲观的地方,然后战胜悲观,在这样的基础上获得了艺术和商业上的双重认可。甚至认为U2在一定程度上,像当年的Beatles一样,把一个美国人自己都嫌弃的美国,用美梦加以包装,再转手卖回给美国人(见书218页)。但波诺对此不以为然,他心里的满足,他认可的成功,只存在于当能把现实与心中回响的旋律之间的距离,缩短的那一瞬间。在他心中,世界上所有歌迷的掌声,也不足以提供他奋力一跃、抓住那动人旋律的能量。
不可否认,阿萨亚斯书中的波诺,在很多方面有着极深的自恋情感。在采访中,波诺表示会对年轻时的自己说“你是对的,不要苛求你自己”。他会把那些在伦敦国王大街大摇大摆的流行乐队说成“除了重要的什么都有了(Everything but it)”,而自己是“只有最重要的那部分(Nothing but it)”。
在他心里,表面文章、自以为是,只能把艺术家变成转瞬即逝的流星,即使是The Doors,Nirvana,Prince。对他们,波诺并不失敬意,但在他心中,U2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自己音乐里的重量,这种重量,构成了只属于自己的风骨,这才是最让他骄傲的。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波诺对当年傻坐在那里整天痴想和平的嬉皮士是不屑一顾的。因为U2的精神,来自爱尔兰民族的根:那种打开胸膛,把手深入骨髓的坚韧,是鲜血,是融在其中的爱尔兰式的痛苦。波诺一直在做的,是把这种血液里的痛苦推向全世界,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其中的真实。有着这样坚定的信念,波诺才能坦诚回应阿萨亚斯的嘲讽:U2,或者说波诺变得像个摇滚歌星了,那是因为这些追逐明星的媒体、这个喧嚣的世界需要摇滚歌星,那好,波诺就做个摇滚歌星来给你们看看(见书45页)。
但在创作中,U2依然在诅咒人性之恶,呼唤正义,渴求真实。即使是对为之自豪的祖国爱尔兰,骄傲的波诺仍能尖锐地指出:爱尔兰通过出口教士和修女,把革命带到世界各地。这不是说波诺反对革命,只是说他身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对暴力的反抗和蔑视。著名的《Sunday Bloody Sunday》,是在呼唤爱尔兰的统一,但不是仅仅是地域上的,而是心灵和思想上的统一。
哪怕是本国文学大师叶芝所写的“玫瑰是被烈士淌在地上的鲜血染红的”,波诺仍然有自己的见解:不管多么崇高,让人们失去生命和流血是没什么光荣的。因为他认为,艺术家最重要、最永恒的品质是智慧和德行,而不是天赋,因为“很多最坏的人都是最有天赋的人”。所以,波诺对吉姆•莫里森、科特•柯本、Prince保有敬意,但对纳尔逊•曼德拉、图图大主教、特蕾莎修女是发自内心的崇敬。基于这样的理念,面对阿萨亚斯“你开派对,跳舞,在地中海阳光下游泳,在法国南部坐拥别墅”的质疑,波诺坦言自己远不是“经历了成功,却依然怀有好奇,具备德行,保持尊严”的那一类人。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进而跨入新千年,U2在很多人眼里已经蜕变成销售排行榜上的数字。波诺却对商业化做了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一切认为“艺术家就应该远离肮脏的金钱和艳俗的生意场”的陈词滥调都是狗屁不通。作为歌手、乐队,靠卖专辑为生的艺人,脱离商业无异于自杀。他坦率地表示,在做生意上,U2的人都很有一套。但U2,或者说波诺是聪明的。他很清楚艺术上的出色很容易换回商业成功,可随之而来的,有可能就是商业化导致的艺术上的迷茫以及原地踏步。在这个时候想回归艺术的本源,就远不是转个身那么简单。波诺和U2的明智,在于他们坚持不出售乐队作品的版权,以此来保证艺术家最宝贵的财富:独立的理念。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该做的,比如,世界上最吵的民谣组合的成员,代表最穷苦脆弱的大众们的摇滚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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