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历史与摄影
序言一
历史与摄影
陈丹青
在有关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像中，目击政权变更的照片，并成为经典，我想，谁能与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49年京沪之行相比拟？当然，他是布列松。但如他的名言“决定性瞬间”所揭示的真理，倘若错过1949这一决定性年份，他在北京的摄影——就像他去过莫斯科或东京那样——恐怕就缺了一份无可褫夺的历史价值。
人与历史的遭遇，历史不知道，人也未必知道。临近解放前夕，当国民政府为布列松签发四十天入境签证时，想必不清楚他在西方的大名，更想不到这个人的锐眼将如何见证国共两党的决定性胜败。六十年过去了，海峡两岸似乎均无意出版布列松这本中国影像专集，上世纪九十年代，欧洲人倒是出版了，封面是上海街头庆祝解放的大游行。即便长寿而多产如布列松，这份影像档案也称无可替代：在他毕生摄异国的大量作品中，往往是某一国家有幸遭遇这位摄影大师，但在 1949年，我相信，是他有幸邂逅了巨变的中国，一如那一年之于中国历史的决定性。
1976年，本书作者刘香成以《时代》周刊美籍华裔记者的身份进入广州，1978年北上京城，1984年离开。这期间，他与布列松一样，没有辜负历史的幸运。但是当年的中国人，连刘香成自己，并不知道被称为“第二次解放”的1976年及此后启动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年份，将成全这位西方记者最重要的作品，而这批摄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照片，为中国的历史关头留下了确凿而丰富的见证。
自1949年到1975年，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日本等国的友好人士数度来到中国，走访各地，拍摄新中国的照片和电影。日后流传西方 ——伊文思（Joris Ivens）于五十年代初即拍摄了苏南乡村土地革命的动人纪录片，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中国》（Chung Kuo - Cina）则是目击“文革”日常百态的唯一影像作品——但这些作品展示的是毛在世的年代，是在西方左翼人士眼中的新国家与理想社会：宁静、质朴、恒定，望不见终结。而刘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举终结了此前西方的中国影像：他追踪这个巨大国家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庞然骚动，这骚动，不但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目下正以未知的方式与能量，改变世界。
我真想知道，但凡活在1949年的中国而葆蓄记忆的人，亦即我们的父辈与祖父辈，过了三十多年看见布列松镜头下的京沪，会触发怎样的感念？而我活在1976年的中国，正当年轻，如今完整看到刘香成这些照片，也竟倏忽过去三十多年。在布列松与刘香成目击中国二度“解放”的两组作品中，一切已成为绝版的历史：并非仅指照片本身，而是照片中的国家事件与社会形态均被历史吞噬，不可能重演了——1949年春，我的父亲在上海街头目击解放军入城，并在日后改建为人民广场的跑马场聆听新任上海市长陈毅作报告，当其时，父亲哪里知道有位法国摄影家在场；而1976年深秋，我在王府井美院听取星星画展成员的讲演，又岂知几天后有位美国记者混在星星成员游行队列中，一直跟到北京市政府门前的台阶上，从马德升身后拍摄了密密麻麻围观的人。
在这两组历史照片中，没有人预知，也无从想象国家在后来的岁月中将发生何种巨细无遗的变化。举个小小的例子吧：父亲告诉我，自陈毅五十年代初调离上海之后，新任市长柯庆施全面禁止交谊舞，这一禁，近三十年，直到刘香成来到北京之际，交谊舞始得获准恢复；而当星星群体的游行镜头在西方媒体公布时，全世界没有人预见三十年后的北京布满当代艺术群体，包括欧美各国的画廊与机构。
不必描述这本影集的精彩片段，其中每幅照片带着无数细节，叙述历史。那年代刚出生或未出生的晚辈将会怎样巡视这些照片，瞧着父祖个个穿着中山装，一脸前消费时代的神情，他（她）们会怎样想？或者，今日的大学考生对刘香成镜头下就着天安门广场的路灯刻苦阅读的青年，是无从感应，抑或有所触动？我们，毛时代的过来人，则会在影集中处处认出自己，熟悉、亲切、荒谬，伴随久经淡忘的辛酸，并夹杂轻微的惊愕：我们果然活在那样的年代，与国家的过去、外间的世界两相隔绝，而我们分明欢笑着，为了刚刚恢复的政治名誉，为了美容与烫发，或者，仅仅为了一台冰箱、一副廉价的进口墨镜……看见吗，照片中的男男女女都对未来满怀希冀与渴望，而这渴望的背后，唯我们知道种种人性怎样被长期扭曲而不自知，长久压抑而无从舒展。现在，这些照片以我们自己的面相与神态确凿证实：我们，亿万人，陪着毛主席度过了毛在世的时代。初版影集被题为《毛以后的中国》，但在所有照片中，毛仍然无所不在：并非仅指其中各种各样“文革”遗留的毛主席像，而是毛时代为我们的集体表情所烙下的深深印记——从中南海到全国城乡，有哪位中国人可曾闪避这烙印吗？记忆，会自动解读那烙印深处的历史故事，这故事，属于国家，也属于毛时代的每一个人。
就我所知，当布列松与刘香成来到中国的前后，不少本土摄影人也留下令人难忘的中国影像：例如民国的方大曾及左翼摄影家沙飞；六十年代，则有李振盛震撼人心的“文革”影像，及“四月影会”成员摄于七十年代的生动作品。所有这些摄影，如今，往后，愈形珍贵，只因历史遗存的文本，论雄辩，无过于影像，唯余影像——历史照片成于历史的终点和起点。历史穿越时间，时间与记忆在照片中会合：其中的人，成长变化，在端详照片的一瞬，再度为历史的人证。
布列松与刘香成有幸。他们看见自己的作品结集成册，献给照片中的国家与人民。问题是：我们愿意接受并同意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在本土中国摄影与西方中国摄影之间，不论作何观感，我们是否发现其间的差异？如何解读这差异？因此，最后的问题：为什么近百年来格外真实而准确的中国影像，其作者，往往是来自域外的人？
这是可以解答的问题，然而难以解答。它的答案，如果它有答案，仍然来自历史：来自西方摄影背后的历史，还有，我们在中国亲历的历史。眼下这份影像报告，请注意，包括刘香成的自述，已然透露这答案中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答案。
2009年8月14日
写在陇东杏树村
历史与摄影
陈丹青
在有关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像中，目击政权变更的照片，并成为经典，我想，谁能与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1949年京沪之行相比拟？当然，他是布列松。但如他的名言“决定性瞬间”所揭示的真理，倘若错过1949这一决定性年份，他在北京的摄影——就像他去过莫斯科或东京那样——恐怕就缺了一份无可褫夺的历史价值。
人与历史的遭遇，历史不知道，人也未必知道。临近解放前夕，当国民政府为布列松签发四十天入境签证时，想必不清楚他在西方的大名，更想不到这个人的锐眼将如何见证国共两党的决定性胜败。六十年过去了，海峡两岸似乎均无意出版布列松这本中国影像专集，上世纪九十年代，欧洲人倒是出版了，封面是上海街头庆祝解放的大游行。即便长寿而多产如布列松，这份影像档案也称无可替代：在他毕生摄异国的大量作品中，往往是某一国家有幸遭遇这位摄影大师，但在 1949年，我相信，是他有幸邂逅了巨变的中国，一如那一年之于中国历史的决定性。
1976年，本书作者刘香成以《时代》周刊美籍华裔记者的身份进入广州，1978年北上京城，1984年离开。这期间，他与布列松一样，没有辜负历史的幸运。但是当年的中国人，连刘香成自己，并不知道被称为“第二次解放”的1976年及此后启动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年份，将成全这位西方记者最重要的作品，而这批摄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照片，为中国的历史关头留下了确凿而丰富的见证。
自1949年到1975年，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日本等国的友好人士数度来到中国，走访各地，拍摄新中国的照片和电影。日后流传西方 ——伊文思（Joris Ivens）于五十年代初即拍摄了苏南乡村土地革命的动人纪录片，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中国》（Chung Kuo - Cina）则是目击“文革”日常百态的唯一影像作品——但这些作品展示的是毛在世的年代，是在西方左翼人士眼中的新国家与理想社会：宁静、质朴、恒定，望不见终结。而刘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举终结了此前西方的中国影像：他追踪这个巨大国家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庞然骚动，这骚动，不但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目下正以未知的方式与能量，改变世界。
我真想知道，但凡活在1949年的中国而葆蓄记忆的人，亦即我们的父辈与祖父辈，过了三十多年看见布列松镜头下的京沪，会触发怎样的感念？而我活在1976年的中国，正当年轻，如今完整看到刘香成这些照片，也竟倏忽过去三十多年。在布列松与刘香成目击中国二度“解放”的两组作品中，一切已成为绝版的历史：并非仅指照片本身，而是照片中的国家事件与社会形态均被历史吞噬，不可能重演了——1949年春，我的父亲在上海街头目击解放军入城，并在日后改建为人民广场的跑马场聆听新任上海市长陈毅作报告，当其时，父亲哪里知道有位法国摄影家在场；而1976年深秋，我在王府井美院听取星星画展成员的讲演，又岂知几天后有位美国记者混在星星成员游行队列中，一直跟到北京市政府门前的台阶上，从马德升身后拍摄了密密麻麻围观的人。
在这两组历史照片中，没有人预知，也无从想象国家在后来的岁月中将发生何种巨细无遗的变化。举个小小的例子吧：父亲告诉我，自陈毅五十年代初调离上海之后，新任市长柯庆施全面禁止交谊舞，这一禁，近三十年，直到刘香成来到北京之际，交谊舞始得获准恢复；而当星星群体的游行镜头在西方媒体公布时，全世界没有人预见三十年后的北京布满当代艺术群体，包括欧美各国的画廊与机构。
不必描述这本影集的精彩片段，其中每幅照片带着无数细节，叙述历史。那年代刚出生或未出生的晚辈将会怎样巡视这些照片，瞧着父祖个个穿着中山装，一脸前消费时代的神情，他（她）们会怎样想？或者，今日的大学考生对刘香成镜头下就着天安门广场的路灯刻苦阅读的青年，是无从感应，抑或有所触动？我们，毛时代的过来人，则会在影集中处处认出自己，熟悉、亲切、荒谬，伴随久经淡忘的辛酸，并夹杂轻微的惊愕：我们果然活在那样的年代，与国家的过去、外间的世界两相隔绝，而我们分明欢笑着，为了刚刚恢复的政治名誉，为了美容与烫发，或者，仅仅为了一台冰箱、一副廉价的进口墨镜……看见吗，照片中的男男女女都对未来满怀希冀与渴望，而这渴望的背后，唯我们知道种种人性怎样被长期扭曲而不自知，长久压抑而无从舒展。现在，这些照片以我们自己的面相与神态确凿证实：我们，亿万人，陪着毛主席度过了毛在世的时代。初版影集被题为《毛以后的中国》，但在所有照片中，毛仍然无所不在：并非仅指其中各种各样“文革”遗留的毛主席像，而是毛时代为我们的集体表情所烙下的深深印记——从中南海到全国城乡，有哪位中国人可曾闪避这烙印吗？记忆，会自动解读那烙印深处的历史故事，这故事，属于国家，也属于毛时代的每一个人。
就我所知，当布列松与刘香成来到中国的前后，不少本土摄影人也留下令人难忘的中国影像：例如民国的方大曾及左翼摄影家沙飞；六十年代，则有李振盛震撼人心的“文革”影像，及“四月影会”成员摄于七十年代的生动作品。所有这些摄影，如今，往后，愈形珍贵，只因历史遗存的文本，论雄辩，无过于影像，唯余影像——历史照片成于历史的终点和起点。历史穿越时间，时间与记忆在照片中会合：其中的人，成长变化，在端详照片的一瞬，再度为历史的人证。
布列松与刘香成有幸。他们看见自己的作品结集成册，献给照片中的国家与人民。问题是：我们愿意接受并同意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在本土中国摄影与西方中国摄影之间，不论作何观感，我们是否发现其间的差异？如何解读这差异？因此，最后的问题：为什么近百年来格外真实而准确的中国影像，其作者，往往是来自域外的人？
这是可以解答的问题，然而难以解答。它的答案，如果它有答案，仍然来自历史：来自西方摄影背后的历史，还有，我们在中国亲历的历史。眼下这份影像报告，请注意，包括刘香成的自述，已然透露这答案中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答案。
2009年8月14日
写在陇东杏树村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