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明 韩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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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以下简称《韩国工人》）一出版，很快就在学术界引起反响，美国社会学会授予该书“二○○一——二○○三年亚洲问题最佳著作”。这本书之所以引起好评，在于它不是从政策制订者的角度和工业家的角度来讲述韩国的“经济奇迹”，而是从韩国工人的角度来讲他们的苦难、成长与斗争，揭开了韩国工业化过程中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另一面。作者是充满着对工人阶级的理解与同情来写这本书的。在方法论上，作者采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E.P.汤普森所使用的历史主义方法，在研究欧洲十九世纪阶级形成与斗争历史的基础上，对韩国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成长史首次进行了详实的研究。
二十世纪下半叶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中，韩国几乎是惟一一个伴随着工人阶级成长的例子。《韩国工人》告诉我们，在韩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以工人的受歧视、受剥削，甚至受到非人道待遇为代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的工人阶级从一个新出现的分散的弱势群体，逐步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登上了韩国的历史舞台，为自己的命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结果促使韩国的社会向更民主和更公正的方向发展。
像韩国工人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的阶级运动，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和八十年代已非常少见。回过头来看，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长，与韩国当时所采取的“发展主义”有关，而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消退，是韩国的政治走向“合作主义”的结果。
所谓“发展主义”并没有精确的定义，它指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把发展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在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发展主义十分盛行。在韩国，“发展主义”是从朴正熙政府开始的。朴正熙政府采取了一种加速而不是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试图在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宣称政权的合法性。以这种增长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鼓励韩国资本家主要关注的是抓住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同时取得由国家控制的资金。
但是对于工人呢？韩国政府以一种十分明显的支持资本反对劳工的态度来处理劳资关系。政府对管理方违反劳动法视而不见，但镇压任何劳动骚动却十分迅速和残酷。“工人要求政府保护工人免受滥施劳动权威危害的呼吁通常遭到忽视，而雇主提出的阻止建立工会的干预请求往往得到很乐意的响应”（24页）。
这种发展主义下的工业化，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可以是一个“奇迹”，但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饱受压迫与剥削的过程，也是不断形成阶级意识与政治意识进行反抗的过程。《韩国工人》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发展主义”在东亚“四小龙”中都存在，为什么只在韩国形成了强大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韩国政府对工人采取了更为敌视的立场，更强烈的压制与镇压；另一个不可忽略的是韩国企业中家长式的专制主义，使韩国工人受到的非人道、不公正待遇极为突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韩国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口绝大多数住在农村，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农业占GDP的一半以上。韩国的工人阶级虽然早在二十世纪初就诞生，但是自南北分裂后，因反共的意识形态，工人运动基本上受到镇压。自六十年代初以来，韩国经历了一场伴随着社会经济大转型的快速工业化过程。 “快速工业化伴随着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使千百万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变成城市中领工资的工人。这是世界已知的最快速、最具压缩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之一，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造成了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用一个世纪才完成的大规模变迁。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演化，与这一快速的、地理上集中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密切相关”（29页）。
韩国的工人阶级主要来自农村。这些新的产业工人当时被称为“打工仔（kongdoli，孔多里）”、“打工妹（kongsuni，孔顺尼）”。在韩国文化中，这是两个具有羞辱性的名词。“孔”是指工厂或工业，“多里”、“顺尼”是韩国时常用作对下层阶级男孩和女孩的称呼，是指给人做仆役性工作，生来不幸，不得不在工厂干粗活的人,在社会上被叫做“臭工人”。我们可以想像，这些年轻的农家子弟，是怀着赚取更多收入和对城市生活美好的憧憬进入城市，加入产业工人的队伍。但是，在工厂里他们所遭遇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生活。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工人劳动时间的长度是世界之最，一天工作十四小时的不在少数，企业管理人员并不是按照法律或契约进行管理，而是按照文化传统和政治上的优势行使权威。工人不是被视为有着自己合法权利的劳动力出卖者，而是被视为传统社会的仆役，不仅劳动强度大，工资低，而且任何不满都会遭致工厂的除名。更重要的是在人格上受到压迫和非人道的对待。在工人的不满中，非物质性要求超过了物质性要求，最主要的是希望得到“人道对待”，而不是被像机器或动物那样对待。《韩国工人》在这方面给了我们许多具体的描述，详细而生动地说明了韩国的工业化是以一代工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的牺牲为代价的。这就是韩国工人为什么会从像“原子般”的分散，而却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一个组织化的阶级的原因之一。
韩国工人运动的起点很低，与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兴起相比，先天条件也非常不足。按照E.P.汤普森的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英国工人阶级的崛起，并非只是生产体系中的结构地位自动产生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营造阶级的自觉的活动。以后按照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对欧洲工人运动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形成依赖于三个条件：
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文化、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手工业工人对大机器工业侵犯他们古老的权利的反抗，使他们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头羊。手工业者为工人斗争提供了领导、组织资源和语言。
一八三○年的法国革命为欧洲的工人运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话语：平等、自由、契约、个人主义和公民权等。它为工人运动提供了话语、正当性以及组织空间。
第三个因素是政治制度，即政党在阶级组织和阶级行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对于韩国来说，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与欧洲的十九世纪工人运动相比较，韩国工人阶级是在一种极其不利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诞生的。国家采取的是鼓励资本的发展，而严格限制劳工的政策，它不仅颁布法令禁止外国投资公司工人的罢工，还实施各种限制性措施来处理劳动纠纷，在一九七一年实行紧急状态以后，停止了宪法规定的两项工人的基本权利：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和集体行动的权利。直到一九九八年金大中总统明确采取合作主义的政治体制前，国家政权几乎都是站在工人的对立面。而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转向低潮和韩国国内反共的意识形态，使得韩国的工人阶级很难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话语权，不能从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得到有利的支援。
但是，正是韩国的“发展主义”，造就了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其根本原因，在于韩国的发展主义虽然打着振兴民族经济的旗号，但其实质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因而造成在经济上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在政治上对工人的专制。这正是造就韩国工人阶级的直接原因。
虽然缺乏欧洲当年的条件，但是，韩国的早期工人运动得到了进步教会在道义上的支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韩国的学生运动兴起。他们把劳工不再看作是人道主义关怀的对象，而是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者，是社会改造潜在的最强大力量。从而，进步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开始参与工人运动，为工人运动组织的建构和话语的提供起了积极的作用，提升了工人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帮助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
从韩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的目标主要是争取“得到像人一样对待”的斗争。这一时期工人斗争的特点是“高度情绪化、暴力性、无组织和短命性。实际上所有劳动冲突和工会化斗争都只局限在单个企业的范围内，当时的劳工活跃分子很少注意发展行业层面或地区层面的劳工组织。工会活动分子的主要行动方针是经济工会主义，关注的是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以一九八七年夏天现代集团的工人举行的大罢工为标志，韩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发展起来，工人运动超越本企业或本公司，发展成企业间和地区性的组织。斗争的目标也从改善本身的地位，上升到反对专制主义，既反对政府对工人阶级的专制主义，也反对资本家在企业内对工人的专制。韩国的工人阶级已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一九九七年一月，韩国工人因抗议新通过的劳动法而举行全国性的罢工，共有三百万工人参加，持续了三个星期，最终以政府宣布妥协而告终。它标志着韩国工人的斗争已不是发泄愤怒，争取经济上的好处，而是更关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的问题，从事的是政治斗争。
然而，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机是韩国自朝鲜战争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经济危机。在韩国政府的请求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了韩国五百七十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同时，也向韩国提出了强制性的经济结构改革方案，要求进行大量的裁员和进行以弹性劳动市场为方向的制度变革。很显然，这种方案能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韩国工人能否为维护产业界和社会的稳定而接受这种牺牲。
韩国政治的转折点出现在金大中政府时期。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四日，按照社会合作主义模式，韩国组成了由劳资双方和政府共同组成的“劳资政治委员会”，就三方共同分担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在基本原则上达成一致。这次事件标志着韩国政治向合作主义的转变。它表明，韩国的工人阶级成为政治体制内的一个重要力量，在体制内出现了劳资之间谈判、妥协甚至合作的空间。这种转变无疑使韩国的政治体系更有弹性，劳资之间的矛盾相对容易协调，社会也更趋稳定。在这种转变的背后，资本集团也意识到必须与工会并存，接受工人集体讨价还价作为维护产业秩序的一部分，企业内的家长制和专制作风有了很大的改变，大企业对职工的福利也有很大的改善。在这种背景下，韩国工人运动出现逐步与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分离，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分裂，狭隘的企业工会主义重新在韩国的工人运动中占了主流，工人变得更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自私和不问政治。韩国的工人运动开始转入低潮。
按照作者的说法，韩国的工人是“处在十字路口的工人阶级”。在他看来，“尽管韩国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和旺盛斗志世界闻名，但在组织、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它仍是一个弱小和容易受到伤害的阶级。这是一个阶级意识还很粗浅、还有矛盾性的阶级，没有任何强大政治组织或党派支持，对社会结构替代选择方案没有明确的设想，只有初步形式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共同体生活和文化模式”。
确实，特殊的时空背景和短暂的历史使韩国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成熟性。它虽然形成了自己的阶级意识，但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引和支持，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也没有进一步提出政治上的目标与诉求。韩国的工人运动既没有发展成为与社会的贫苦阶层结合的“社会运动工会主义”，更没有像十九世纪的欧洲工人运动那样提出过“社会主义”的理想，它所提出的最高目标只是工人自身地位的改善。
从整个国际背景来看，韩国的工人运动也是孤立的。国际的工人运动正处于低潮。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是资本的黄金时代，而不是劳工的时代。全球化即意味着资本的扩张，冷战结束即意味着代表资本的意识形态的胜利。在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是一边倒的。这个时代也注定着韩国的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独立阶级的发展会遇到的局限性。韩国工人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韩国的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在政治制度上，它是代表资本利益而排斥甚至压制工人的；在企业制度上，它带有前资本主义特点的专制主义和超强度剥削。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当韩国的政治体制转向合作主义，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得到改善，工人阶级就会转变为一个体制内的力量，而不以推翻这个制度为目标。这样的结果，与欧洲工业化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命运大体是一致的。
但是，并不能因此而低估韩国工人运动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没有工人如此坚决的斗争和因此做出的牺牲，韩国的资本集团不会那么快地接受合作主义的政治制度。
二十世纪下半叶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中，韩国几乎是惟一一个伴随着工人阶级成长的例子。《韩国工人》告诉我们，在韩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以工人的受歧视、受剥削，甚至受到非人道待遇为代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的工人阶级从一个新出现的分散的弱势群体，逐步成长为一个自为的阶级，登上了韩国的历史舞台，为自己的命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结果促使韩国的社会向更民主和更公正的方向发展。
像韩国工人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的阶级运动，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和八十年代已非常少见。回过头来看，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长，与韩国当时所采取的“发展主义”有关，而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消退，是韩国的政治走向“合作主义”的结果。
所谓“发展主义”并没有精确的定义，它指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把发展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在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发展主义十分盛行。在韩国，“发展主义”是从朴正熙政府开始的。朴正熙政府采取了一种加速而不是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试图在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宣称政权的合法性。以这种增长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鼓励韩国资本家主要关注的是抓住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同时取得由国家控制的资金。
但是对于工人呢？韩国政府以一种十分明显的支持资本反对劳工的态度来处理劳资关系。政府对管理方违反劳动法视而不见，但镇压任何劳动骚动却十分迅速和残酷。“工人要求政府保护工人免受滥施劳动权威危害的呼吁通常遭到忽视，而雇主提出的阻止建立工会的干预请求往往得到很乐意的响应”（24页）。
这种发展主义下的工业化，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可以是一个“奇迹”，但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饱受压迫与剥削的过程，也是不断形成阶级意识与政治意识进行反抗的过程。《韩国工人》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发展主义”在东亚“四小龙”中都存在，为什么只在韩国形成了强大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韩国政府对工人采取了更为敌视的立场，更强烈的压制与镇压；另一个不可忽略的是韩国企业中家长式的专制主义，使韩国工人受到的非人道、不公正待遇极为突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韩国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口绝大多数住在农村，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农业占GDP的一半以上。韩国的工人阶级虽然早在二十世纪初就诞生，但是自南北分裂后，因反共的意识形态，工人运动基本上受到镇压。自六十年代初以来，韩国经历了一场伴随着社会经济大转型的快速工业化过程。 “快速工业化伴随着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使千百万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变成城市中领工资的工人。这是世界已知的最快速、最具压缩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之一，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造成了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用一个世纪才完成的大规模变迁。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演化，与这一快速的、地理上集中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密切相关”（29页）。
韩国的工人阶级主要来自农村。这些新的产业工人当时被称为“打工仔（kongdoli，孔多里）”、“打工妹（kongsuni，孔顺尼）”。在韩国文化中，这是两个具有羞辱性的名词。“孔”是指工厂或工业，“多里”、“顺尼”是韩国时常用作对下层阶级男孩和女孩的称呼，是指给人做仆役性工作，生来不幸，不得不在工厂干粗活的人,在社会上被叫做“臭工人”。我们可以想像，这些年轻的农家子弟，是怀着赚取更多收入和对城市生活美好的憧憬进入城市，加入产业工人的队伍。但是，在工厂里他们所遭遇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生活。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工人劳动时间的长度是世界之最，一天工作十四小时的不在少数，企业管理人员并不是按照法律或契约进行管理，而是按照文化传统和政治上的优势行使权威。工人不是被视为有着自己合法权利的劳动力出卖者，而是被视为传统社会的仆役，不仅劳动强度大，工资低，而且任何不满都会遭致工厂的除名。更重要的是在人格上受到压迫和非人道的对待。在工人的不满中，非物质性要求超过了物质性要求，最主要的是希望得到“人道对待”，而不是被像机器或动物那样对待。《韩国工人》在这方面给了我们许多具体的描述，详细而生动地说明了韩国的工业化是以一代工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的牺牲为代价的。这就是韩国工人为什么会从像“原子般”的分散，而却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一个组织化的阶级的原因之一。
韩国工人运动的起点很低，与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兴起相比，先天条件也非常不足。按照E.P.汤普森的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英国工人阶级的崛起，并非只是生产体系中的结构地位自动产生的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营造阶级的自觉的活动。以后按照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观点对欧洲工人运动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十九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形成依赖于三个条件：
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文化、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手工业工人对大机器工业侵犯他们古老的权利的反抗，使他们成为工人运动的领头羊。手工业者为工人斗争提供了领导、组织资源和语言。
一八三○年的法国革命为欧洲的工人运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话语：平等、自由、契约、个人主义和公民权等。它为工人运动提供了话语、正当性以及组织空间。
第三个因素是政治制度，即政党在阶级组织和阶级行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对于韩国来说，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与欧洲的十九世纪工人运动相比较，韩国工人阶级是在一种极其不利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诞生的。国家采取的是鼓励资本的发展，而严格限制劳工的政策，它不仅颁布法令禁止外国投资公司工人的罢工，还实施各种限制性措施来处理劳动纠纷，在一九七一年实行紧急状态以后，停止了宪法规定的两项工人的基本权利：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和集体行动的权利。直到一九九八年金大中总统明确采取合作主义的政治体制前，国家政权几乎都是站在工人的对立面。而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转向低潮和韩国国内反共的意识形态，使得韩国的工人阶级很难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话语权，不能从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得到有利的支援。
但是，正是韩国的“发展主义”，造就了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其根本原因，在于韩国的发展主义虽然打着振兴民族经济的旗号，但其实质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因而造成在经济上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在政治上对工人的专制。这正是造就韩国工人阶级的直接原因。
虽然缺乏欧洲当年的条件，但是，韩国的早期工人运动得到了进步教会在道义上的支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韩国的学生运动兴起。他们把劳工不再看作是人道主义关怀的对象，而是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者，是社会改造潜在的最强大力量。从而，进步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开始参与工人运动，为工人运动组织的建构和话语的提供起了积极的作用，提升了工人运动的组织化程度，帮助工人阶级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
从韩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的目标主要是争取“得到像人一样对待”的斗争。这一时期工人斗争的特点是“高度情绪化、暴力性、无组织和短命性。实际上所有劳动冲突和工会化斗争都只局限在单个企业的范围内，当时的劳工活跃分子很少注意发展行业层面或地区层面的劳工组织。工会活动分子的主要行动方针是经济工会主义，关注的是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以一九八七年夏天现代集团的工人举行的大罢工为标志，韩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发展起来，工人运动超越本企业或本公司，发展成企业间和地区性的组织。斗争的目标也从改善本身的地位，上升到反对专制主义，既反对政府对工人阶级的专制主义，也反对资本家在企业内对工人的专制。韩国的工人阶级已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一九九七年一月，韩国工人因抗议新通过的劳动法而举行全国性的罢工，共有三百万工人参加，持续了三个星期，最终以政府宣布妥协而告终。它标志着韩国工人的斗争已不是发泄愤怒，争取经济上的好处，而是更关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的问题，从事的是政治斗争。
然而，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机是韩国自朝鲜战争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经济危机。在韩国政府的请求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了韩国五百七十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同时，也向韩国提出了强制性的经济结构改革方案，要求进行大量的裁员和进行以弹性劳动市场为方向的制度变革。很显然，这种方案能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韩国工人能否为维护产业界和社会的稳定而接受这种牺牲。
韩国政治的转折点出现在金大中政府时期。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四日，按照社会合作主义模式，韩国组成了由劳资双方和政府共同组成的“劳资政治委员会”，就三方共同分担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在基本原则上达成一致。这次事件标志着韩国政治向合作主义的转变。它表明，韩国的工人阶级成为政治体制内的一个重要力量，在体制内出现了劳资之间谈判、妥协甚至合作的空间。这种转变无疑使韩国的政治体系更有弹性，劳资之间的矛盾相对容易协调，社会也更趋稳定。在这种转变的背后，资本集团也意识到必须与工会并存，接受工人集体讨价还价作为维护产业秩序的一部分，企业内的家长制和专制作风有了很大的改变，大企业对职工的福利也有很大的改善。在这种背景下，韩国工人运动出现逐步与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分离，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分裂，狭隘的企业工会主义重新在韩国的工人运动中占了主流，工人变得更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自私和不问政治。韩国的工人运动开始转入低潮。
按照作者的说法，韩国的工人是“处在十字路口的工人阶级”。在他看来，“尽管韩国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和旺盛斗志世界闻名，但在组织、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它仍是一个弱小和容易受到伤害的阶级。这是一个阶级意识还很粗浅、还有矛盾性的阶级，没有任何强大政治组织或党派支持，对社会结构替代选择方案没有明确的设想，只有初步形式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共同体生活和文化模式”。
确实，特殊的时空背景和短暂的历史使韩国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成熟性。它虽然形成了自己的阶级意识，但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引和支持，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也没有进一步提出政治上的目标与诉求。韩国的工人运动既没有发展成为与社会的贫苦阶层结合的“社会运动工会主义”，更没有像十九世纪的欧洲工人运动那样提出过“社会主义”的理想，它所提出的最高目标只是工人自身地位的改善。
从整个国际背景来看，韩国的工人运动也是孤立的。国际的工人运动正处于低潮。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是资本的黄金时代，而不是劳工的时代。全球化即意味着资本的扩张，冷战结束即意味着代表资本的意识形态的胜利。在世界范围内，力量对比是一边倒的。这个时代也注定着韩国的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独立阶级的发展会遇到的局限性。韩国工人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韩国的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在政治制度上，它是代表资本利益而排斥甚至压制工人的；在企业制度上，它带有前资本主义特点的专制主义和超强度剥削。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当韩国的政治体制转向合作主义，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得到改善，工人阶级就会转变为一个体制内的力量，而不以推翻这个制度为目标。这样的结果，与欧洲工业化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命运大体是一致的。
但是，并不能因此而低估韩国工人运动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没有工人如此坚决的斗争和因此做出的牺牲，韩国的资本集团不会那么快地接受合作主义的政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