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世疏狂追少日

比尔·布莱森的游记是丢在土拨鼠洞口的一枚坚果，轻易就让评论者技痒。对他的书评头论足却有风险。或许某天，在门可罗雀的酒吧或僻远村镇，你有幸遇见一位开旧款雪佛兰的五十岁开外的红须美国佬，可别凑上前去套近乎，并对布莱森的作品大放厥词，十有八九，他就是布莱森，且坦言刚刚出狱，当你追问他锒铛入狱的缘由，十有八九，他会说：“是啊，我杀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评论者”。保管你会逃之夭夭，留他在背后啜着啤酒窃笑。

布莱森是艾奥瓦州人，二十一岁那年跳上飞机去欧洲晃荡。他离乡心切，怀揣着有多远走多远的抱负，在英伦大陆定居娶妻生子，打破了家乡的婚姻套路，就像石子蹦出了轰鸣的碎石机： “当你来自得梅因，你要么毫不质疑地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和一个名叫波比的本地姑娘安顿下来，然后永远呆在那里；要么就没完没了地抱怨它是个垃圾堆，你是多么等不及要逃出去，如此消磨过青春期，然后和名叫波比的本地姑娘安顿下来，永永远远待在那里”。布氏的心绪，奈保尔在《博加特》中有过同样出色的表述， “每天早晨，海特起床后，便骑在他家阳台上，朝对面喊到‘有什么新鲜事么？博加特？’”，几年前，正是这个彪悍的句子绊了我一跤，疼的我直咧嘴。布莱森少了奈氏的锐度，却多了几分幽默和达观，写下这段文字后，布莱森就步入不惑之年，离乡近二十个春秋，透过这长焦的望远镜去看，纠结也不再纠结，还多了几分乡愁，要在布莱森笔下找到“乡愁”这么诗意的语词，真难得。

更难得的事还在后面呢。布氏再次踏上故土，早不复当年的懵懂与莽撞，主笔《泰晤士报》、《国家地理杂志》，出书数本，锋头健过‘披头士’，这时的布氏牛气冲天，更兼乡愁激荡，在拉什莫尔山上或福克纳故居边摩挲凭吊，唏嘘感叹，吊唁历史，也是够格的；在密歇根湖大桥上刻字“布氏到此一游”，抑或给印第安人部落题匾，都是佳话，还能省去食宿费，何乐不为？但布氏没有凑这份热闹，一辆老爷车，一捆地图，一个人单枪匹马，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八英里云和月，“我这次旅行想要寻觅的东西之一，就是完美的小镇”，“一个和谐勤劳的地方，一个没有大卖场和巨大停车场、没有工厂和露天教堂、没有遍地的便利通和狗屎货以及垃圾广告的地方。”在这年头，这样的地方有可能存在吗？“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布莱森心知肚明，但他还是逛完了美国三十八个州，走访了大小数百个城镇，驱动他走下去的可不全是油箱里满满的液体燃料。

布莱森并没有将自己扮成驾着二吨钢铁的现代唐吉诃德，如果要把他和某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扯上关系，请看看米洛斯·福曼执导的《莫扎特传》里的主角吧，才华横溢、自由不羁、轻松快活，还有肆无忌惮的笑声，布氏比他更幽默。幽默是需要胆色的，“世人喜欢幽默，却对其采取了居高临下的态度”，“对自身的文学性一面极为看重的那些人殚精竭虑，务必不让自己的大名跟任何要么滑稽，要么轻浮，要么胡言乱语，要么与‘轻松’的东西挂上钩，担心会影响他们的声誉。”E·B·怀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幽默的成本，布氏似乎很无谓，在他眼里，所谓名望就是景点兜售的廉价棒球帽檐上的那坨仿真大便，没什么实际效用，就是图个视觉效果。幽默不是件容易事，外国人的幽默笔法是把不顺手的痒痒挠，美国式幽默是粗俚的农夫，英国式幽默是掉书袋的绅士，都很难让我受用，基于悠久的两国生活经验，布莱森将英美式幽默如鸡尾酒般调得恰到好处，让人莞尔，又不至于捧腹。在他的书中，乡愁与幽默水乳交融。“真是两本快乐的书”，一位朋友向我力荐布氏随笔《失落的大陆》和《人在故乡为异客》时如是道。

说到底，幽默只属于通达乐观的人，对想看的、不想看的都通通看得开的人。布莱森造访“花楸橡木园”时一段心理描述足见他的个性：“他（福克纳）的故居现在成了博物馆，保持着1962年他逝世那天的样子。出名到了这种程度一定会身心俱疲，因为你知道，有人会在你咽气的那一刻闯进来，并在所有的过道挂起天鹅绒绳子，饱含崇敬地照料每样东西。想想吧，要是你在床头柜上放了本《读者文摘》精华本，显得多掉价！”但，我敢打保票，以布氏的性格，百年之后，他一定会恶作剧式地在床头柜上备上全套的《花花公子》，以飨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