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人，神与人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茅海建，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1版。三年后重读一通，觉悟到之前是读得流与滑了。

咸丰十九岁登基，御宇十一年（1850—1861年）。期间，1850年至1864年为太平天国战争，1856年至1860年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忧外患，遍地硝烟，圆明园灰烬未冷，他即死在“巡幸”的“木兰”，而年尚不过而立。十一年间竟无一日安稳，是故茅先生以苦命形容之。

书的后半部分论及天平天国起事、曾国藩与湘军及慈禧与肃顺等，已属本国历史中最多被讨论、讨论过度以致烂熟的段落之一，如今读来更不觉新奇。本书的特出之处，还在于茅先生尝试给予咸丰的“同情之理解”。

他在《导言》中即说：“皇帝是天子，在凡人面前是神......可是，其生理机能又确确实实是个凡人。这就产生了一个悖难，明明是人，偏要装神，太难受了”。满清一朝，相权萎缩而皇权登峰造极，其结果便是“清朝皇帝的工作量也是人间之最”（第37页）。何况咸丰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他的传统儒家训练和治国教训，无法理解，更无从应对，心力交瘁，无力回天。于是，咸丰从继位之处的勤政迅速滑向沉迷酒色，茅先生引清人日记说：

“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总（指咸丰帝）以醇酒妇人自戕。”（第151页）

茅先生写此书时，当在1994与1995年之间，彼时刚完成《天朝的崩溃》。据他自己讲，写本书的一个意图，是受到好友兼编辑金元的启发，“想写出一本专业和非专业各种层次的人都可以接受的书来。”我能看出的努力之一，便是他在书中较多议论，有时候近乎抒情。如在同一页（第151页），他用自己的口排比道：

“天下危局莫奈之何，只有美酒，从酒中寻找片刻的麻醉，一时的安宁.......天下危局莫奈之何，唯有美女。从女人身上才能显示自己的能力，验证自己的雄风。”

书中另有教益的一章是“六 新财源：厘金”。与太平天国作战耗尽国库，咸丰主要的应对措施是“铸大钱、发银票、制宝钞”，用现代的语境说，即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到极致，演变为滥发通货，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即便如此，国家财政还是不敷使用，厘金由此产生。厘金属于商税。茅先生在第118页分析到：“清承明制，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地丁（农业税）。永不加赋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扩张性”，国家从商税中所获甚少，对商业便无保护与扶植，反过来又对农业部分榨取无度。

本书十来前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了两次，其结果，茅先生在《后记》中说：“远远谈不上销售上的成功，读书界也没有什么反响”，而他当初还希望“如果此书'成功'了，再写上几本，以改变生存的境遇。”我另有一本《天朝的崩溃》，是一位朋友帮助弄到的签名本。也是从这位朋友这里，晓得了茅先生的公子也不治家学，现供职于“中国最佳雇主（2009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