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难得的好书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记得以前看《傅雷家书》，傅雷给傅聪的信中写道：“我已没什么可教你了，在艺术思想方面的提高可参阅丹纳的《艺术哲学》。”由此即可见翻译过大量巨著的一代译界宗师傅雷先生对本书之推崇。如果说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是一幅展现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画卷，那么丹纳的《艺术哲学》则为我们细细讲述了以意大利、尼德兰和希腊艺术为代表的西方艺术演变历程。作为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丹纳的代表著作，《艺术哲学》集中反映了作者的艺术理论和哲学思想。我读的是傅雷先生所译的插图本，读毕不仅为丹纳广博的学识、缜密的分析、详实的论述、精辟的见解所折服，而且为书中所引的500多幅插图所陶醉与震撼。
阅读完本书，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丹纳在本书中充分考察了意大利、尼德兰和古希腊的艺术特点，并提出 “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决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并一再通过实例论证，强调了上述三元素对于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影响。因为种族的不同，造成日耳曼民族的艺术与拉丁民族的艺术不同，前者更浑朴，后者则更精致；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所以意大利绘画多表现理想的优美的人体，而尼德兰绘画多表现现实的甚至是不那么漂亮的人体；因为时代不同，所以古希腊人能够创造出简单而静穆的伟大作品，而现代人只能创作出孤独、苦闷、挣扎的艺术。这些观点无疑极具启发性，当时很多的文艺研究主要从既有观念出发，或仅仅围绕作品情节、人物进行研究，经常把人物孤立于其所生活的环境，不能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角度去考察。因此，丹纳的三元素说无疑是开了一代风气之先，为以后的实证主义艺术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丹纳研究的是意大利、尼德兰和古希腊的艺术演变，其中得出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同样适用。在《艺术哲学》中，丹纳曾举例说明希腊悲剧必定产生于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时代，哥德式建筑必定产生于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稳定的时代，荷兰绘画必定辉煌于荷兰成为欧洲最富庶、自由、繁荣、发达的时代，而依据同样的理论，我们在东方《美的历程》中同样可以找到鲜活的实例，兵马俑也必定产生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时代，佛教造像也必然兴盛于宗教追求最为强烈（不论是脱离苦海还是向往天堂）的六朝隋唐，世俗小说也只能流行于封建市井生活空前发展的明清时期。
如果我们了解鲁本斯创作《甘尔迈斯》的时候，17世纪的尼德兰刚刚经历了残酷的宗教战争的时代背景的话，我们就更能够理解画面上一大群狂欢的人中有那么一群老百姓显得心平气和的原因。同样，在翻译作品时，我们应当尽可能的去了解作品当时的社会背景、历史状况乃至风俗习惯等等，这样我们能够看出作品背后隐藏的更加身后的东西。要找到meaning related，而不是简单的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比如数字就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中文的九和英文的七，都有特殊的含义，都是比较神圣、比较好的词。比如英文中有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世界七大奇迹)，seven virtues,seven heabens,就连OPEC的主要成员都叫”seven sisters”。问什么定七个而不是六个，就是因为seven在英文文化的传统中是个非常神圣的词。中文中九是最大数，凡数至其极者皆为九，如中国叫九州，九九重阳节，故宫太和殿面阔九间，房屋总数是九千九百九十九间，《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也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少一次都不行。《孙子兵法》中有“九变”（“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其实罗列了十种情况，现在的译者译成varing contigencies是正确的，并不是以前的nine contigencies。
如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将“怡红公子”译成“Green Boy”,“阿弥陀佛”译成“My god!”，明明是红色却要译成绿色，明明是笃信佛教却被描写成天主教徒，这其实是译者没有尊重原文语言和文化的表现。另外，《红楼梦》中刘姥姥的话不一定是符合中文的语法的，要是译者不熟悉外国社会的下层老百姓是如何说话的，那就翻不了刘姥姥的话，最后有可能翻完了她的话变成了跟王熙凤和薛宝钗一样的话了。因此杨宪益先生谈文学翻译时，说：“没有读过100本外国小说，你别指望你能把中国小说翻译成流利的外文。”这是十分中肯的。对于英翻中也是如此。比如英文中说一个地方“very humid”，并不是指其地湿润，而是指它闷热。“XX is going globally”不是指XX在整天围着地球转，而是XX正在走向世界。
第二，与自然科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递进发展不同的是，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未必能够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必然发展，而是依据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各有侧重，往往呈现出一代有一代之高峰。
比如说，随着医疗仪器的不断精密化、解剖理论等相关学科的发展，现在的西医肯定要比500年前发达许多，但是我们谁也不能说我们当今的中医要比明朝的中医高明。讲究“望闻问切”的中医其实可以看成是一门“艺”，这种艺是不可能批量产生，只能一代代传下去，它与当时时代、环境及其他一系列相关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文学、绘画、雕塑等各类艺术来看，它们绝不是在时间的长河里直线发展的。古希腊极富表现力、栩栩如生的雕塑，如迈伦的两幅形态各异的《掷铁饼者》，波利克里托斯的《阿波罗》，宙斯神庙上的《大力神》，无一不展示了健康、力量、生机、动感。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力感十足、色彩富丽的艺术，如米开朗琪罗表现英雄式的裸体与强壮肌肉的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及《最后之审判》系列大气磅礴，达芬奇圣母圣子画中别有风度、特别动人的姿势，展现了他高超技术与深邃哲理的完美结合。尼德兰的极具写实的绘画，如伦勃朗的《老人》、《木匠家庭》，总是用充满光暗强烈对比来表现人间苦难，表现痛苦、郁闷、凄怆，让观者心灵震撼，与作者心灵共鸣。范曾在《诗意的裁判》中说，艺术往往是靠一个大师级的人物的感悟，一旦这个人物不存在了，这门学问也就随之退回到原点，这就是人亡道衰的原因。我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弗兰德斯只有一个鲁本斯，英国也只有一个莎士比亚。
中国的文学艺术也一样。从商周时代的青铜重宝到春秋战国的诗经楚辞，再到六朝佛教造像、唐诗宋词元曲、宋元翰墨丹青，所有这些艺术形式的发展和所达到的辉煌顶峰都让我们后人赞叹不已。我们现在还徜徉在几千年前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美好景色中，为“山无棱，天地合，冬雷震震，夏雨雪，才敢与君绝”的精神感动，为《氓》中的痴情女子而惋惜，为《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而感慨，为三言二拍中的故事所深深吸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艺术是我们后人只能抬头仰望、在内心底暗自惊叹与膜拜，是历史上难以超越的巅峰。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矣。”丹纳也在书中说：“（那些艺术中）所有的举动和肉体的形式都表现得那么正确，那么自在，我们今日便是下了最细致的功夫也望尘莫及。”因此，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可以偏向看看古时的作品，如圣经、希腊罗马神话能让我们理清西方文化以及翻译史的脉络（整个西方翻译史可以看作是以圣经为主线的），它们中的许多历史渊源也成了后来西方语言中的俚语、俗语等，如诺亚方舟（Noah’Ark）象征毁灭性的大灾难的避难场所；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指致命的弱点、要害；披着羊皮的狼（wolf in sheep’s clothing）指表面上伪装成好人，实际上是坏人的人。又如先秦文学中有许多典故、成语现在在我们现代汉语中仍然大量使用，如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出自《战国策》），愚公移山、智子疑邻（出自《列子》），不管是在对外交流还是在翻译领域，我们都应该多多了解这些知识。
第三，艺术的本源是相通的，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时代的人们，尽管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可能存在相当差异，但是，他们的感情是可以互通的，有时在艺术领域甚至可能产生惊人的相似。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没有警察，社会动荡，今天还是个贵族，明天就有可能“把脑袋送到刀架上或绞柱底下”。因此他们遇到发泄感情的机会非常高兴，表现行为也十分的夸张。书中描写到，“吉安弗朗切斯科用一只硕大无比的酒桶做饭桌，叫客人坐在里头；普利谷用一只乳猪装成一个乡下女人，用大鹅装成一个铜匠……便是今日，我们仿佛还能够听到他们滑稽古怪，哄堂大笑的声音。”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中国的魏晋时代。这个历史时期频繁的改朝换代，社会非常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他们轻视世事，放荡不羁，饮酒佯狂，丝毫不拘礼节。如《世说新语》中记载“竹林七贤”之一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又如《晋书》中描绘阮籍：“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无论是意大利的艺术家们的怪异表现，还是魏晋时期的文人们的奇异行为，根本原因都是因为社会动荡，人们朝不保夕，内心不稳定，因此会产生相类似的表现。
又如《圣经》旧约中的Job,他无论受到怎样的考验，至始至终都是忠诚的信奉上帝的，他对上帝的这种humble（谦）的态度与中国儒家思想提倡的“谨言慎行”的态度非常相似。
就连一些中西谚语俗语——这种充满鲜明地域特征的产物，也会有惊人的偶合。如“半斤八两”英文中正好有“six of one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乱七八糟”，对应成“at sixes and sevens”,都是用数字表达原本并不与数字有太大关联的意思。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代和现代的审美情趣是可以互通的。正如我们想到荷兰画便会想到伦勃朗，德国画便会想到丢勒，威尼斯画派便会想到提香。这些经历时代的大浪淘沙的作品留存下来的是真正的精品。丹纳说，等到作品经过一个又一个得法庭而得到同样的评语，等到散处在几百年的裁判都下了同样的裁决，那么这个裁决大概是可靠的了。因为不高明的作品不可能使许多大相悬殊的意见归于一致。比如500多年前画家波提切利的名作《春》，无论是从画面里人物极富动感的动作，鲜艳的衣物，各异的神态，还是后面生机盎然的背景，都无一不表现“春”的动态美，这展示了春天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如今很火的美剧《绝望的主妇》（Desperated Housewife）的片头便是选用这个画面。我相信，即使再过500年，人们看到这幅作品，还是会被其精湛灵动的表现力所吸引和折服。但是像20世纪初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如名噪一时的“达达派”雕塑《泉》，实际上是一个原封不动的拿去展览的尿器；一幅在后现代展览上荣获一等奖的名为《肖像》的作品实际上是作家本人的一泡屎。这些作品也许会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受到追捧，但他终究不会登上历史的主流舞台。
最后想谈一下本书的结构及丹纳的写作文风，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艺术哲学》一书原本是丹纳美术史课程的讲稿，尽管各编付印年份先后不一，但是从最终成书来看，却是结构谨严的。就总体来看，本书是“总—分—总”结构，共分为五编，第一编提出观点，也就是艺术的总的规律：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第二三四编分别通过介绍意大利的绘画、尼德兰的绘画和希腊的雕塑来进一步阐明这个规律。第五编进一步重申该规律，并升华主题，在该规律基础上提出了衡量艺术品价值的三种尺度，强调了艺术批评的客观性。首尾呼应，并有大量论据支持论点，论证极为严谨。即使是单就某个问题来看，丹纳同样论缜密，条分缕析。不管是在描述意大利、尼德兰还是希腊的艺术，提出任何一个观点，他都会有大量的例子来映照他的观点。每介绍一个特征，他都会有一条这样的线索：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的性格——艺术的主要特征，用娓娓道来非常优美的语言，极为翔实的历史资料向我们讲述欧洲的艺术发展史，脉络清晰，从中水到渠成地引出了他对艺术哲学的思考和自己的观点。这种缜密的逻辑与思维，写作文风，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们自己在写文章提观点的时候，首先一定要论证严密，最基本的是自己要自圆其说。美国20世纪有许多语言学家提出来的语言学理论，总是风靡很短暂的时间，但马上因为自己提的理论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或自己的论著前后自相矛盾而被时代所淘汰。我们在写文章思考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严密与谨慎。第二，论文语言也可以平实易懂。丹纳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并没有用很抽象的语言讲艺术和艺术哲学，他的语言娓娓道来，明白晓畅，让我们完全徜徉在艺术的殿堂里。
一位英国批评家说：“丹纳的作品好比一幅图画，历史就是镶嵌这幅图画的框子。”从艺术研究与批评的角度来说，丹纳探究的不仅仅是艺术品本身，而是从社会学角度探讨艺术作品及其属性，并分析其源流与特质，因而必然要探讨有关社会因素对文艺创作和发展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此种研究方法对于文学艺术乃至其他各个学术领域来说，都是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丹纳的文笔很美，傅雷的翻译也非常精彩，我深切地感觉到，《艺术哲学》这本书读起来非常令人心旷神怡，是在活的艺术知识和审美熏陶过程中的一种享受。
阅读完本书，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丹纳在本书中充分考察了意大利、尼德兰和古希腊的艺术特点，并提出 “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决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并一再通过实例论证，强调了上述三元素对于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影响。因为种族的不同，造成日耳曼民族的艺术与拉丁民族的艺术不同，前者更浑朴，后者则更精致；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所以意大利绘画多表现理想的优美的人体，而尼德兰绘画多表现现实的甚至是不那么漂亮的人体；因为时代不同，所以古希腊人能够创造出简单而静穆的伟大作品，而现代人只能创作出孤独、苦闷、挣扎的艺术。这些观点无疑极具启发性，当时很多的文艺研究主要从既有观念出发，或仅仅围绕作品情节、人物进行研究，经常把人物孤立于其所生活的环境，不能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角度去考察。因此，丹纳的三元素说无疑是开了一代风气之先，为以后的实证主义艺术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丹纳研究的是意大利、尼德兰和古希腊的艺术演变，其中得出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同样适用。在《艺术哲学》中，丹纳曾举例说明希腊悲剧必定产生于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时代，哥德式建筑必定产生于封建时代社会生活稳定的时代，荷兰绘画必定辉煌于荷兰成为欧洲最富庶、自由、繁荣、发达的时代，而依据同样的理论，我们在东方《美的历程》中同样可以找到鲜活的实例，兵马俑也必定产生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时代，佛教造像也必然兴盛于宗教追求最为强烈（不论是脱离苦海还是向往天堂）的六朝隋唐，世俗小说也只能流行于封建市井生活空前发展的明清时期。
如果我们了解鲁本斯创作《甘尔迈斯》的时候，17世纪的尼德兰刚刚经历了残酷的宗教战争的时代背景的话，我们就更能够理解画面上一大群狂欢的人中有那么一群老百姓显得心平气和的原因。同样，在翻译作品时，我们应当尽可能的去了解作品当时的社会背景、历史状况乃至风俗习惯等等，这样我们能够看出作品背后隐藏的更加身后的东西。要找到meaning related，而不是简单的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比如数字就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中文的九和英文的七，都有特殊的含义，都是比较神圣、比较好的词。比如英文中有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世界七大奇迹)，seven virtues,seven heabens,就连OPEC的主要成员都叫”seven sisters”。问什么定七个而不是六个，就是因为seven在英文文化的传统中是个非常神圣的词。中文中九是最大数，凡数至其极者皆为九，如中国叫九州，九九重阳节，故宫太和殿面阔九间，房屋总数是九千九百九十九间，《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也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少一次都不行。《孙子兵法》中有“九变”（“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其实罗列了十种情况，现在的译者译成varing contigencies是正确的，并不是以前的nine contigencies。
如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将“怡红公子”译成“Green Boy”,“阿弥陀佛”译成“My god!”，明明是红色却要译成绿色，明明是笃信佛教却被描写成天主教徒，这其实是译者没有尊重原文语言和文化的表现。另外，《红楼梦》中刘姥姥的话不一定是符合中文的语法的，要是译者不熟悉外国社会的下层老百姓是如何说话的，那就翻不了刘姥姥的话，最后有可能翻完了她的话变成了跟王熙凤和薛宝钗一样的话了。因此杨宪益先生谈文学翻译时，说：“没有读过100本外国小说，你别指望你能把中国小说翻译成流利的外文。”这是十分中肯的。对于英翻中也是如此。比如英文中说一个地方“very humid”，并不是指其地湿润，而是指它闷热。“XX is going globally”不是指XX在整天围着地球转，而是XX正在走向世界。
第二，与自然科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递进发展不同的是，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未必能够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必然发展，而是依据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各有侧重，往往呈现出一代有一代之高峰。
比如说，随着医疗仪器的不断精密化、解剖理论等相关学科的发展，现在的西医肯定要比500年前发达许多，但是我们谁也不能说我们当今的中医要比明朝的中医高明。讲究“望闻问切”的中医其实可以看成是一门“艺”，这种艺是不可能批量产生，只能一代代传下去，它与当时时代、环境及其他一系列相关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文学、绘画、雕塑等各类艺术来看，它们绝不是在时间的长河里直线发展的。古希腊极富表现力、栩栩如生的雕塑，如迈伦的两幅形态各异的《掷铁饼者》，波利克里托斯的《阿波罗》，宙斯神庙上的《大力神》，无一不展示了健康、力量、生机、动感。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力感十足、色彩富丽的艺术，如米开朗琪罗表现英雄式的裸体与强壮肌肉的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及《最后之审判》系列大气磅礴，达芬奇圣母圣子画中别有风度、特别动人的姿势，展现了他高超技术与深邃哲理的完美结合。尼德兰的极具写实的绘画，如伦勃朗的《老人》、《木匠家庭》，总是用充满光暗强烈对比来表现人间苦难，表现痛苦、郁闷、凄怆，让观者心灵震撼，与作者心灵共鸣。范曾在《诗意的裁判》中说，艺术往往是靠一个大师级的人物的感悟，一旦这个人物不存在了，这门学问也就随之退回到原点，这就是人亡道衰的原因。我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弗兰德斯只有一个鲁本斯，英国也只有一个莎士比亚。
中国的文学艺术也一样。从商周时代的青铜重宝到春秋战国的诗经楚辞，再到六朝佛教造像、唐诗宋词元曲、宋元翰墨丹青，所有这些艺术形式的发展和所达到的辉煌顶峰都让我们后人赞叹不已。我们现在还徜徉在几千年前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美好景色中，为“山无棱，天地合，冬雷震震，夏雨雪，才敢与君绝”的精神感动，为《氓》中的痴情女子而惋惜，为《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而感慨，为三言二拍中的故事所深深吸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艺术是我们后人只能抬头仰望、在内心底暗自惊叹与膜拜，是历史上难以超越的巅峰。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矣。”丹纳也在书中说：“（那些艺术中）所有的举动和肉体的形式都表现得那么正确，那么自在，我们今日便是下了最细致的功夫也望尘莫及。”因此，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可以偏向看看古时的作品，如圣经、希腊罗马神话能让我们理清西方文化以及翻译史的脉络（整个西方翻译史可以看作是以圣经为主线的），它们中的许多历史渊源也成了后来西方语言中的俚语、俗语等，如诺亚方舟（Noah’Ark）象征毁灭性的大灾难的避难场所；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指致命的弱点、要害；披着羊皮的狼（wolf in sheep’s clothing）指表面上伪装成好人，实际上是坏人的人。又如先秦文学中有许多典故、成语现在在我们现代汉语中仍然大量使用，如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出自《战国策》），愚公移山、智子疑邻（出自《列子》），不管是在对外交流还是在翻译领域，我们都应该多多了解这些知识。
第三，艺术的本源是相通的，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时代的人们，尽管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可能存在相当差异，但是，他们的感情是可以互通的，有时在艺术领域甚至可能产生惊人的相似。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没有警察，社会动荡，今天还是个贵族，明天就有可能“把脑袋送到刀架上或绞柱底下”。因此他们遇到发泄感情的机会非常高兴，表现行为也十分的夸张。书中描写到，“吉安弗朗切斯科用一只硕大无比的酒桶做饭桌，叫客人坐在里头；普利谷用一只乳猪装成一个乡下女人，用大鹅装成一个铜匠……便是今日，我们仿佛还能够听到他们滑稽古怪，哄堂大笑的声音。”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中国的魏晋时代。这个历史时期频繁的改朝换代，社会非常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他们轻视世事，放荡不羁，饮酒佯狂，丝毫不拘礼节。如《世说新语》中记载“竹林七贤”之一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又如《晋书》中描绘阮籍：“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无论是意大利的艺术家们的怪异表现，还是魏晋时期的文人们的奇异行为，根本原因都是因为社会动荡，人们朝不保夕，内心不稳定，因此会产生相类似的表现。
又如《圣经》旧约中的Job,他无论受到怎样的考验，至始至终都是忠诚的信奉上帝的，他对上帝的这种humble（谦）的态度与中国儒家思想提倡的“谨言慎行”的态度非常相似。
就连一些中西谚语俗语——这种充满鲜明地域特征的产物，也会有惊人的偶合。如“半斤八两”英文中正好有“six of one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乱七八糟”，对应成“at sixes and sevens”,都是用数字表达原本并不与数字有太大关联的意思。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代和现代的审美情趣是可以互通的。正如我们想到荷兰画便会想到伦勃朗，德国画便会想到丢勒，威尼斯画派便会想到提香。这些经历时代的大浪淘沙的作品留存下来的是真正的精品。丹纳说，等到作品经过一个又一个得法庭而得到同样的评语，等到散处在几百年的裁判都下了同样的裁决，那么这个裁决大概是可靠的了。因为不高明的作品不可能使许多大相悬殊的意见归于一致。比如500多年前画家波提切利的名作《春》，无论是从画面里人物极富动感的动作，鲜艳的衣物，各异的神态，还是后面生机盎然的背景，都无一不表现“春”的动态美，这展示了春天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如今很火的美剧《绝望的主妇》（Desperated Housewife）的片头便是选用这个画面。我相信，即使再过500年，人们看到这幅作品，还是会被其精湛灵动的表现力所吸引和折服。但是像20世纪初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如名噪一时的“达达派”雕塑《泉》，实际上是一个原封不动的拿去展览的尿器；一幅在后现代展览上荣获一等奖的名为《肖像》的作品实际上是作家本人的一泡屎。这些作品也许会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受到追捧，但他终究不会登上历史的主流舞台。
最后想谈一下本书的结构及丹纳的写作文风，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艺术哲学》一书原本是丹纳美术史课程的讲稿，尽管各编付印年份先后不一，但是从最终成书来看，却是结构谨严的。就总体来看，本书是“总—分—总”结构，共分为五编，第一编提出观点，也就是艺术的总的规律：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第二三四编分别通过介绍意大利的绘画、尼德兰的绘画和希腊的雕塑来进一步阐明这个规律。第五编进一步重申该规律，并升华主题，在该规律基础上提出了衡量艺术品价值的三种尺度，强调了艺术批评的客观性。首尾呼应，并有大量论据支持论点，论证极为严谨。即使是单就某个问题来看，丹纳同样论缜密，条分缕析。不管是在描述意大利、尼德兰还是希腊的艺术，提出任何一个观点，他都会有大量的例子来映照他的观点。每介绍一个特征，他都会有一条这样的线索：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的性格——艺术的主要特征，用娓娓道来非常优美的语言，极为翔实的历史资料向我们讲述欧洲的艺术发展史，脉络清晰，从中水到渠成地引出了他对艺术哲学的思考和自己的观点。这种缜密的逻辑与思维，写作文风，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们自己在写文章提观点的时候，首先一定要论证严密，最基本的是自己要自圆其说。美国20世纪有许多语言学家提出来的语言学理论，总是风靡很短暂的时间，但马上因为自己提的理论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或自己的论著前后自相矛盾而被时代所淘汰。我们在写文章思考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严密与谨慎。第二，论文语言也可以平实易懂。丹纳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并没有用很抽象的语言讲艺术和艺术哲学，他的语言娓娓道来，明白晓畅，让我们完全徜徉在艺术的殿堂里。
一位英国批评家说：“丹纳的作品好比一幅图画，历史就是镶嵌这幅图画的框子。”从艺术研究与批评的角度来说，丹纳探究的不仅仅是艺术品本身，而是从社会学角度探讨艺术作品及其属性，并分析其源流与特质，因而必然要探讨有关社会因素对文艺创作和发展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此种研究方法对于文学艺术乃至其他各个学术领域来说，都是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丹纳的文笔很美，傅雷的翻译也非常精彩，我深切地感觉到，《艺术哲学》这本书读起来非常令人心旷神怡，是在活的艺术知识和审美熏陶过程中的一种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