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启蒙的《建国方略》
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革命家。他的一生都在谋求中华民族的振兴，建设真正的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在他外察世界潮流，内审中国国情，并伴随革命实践的深入和思想认识的深化后，他撰写了《建国方略》，这本根据当时中国实情加以研究的建设宏图。《建国方略》是由《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孙中山关于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设想。孙中山在表明这些建设思想的同时，还透露着的他强烈的启蒙思想，这也正是《建国方略》对于当时社会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在《孙文学说——行易知难》的标题中，孙中山就表明了他在心理建设的环节中，要对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知行关系——进行新的理解与论证。在这一部分的《自序》的一开始，孙中山就对民国成立之后，革命建设之无成，国事之日非的原因进行追问，并给出了他自己的见解：“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传统知行认识是思想上的痼疾，是造成革命失败，民国建设受阻的根本原因。他首先要做的就是破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旧思想，取而代之的则是“行易知难”。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孙中山分别举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成、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为例，说明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情都是行在先，知在后，往往是行了而不知其所以然。
如果只是简单的从字面和例子理解“行易知难”显然对孙中山的思想有些轻率。首先，孙中山提出这个观点的目的不是在于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而对知行有绝对的认识。而是他需要阐明这个思想帮助他消灭革命失败的根本。对于尚来轻理性重经验的中国思维，无法迅速适应科学的发展，工业化的深入，这自然就使得建设国家存在天然障碍。作为理性的“科学”自然就是破处这个障碍的关键，因为只有“科学是系统之学、条例之学，凡真知识必从科学而来，而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不仅仅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而且认为真正学习西方，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即“贵知”，尊崇理性。其次，孙中山将人类进化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由蒙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越发的具有辩证的味道。这不但推翻了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也否认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从孙中山对于知行关系的论述与阐释中，科学启蒙与理性启蒙的思想一直有着卓著的涌现。
在物质建设中，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包括交通、农业、矿业等在内的庞大的实业计划。并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发展设想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宏伟大纲：10万英里的铁路和100万英里的公路，疏浚现有运河和开挖新的运河，一个规模庞大的治水和水土保持工程，开辟全新的北方、东方、南方三大商用港口，从这些港口出发的铁路将远抵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发展新的钢铁冶炼、矿业与企业，在中北部造林以及移民于东三省，屯垦新疆与西藏。孙中山对于铁路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他1894年上书李鸿章。这与他早年游学海外，目睹欧美国家工业革命时代的巨大成果密切相关。并且在1912年4月5日，孙中山在上海答记者问时，他这样表示对国有经济发展的设想：“故造筑铁路，使内地与各口岸航线连接，实为入手要图。现中国财力尚能兴办，唯将来推广，须待外国助力……若各项实业，均将以私款兴办，满若干年后即归国有。”孙中山的提出的发展经济的措施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有着一定的意义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在描绘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宏图之外，还阐述了他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理想，这也有着思想启蒙的意义。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将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他在《实业计划》的中直言“世界有三大问题，即国际战争、商业战争与阶级战争是也。”并且他的中国经济发展也是站在这样的大视角下考虑的“此政策果能实现，则大而世界，小而中国，无不受其利益。余理想中之结果，至少可以打破现在之所谓列强势力范围，可以消灭现在之国际商业战争与资本竞争，最后且可以消除今后最大问日之劳资阶级斗争。”孙中山认为中国的经济利益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是互为一体的，这表明孙中山不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物质篇的种种宏图很大程度是孙中山模仿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模式，他也看重美国生产剩余对中国发展的利用。1920年，美国《独立周报》全文刊出了孙中山《中国人的直言》，宣言明确说：“美国的资本家们与中国人联合，共同开发中国的实业，合作的基础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上，美国资本家当可获得应得的利益，但非过度的报酬……”美国模式的巨大影响从物质建设的《序言》就可以看出“若吾国人能晓然于互助之利，交换之益，用人所长，补我之短，则数年之间，即可将中国之实业造成如美国今日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并没有给予孙中山过多的帮助，早在1919年3月，孙中山便将《物质建设》的副本，送交美国商业部与英国内阁，但结果音信全无。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建国方略——物质建设》的前瞻性与宏大气魄只能被扣上不合时宜的帽子。史扶邻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描述了澳大利亚记者瑞纳关于孙中山首次展示他的宏伟计划时的情景，他显然和当时其他西方政治家与新闻记者一样，把孙中山看做一位夸夸其谈的空想家：“(孙中山)带了一幅约6英尺见方的庞大地图，把它摊在地板上……他不因地图上的种种阻隔而气馁，只是握着画笔，在地图上尽可能地用铁路线填满各个省区和属地……他竟然天真地认为，画了这些线路，国际资本家就会提供足够的资本，在5至10年内把这项如此浩大的工程全部建成！”尽管如此，《实业计划》的意义并未因它的前瞻试验性而丧失其意义，虽然孙中山平生领导和促发了中国历史上两次影响深远的革命，一次果实被窃取，另一次则在端倪初发之时，他本人就已经与世长辞。但《实业计划》中的思想系统性地把经济建设、国民精神建设和政体构造结合了起来，并最终引导中国人民在半个世纪后逐步实现了他为中国谋求解放的梦想。
在《建国方略》最后的《民权初步》中，孙中山则集中宣传了他社会建设的思想。作为孙中山民主思想与民权思想著作的一部分，《民权初步》中的政治哲学同样是将国家的富强同人权和民权直接联系起来。并且孙中山在该文中对何谓民权作了清楚的表述，并将民权的推广和普及视为“民权的第一步”。这些民权思想，如同之前的科学理性启蒙、经济思想启蒙一样，也是孙中山政治思想启蒙的表现。
在《孙文学说——行易知难》的标题中，孙中山就表明了他在心理建设的环节中，要对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知行关系——进行新的理解与论证。在这一部分的《自序》的一开始，孙中山就对民国成立之后，革命建设之无成，国事之日非的原因进行追问，并给出了他自己的见解：“然而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传统知行认识是思想上的痼疾，是造成革命失败，民国建设受阻的根本原因。他首先要做的就是破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旧思想，取而代之的则是“行易知难”。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孙中山分别举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成、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为例，说明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情都是行在先，知在后，往往是行了而不知其所以然。
如果只是简单的从字面和例子理解“行易知难”显然对孙中山的思想有些轻率。首先，孙中山提出这个观点的目的不是在于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而对知行有绝对的认识。而是他需要阐明这个思想帮助他消灭革命失败的根本。对于尚来轻理性重经验的中国思维，无法迅速适应科学的发展，工业化的深入，这自然就使得建设国家存在天然障碍。作为理性的“科学”自然就是破处这个障碍的关键，因为只有“科学是系统之学、条例之学，凡真知识必从科学而来，而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不仅仅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而且认为真正学习西方，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即“贵知”，尊崇理性。其次，孙中山将人类进化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由蒙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越发的具有辩证的味道。这不但推翻了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也否认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从孙中山对于知行关系的论述与阐释中，科学启蒙与理性启蒙的思想一直有着卓著的涌现。
在物质建设中，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包括交通、农业、矿业等在内的庞大的实业计划。并为中国未来的工业发展设想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宏伟大纲：10万英里的铁路和100万英里的公路，疏浚现有运河和开挖新的运河，一个规模庞大的治水和水土保持工程，开辟全新的北方、东方、南方三大商用港口，从这些港口出发的铁路将远抵西藏、新疆、蒙古和满洲。发展新的钢铁冶炼、矿业与企业，在中北部造林以及移民于东三省，屯垦新疆与西藏。孙中山对于铁路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他1894年上书李鸿章。这与他早年游学海外，目睹欧美国家工业革命时代的巨大成果密切相关。并且在1912年4月5日，孙中山在上海答记者问时，他这样表示对国有经济发展的设想：“故造筑铁路，使内地与各口岸航线连接，实为入手要图。现中国财力尚能兴办，唯将来推广，须待外国助力……若各项实业，均将以私款兴办，满若干年后即归国有。”孙中山的提出的发展经济的措施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有着一定的意义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在描绘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宏图之外，还阐述了他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理想，这也有着思想启蒙的意义。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将经济发展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他在《实业计划》的中直言“世界有三大问题，即国际战争、商业战争与阶级战争是也。”并且他的中国经济发展也是站在这样的大视角下考虑的“此政策果能实现，则大而世界，小而中国，无不受其利益。余理想中之结果，至少可以打破现在之所谓列强势力范围，可以消灭现在之国际商业战争与资本竞争，最后且可以消除今后最大问日之劳资阶级斗争。”孙中山认为中国的经济利益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是互为一体的，这表明孙中山不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物质篇的种种宏图很大程度是孙中山模仿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模式，他也看重美国生产剩余对中国发展的利用。1920年，美国《独立周报》全文刊出了孙中山《中国人的直言》，宣言明确说：“美国的资本家们与中国人联合，共同开发中国的实业，合作的基础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原则上，美国资本家当可获得应得的利益，但非过度的报酬……”美国模式的巨大影响从物质建设的《序言》就可以看出“若吾国人能晓然于互助之利，交换之益，用人所长，补我之短，则数年之间，即可将中国之实业造成如美国今日矣。”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并没有给予孙中山过多的帮助，早在1919年3月，孙中山便将《物质建设》的副本，送交美国商业部与英国内阁，但结果音信全无。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建国方略——物质建设》的前瞻性与宏大气魄只能被扣上不合时宜的帽子。史扶邻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描述了澳大利亚记者瑞纳关于孙中山首次展示他的宏伟计划时的情景，他显然和当时其他西方政治家与新闻记者一样，把孙中山看做一位夸夸其谈的空想家：“(孙中山)带了一幅约6英尺见方的庞大地图，把它摊在地板上……他不因地图上的种种阻隔而气馁，只是握着画笔，在地图上尽可能地用铁路线填满各个省区和属地……他竟然天真地认为，画了这些线路，国际资本家就会提供足够的资本，在5至10年内把这项如此浩大的工程全部建成！”尽管如此，《实业计划》的意义并未因它的前瞻试验性而丧失其意义，虽然孙中山平生领导和促发了中国历史上两次影响深远的革命，一次果实被窃取，另一次则在端倪初发之时，他本人就已经与世长辞。但《实业计划》中的思想系统性地把经济建设、国民精神建设和政体构造结合了起来，并最终引导中国人民在半个世纪后逐步实现了他为中国谋求解放的梦想。
在《建国方略》最后的《民权初步》中，孙中山则集中宣传了他社会建设的思想。作为孙中山民主思想与民权思想著作的一部分，《民权初步》中的政治哲学同样是将国家的富强同人权和民权直接联系起来。并且孙中山在该文中对何谓民权作了清楚的表述，并将民权的推广和普及视为“民权的第一步”。这些民权思想，如同之前的科学理性启蒙、经济思想启蒙一样，也是孙中山政治思想启蒙的表现。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