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价值和展望未来――评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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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价值和展望未来――评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
姚达兑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著；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９．９
自晚清始，外来文明以侵略的方式将古老的中国文明纳入了现代化的进程。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皆因于价值秩序的失范。与帝制共谋了二千多年的儒教体系开始土崩瓦解，而新的制度和核心价值系统仍未形成。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至今。不讳地讲，当今中国的诸种怪现状，也来源于古老文明价值秩序的失效，新秩序的未曾建立。孟子说：“七年之病，需三年之艾。”那么，疗治中国百年来的大病，不知需多少年之艾了。对此，殷海光先生开出了药方。在其书《中国文化的展望》中，他对近代中国百年来的思想进行价值重估，在此细致的分析基础之上，进一步展望中国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并将此拯救的任务寄托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人缺乏对世界的认知，以我族中心主义自居，自以为天朝居世界之中心，本国文化最为优越，而且是自足的，对外已无他需。这种“中华天朝型模”直接形塑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导致了单调、停滞的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挑战而要作出回应时，举步维艰。
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死死守住中国文化的本位，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种观念直接影响后世论者，如五四时的“甲寅派”和“学衡派”。1935何炳强等人的“十教授宣言”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也是此类的翻版。另一与此响应的思潮还有80年代大陆的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文化运动，要求释放传统的热能，重铸中国文化。但是，晚清有识之士如严复者，却认为“体”、“用”的划分毫无依据，且是自相矛盾的。在文明交往中，如何为“体”、如何为“用”根本不是自我所能控制。严复以古文翻译了《社会契约论》和《天演论》，使得生物进化论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成社会进化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理念时是有自已的改造的，从此开始，他们意识到国族存亡系于旦夕之间。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集中探讨了对严复翻译与原著的偏离，以及这种偏离产生的意义。浦嘉珉的巨著《中国与达尔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便对晚清文人对达尔文主义的接受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回答了在使中国适应于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它所起的作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便肩负着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任务：一面是国族的存亡，另一面是国民的愚昧。这即是李泽厚认为的中国现代史旋律中的双重变奏。
现代性话语悄然占领中国，便是因于孔教的崩解，中国知识分子失去根性所在（或发现劣根性），于是乞灵于外来文明。但事实上转变并非如此泾渭分明。从一开始，中国人便认定外来文明唯有器物上胜于中方而已，于是北洋水师要在器物上赶上对方的船坚炮利。其次，则是对制度的反思。这要过渡到了百日维新时期。以康梁为代表的君宪民族主义者，致力于现代化的革新便是在制度上面。康氏《新学伪经考》使得经学地位下降，变成六经皆史，而且影响到后世对历史的怀疑，比如说顾颉刚的“层累的历史”观也不是一时骤然就发难的。“器物”－“制度”－“思想”，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的观念转变。一至于思想观念上面，则经过中外文明相互反应后，中国知识的创造性转变便是紧急的任务了。于是，知识分子踏上了迷惘的征途，寻找未来的道路。两次鸦战使清政府失地积弱，孔教遂而崩解，但新的价值观念直到当代仍未曾建立，所以这百年来的文史作者常常要表达某些失去依凭的茫然，如鲁迅式的“呐喊”、“彷徨”和批判国民劣根性，茅盾式的“幻灭――动摇――追求”，以及胡适式大胆假设的怀疑精神。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集中探讨了中国的历史和未来的问题，用的仍是如上所提及的“挑战－反应”模式。及至张灏和林毓生（殷的学生）才针对这种模式提出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创造性转化。梁启超自称为思想界的陈涉，“不惜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思想有好几次的大转变。职是之故，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思想都可在梁氏身上找到接受的痕迹。殷氏在本书中对梁氏有许多赞词，但又提及要破除梁氏的那种“笔锋饱含感情”的迷执（但其实有几章是过于感情化，详见下文）。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殷氏，用重估先辈自由主义者们的思想来重申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性。他的学生林毓生认为：“殷先生那‘威武不屈的高贵人格，给了自由主义一个道德力量。殷先生多年为自由的维护和奋斗终于为自由主义赋予了道德尊严。’”在本书中，作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先对文化的诸种类型，以及中国文化的基线和近代演变作出细致的分析，接而便开始着重批评保守主义。他认为“保守主义者无论新旧老少，实质上都是‘应帝王’式的人物。”在中国，儒教因与帝制共谋，所以保守主义者无法免于此种责难。虽说保守主义的作用可以使社会文化功能稳定。但是在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恶劣之处更多。所以殷氏要重新梳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英雄谱，重估自由主义理论的价值。那么，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吴虞、胡适和吴稚晖等自由主义阵营的代表人员便轮番上阵，他们思想瑕瑜俱被殷氏一一指出，作重点分析，以期通过重估现代中国思想，来重建新的自由主义伦理。
在自由主义理论之外，另有西化的主张，有温和派如胡适者，有剧烈主张全盘西化如陈序经者。陈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指出中国文明唯有全盘西化才有出路，遭到了殷氏的剧烈批驳，并反问全盘西化是否必要，是否可能？陈氏认为西方是进步的，而殷氏反对的观点是举及罗素的思考：“变化是一件事，进步是另一件事。变化是科学的，进步是伦理的，变化是无可置疑的，而进步则易引起论争。”因而殷氏认为：“‘进步是伦理的’意即进步是一伦理的概念，而这一伦理的概念涵有价值观念在其中。——既然价值是在事物以外的观念，于是进步是在变化以外的一种价值判断。”这正如我们无法评判中西道德孰为优劣一样。类此，许多自诩文明的国家不也多是借助武力、丰富的物质和价值理念来侵略其它被他们认为不文明的国家么？
五四精神留给了后世最重要的莫过于尼采式的价值重估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作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也正是在重估了先辈思想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未来的展望。他给出的药方浓缩成：道德、自由、民主和科学四义。唯有如此，中国才会有光明的远景。然而这四目的实现，端赖于人格健全、注重德操，献身真理的知识分子了。从这一展望上看，殷先生完全当得起金耀基的赞语：“一个伟大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化的学术良心与道德勇气！”
金耀基从做学问的要求出发，认为“民主与自由”、“世界的风暴”及“知识分子的责任”三章有害书的结构统一。“尽管这三章有极精辟的言论，有很深挚的责任感，但这里所陈示的与全书所作的‘分析型模’的努力恰巧背道而驰，因为这三章里，大都只能算是作者个人思想的倾向和主张，而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经验事实的分析。”即是说除却那几章外，其它章节完全符合作者设置的分析框架以及“Reappraisal of Cultur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重估现代中国的文化转变）这一英文题名。但是，正如本书的中文题目《中国文化的展望》所示，殷氏在用其分析框架重估自由主义思想的价值之后，开始展望中国文化的未来。如此说来，那三章也不算是旁涉枝节。正因这三章，才更显出他作为思想家的高瞻远瞩。作者之所以选取这个中文题名的寓意也在于他作为“五四之子”，出于强烈的道德热情，要肩负起中国文化未来的责任。此以观之，殷先生可谓大智、大勇，有慈悲不忍之心矣！
http://comment.bjnews.com.cn/2009/1205/16455.shtml
姚达兑
《中国文化的展望》 殷海光著；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９．９
自晚清始，外来文明以侵略的方式将古老的中国文明纳入了现代化的进程。由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皆因于价值秩序的失范。与帝制共谋了二千多年的儒教体系开始土崩瓦解，而新的制度和核心价值系统仍未形成。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至今。不讳地讲，当今中国的诸种怪现状，也来源于古老文明价值秩序的失效，新秩序的未曾建立。孟子说：“七年之病，需三年之艾。”那么，疗治中国百年来的大病，不知需多少年之艾了。对此，殷海光先生开出了药方。在其书《中国文化的展望》中，他对近代中国百年来的思想进行价值重估，在此细致的分析基础之上，进一步展望中国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并将此拯救的任务寄托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人缺乏对世界的认知，以我族中心主义自居，自以为天朝居世界之中心，本国文化最为优越，而且是自足的，对外已无他需。这种“中华天朝型模”直接形塑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导致了单调、停滞的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挑战而要作出回应时，举步维艰。
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探寻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死死守住中国文化的本位，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种观念直接影响后世论者，如五四时的“甲寅派”和“学衡派”。1935何炳强等人的“十教授宣言”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也是此类的翻版。另一与此响应的思潮还有80年代大陆的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文化运动，要求释放传统的热能，重铸中国文化。但是，晚清有识之士如严复者，却认为“体”、“用”的划分毫无依据，且是自相矛盾的。在文明交往中，如何为“体”、如何为“用”根本不是自我所能控制。严复以古文翻译了《社会契约论》和《天演论》，使得生物进化论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成社会进化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理念时是有自已的改造的，从此开始，他们意识到国族存亡系于旦夕之间。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集中探讨了对严复翻译与原著的偏离，以及这种偏离产生的意义。浦嘉珉的巨著《中国与达尔文》（China and Charles Darwin）便对晚清文人对达尔文主义的接受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回答了在使中国适应于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它所起的作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便肩负着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任务：一面是国族的存亡，另一面是国民的愚昧。这即是李泽厚认为的中国现代史旋律中的双重变奏。
现代性话语悄然占领中国，便是因于孔教的崩解，中国知识分子失去根性所在（或发现劣根性），于是乞灵于外来文明。但事实上转变并非如此泾渭分明。从一开始，中国人便认定外来文明唯有器物上胜于中方而已，于是北洋水师要在器物上赶上对方的船坚炮利。其次，则是对制度的反思。这要过渡到了百日维新时期。以康梁为代表的君宪民族主义者，致力于现代化的革新便是在制度上面。康氏《新学伪经考》使得经学地位下降，变成六经皆史，而且影响到后世对历史的怀疑，比如说顾颉刚的“层累的历史”观也不是一时骤然就发难的。“器物”－“制度”－“思想”，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的观念转变。一至于思想观念上面，则经过中外文明相互反应后，中国知识的创造性转变便是紧急的任务了。于是，知识分子踏上了迷惘的征途，寻找未来的道路。两次鸦战使清政府失地积弱，孔教遂而崩解，但新的价值观念直到当代仍未曾建立，所以这百年来的文史作者常常要表达某些失去依凭的茫然，如鲁迅式的“呐喊”、“彷徨”和批判国民劣根性，茅盾式的“幻灭――动摇――追求”，以及胡适式大胆假设的怀疑精神。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集中探讨了中国的历史和未来的问题，用的仍是如上所提及的“挑战－反应”模式。及至张灏和林毓生（殷的学生）才针对这种模式提出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创造性转化。梁启超自称为思想界的陈涉，“不惜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思想有好几次的大转变。职是之故，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思想都可在梁氏身上找到接受的痕迹。殷氏在本书中对梁氏有许多赞词，但又提及要破除梁氏的那种“笔锋饱含感情”的迷执（但其实有几章是过于感情化，详见下文）。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殷氏，用重估先辈自由主义者们的思想来重申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性。他的学生林毓生认为：“殷先生那‘威武不屈的高贵人格，给了自由主义一个道德力量。殷先生多年为自由的维护和奋斗终于为自由主义赋予了道德尊严。’”在本书中，作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先对文化的诸种类型，以及中国文化的基线和近代演变作出细致的分析，接而便开始着重批评保守主义。他认为“保守主义者无论新旧老少，实质上都是‘应帝王’式的人物。”在中国，儒教因与帝制共谋，所以保守主义者无法免于此种责难。虽说保守主义的作用可以使社会文化功能稳定。但是在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恶劣之处更多。所以殷氏要重新梳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英雄谱，重估自由主义理论的价值。那么，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吴虞、胡适和吴稚晖等自由主义阵营的代表人员便轮番上阵，他们思想瑕瑜俱被殷氏一一指出，作重点分析，以期通过重估现代中国思想，来重建新的自由主义伦理。
在自由主义理论之外，另有西化的主张，有温和派如胡适者，有剧烈主张全盘西化如陈序经者。陈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指出中国文明唯有全盘西化才有出路，遭到了殷氏的剧烈批驳，并反问全盘西化是否必要，是否可能？陈氏认为西方是进步的，而殷氏反对的观点是举及罗素的思考：“变化是一件事，进步是另一件事。变化是科学的，进步是伦理的，变化是无可置疑的，而进步则易引起论争。”因而殷氏认为：“‘进步是伦理的’意即进步是一伦理的概念，而这一伦理的概念涵有价值观念在其中。——既然价值是在事物以外的观念，于是进步是在变化以外的一种价值判断。”这正如我们无法评判中西道德孰为优劣一样。类此，许多自诩文明的国家不也多是借助武力、丰富的物质和价值理念来侵略其它被他们认为不文明的国家么？
五四精神留给了后世最重要的莫过于尼采式的价值重估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作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也正是在重估了先辈思想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未来的展望。他给出的药方浓缩成：道德、自由、民主和科学四义。唯有如此，中国才会有光明的远景。然而这四目的实现，端赖于人格健全、注重德操，献身真理的知识分子了。从这一展望上看，殷先生完全当得起金耀基的赞语：“一个伟大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化的学术良心与道德勇气！”
金耀基从做学问的要求出发，认为“民主与自由”、“世界的风暴”及“知识分子的责任”三章有害书的结构统一。“尽管这三章有极精辟的言论，有很深挚的责任感，但这里所陈示的与全书所作的‘分析型模’的努力恰巧背道而驰，因为这三章里，大都只能算是作者个人思想的倾向和主张，而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经验事实的分析。”即是说除却那几章外，其它章节完全符合作者设置的分析框架以及“Reappraisal of Cultur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重估现代中国的文化转变）这一英文题名。但是，正如本书的中文题目《中国文化的展望》所示，殷氏在用其分析框架重估自由主义思想的价值之后，开始展望中国文化的未来。如此说来，那三章也不算是旁涉枝节。正因这三章，才更显出他作为思想家的高瞻远瞩。作者之所以选取这个中文题名的寓意也在于他作为“五四之子”，出于强烈的道德热情，要肩负起中国文化未来的责任。此以观之，殷先生可谓大智、大勇，有慈悲不忍之心矣！
http://comment.bjnews.com.cn/2009/1205/16455.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