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莫言的也是郭敬明的但归根到底是郭敬明的

莫言上海吆喝新作《蛙》，邀得郭敬明扎台型，引来迭声惊诧：骄傲如莫言，“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那，如今竟也需要如此这般地多卖个三五本么？
莫言说，不是的，只是借机跟年轻人多交流而已，“我相信，不管哪一代人，对人类的一些本质看法总还有一致性，我写得热泪盈眶的地方，80后读了也不会无动于衷吧。”甚至多少有些“老奸巨猾”地说，反正请郭敬明“助阵”无需给“出场费”，“人家在‘作家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给个几百块岂不是看不起他？请他吃顿汉堡包就得了。”
其实，当然连汉堡包也不需要就是了，人郭敬明也不吃汉堡包啊，他若是爱吃汉堡包，何至于奔三的年纪了还瘦小得跟个知了似的？不过，尽管瘦小得不免让人怀疑其放屁前得先找根电线杆抱抱牢，但人能混至今日之江湖地位，到底绝非仅“侥幸”二字而已，单是“接翎子”功力就非同凡响，要不咋叫“小四”呢，就是比“小三”还要更乖巧一级别嘛。人是这么说的，“我念书那会儿就读莫言老师的书了，他是我偶像。尽管我们年轻作家的创作还有很多青涩、不成熟的地方，但莫言老师对我们却一直持鼓励和期许的态度，我非常尊重他”， “莫言老师的新作《蛙》写的是我们80后出生那个年代的故事，是我们的生命没有记忆的盲区，所以会对我们充满神秘的吸引力”。

那么，莫言所谓因为《蛙》涉及到吾国吾民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所以 80后读了也不会无动于衷，郭敬明所谓因为《蛙》触及了80后没有记忆的盲区所以会对80后充满神秘吸引力，诸如此类说法，可信么？个人读后感，简言之就是，不可信。
说起来，人称莫言老师是“当代最具活力的中国作家”，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与之同时代的那些50后作家乃至晚一代的60后先锋作家们，近年来皆江河日下得几可说是惨不忍睹，但莫言却一直保持着相当水准。以《蛙》而论，笔力依然雄健甚至不失幽默，譬如有一段，妻子王仁美跟“我”解释曰，“肖下唇摸我奶子那把，真的是隔着衣服呢！隔着厚厚的棉袄，棉袄里还有毛衣，毛衣里还有衬衣，衬衣里……”“还有乳罩，对吗？”“那天我的乳罩洗了，没戴，衬衣里有一件汗衫。”笑倒我。再譬如还有那么一章，“姑姑”率领计划生育工作组在江上围追堵截“超生游击队”，当真是叙述的狂欢，那感觉，读来直似梁山好汉大败高俅水军于梁山泊般淋漓。
可是，诚如莫言自己所说，“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赢得那些准贵族的欢心，也没有必要像鬃狗一样欢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只有差不多五十万字的小说，体积上才配得上‘鲸鱼’的比喻。《蛙》只有二十几万字，单从体积上来说就不够”。向来以汪洋恣肆著称的莫言，何以在写“姑姑”这样一个“自己自从事写作以来就一直想写的人物”、写计划生育这样一个“个人之痛，民众之痛，也是国家之痛”的题材时，连“体积”都没能写够，以至于终究不够“鲸鱼”不够响亮不够沉重呢？我琢磨着或许是因为，尽管莫言一再声称“作家就是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性，不惧敏感”，但在奔花甲之年而去的年纪，下笔到底也顾忌颇多？
人都是要老的，那也没什么，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于曾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文化里浸泡千年的国人来说，当年席卷残云般裹挟而至的“基本国策”，固然堪称一代人的“灵魂之痛”，但在“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今时今日，还纠缠于那些事儿，在年轻一代眼中能有多大的意思？怕是至多只能满足一下猎奇心理吧，所以连莫言自己也不免承认，“也许年轻人看《蛙》就跟我读《盗墓笔记》的感觉差不多”。某种意义上说，莫言今日之开始反思生育权问题，其实是他自己在没有了生存压力之后开始想到了生活尊严，而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生活在如今这个权钱膜拜极盛却又无保障体系可言的时代，整个社会被各种既得利益所分割而开放度越来越小的时代，生存的压力仍然远比生活的尊严重要。是故，莫言以为他的新作会因触及“敏感题材”而引发争论，但个人觉着，他这部“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的力作”激不起多大浪花，断难企及那部叫做《蜗居》的肥皂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