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圖書和文人文化》简介
《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圖書和文人文化》简介2007-09-21 11:28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JOSEPH P.MCDERMOT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xiv, 294 pp.
?本書題為“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圖書和文人文化”，作者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通過考察公元1000年至1800年間中國書籍的生產、流通和消費情況，探討從宋代到清中期中國在印刷技術、知識獲取和文人身份認同等領域發生的重要變化。本書把社會學的視角和方法引入古籍研究，從而有別于傳統的版本目錄之學。
全書分為六章。導論部分以一個特殊的故事開啟了對八百年書籍史的探索：18世紀的蘇州補鞋匠錢進仁，因為酷愛藏書和讀書而受到地方學者的尊敬。雖然他終身貧困潦倒，沒有功名，也沒有著作流傳，甚至沒有任何風雅的愛好，死後卻以“文人”的身份被埋入虎丘，並由當時著名的學者汪縉撰寫碑文。作者展示了書籍和知識在古代中國的巨大魅力，表面看來，它並不亞于於進入精英文化圈子的憑證。究竟是什 給中國書籍賦予了這樣大的權力？古人對書籍的癡迷到底是單純的個人興趣還是有著更深層的社會原因？為了論述的集中，作者在下文中選取了江南地區和文人階層作為分析對象。
第一、二章主要討論中國書籍的印刷史。第一章分析雕版印刷為什 會成為中國圖書的主要出版方式。由於文人不屑于記錄，工匠不願意分享行業內的秘密，有關古代雕版印刷情況的文獻資料異常匱乏。作者採用英國傳教士William Milne（1785－1822）19世紀對中國印刷情況所撰寫的調查報告，指出因為工具簡單，對工人的技術要求低，木版占空間小，易於保存，雕版印刷成本低廉，從而成為中國書籍最主要的印刷方式。在第二章中，作者認為，雖然雕版印刷盛行，但並沒有妨礙抄本的廣泛流傳。一方面是心理因素，古代文人對抄本的書法美學情有獨鍾，並把抄書奉為最理想的閱讀方式；另一方面出于現實需要：大量的史書和詩文集不在刻印之列。作者舉出了具體的例子：無法在市面上獲得；蘇軾的著作在明成化年間（1465－1487）才有刻直到十五世紀初，蘇軾、歐陽修、王安石、曾鞏等宋名家的作品依然本面世；文天祥的作品不見於官藏書目，只以抄本的形式在家鄉江西流傳。另外，明代江南地區主要的藏書家手上沒有司馬光的全集，當時的文人葉盛花了二十年時間，才從三位友人手中分別抄得完整的版本（頁58－59）。刻書範圍的有限促成了抄本與刻本長期並行不悖。值得注意的是，抄本不但影響了中國書籍的版式風格，傳抄過程中根據個人喜好對不同內容的組合，並加入各式評點和注釋，形成了中國書籍，包括刻本在內的“雜錄”式風格(miscellany)和文本的不确定性(textual fluidity)。
這兩章主要延續了西方漢學界對於“李約瑟難題”的討論，即技術的革新為何未能投入實際運用並對社會發展產生影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漢學家將其歸結為中國社會內部的“超穩定結構”。然而，最近不少研究者開始從歷史的原有情景出發，認為是實際的經濟考慮放棄了對新技術的採用（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 1368-164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00.）。在本書中，作者以圖表的方式詳細列舉了刻本、活字本和抄本在各個工序上的資費，包括刻寫、排印和抄寫固定字數的價錢，從而歸結出書籍的內容和印數所帶來的成本才是決定採取何種方式的主要因素。另外，作者注意到在刻本中廣泛運用宋體字，由於筆劃的標準化程度高，刻寫速度大幅提高，資費低廉的誘惑戰勝了人們對書法藝術的喜好，宋體字迅速取代更“漂亮”的歐體和楷書成為最主要的刻寫方式。這一例子有力地證明了古代中國對活字印刷的冷落並非出自情感因素，新技術從出現到廣泛應用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彈性空間，實際的社會經濟狀況應列入考慮之中。
第三、四、五章探討讀書人如何通過各種方式，克服獲得書籍的困難。第三章關注書籍的流通和消費，作者列舉了中華帝國晚期獲得書籍的兩種主要形式：贈書和買書。贈書指的是書籍作為禮物在官僚文人圈中流通。購買指的是人們從書店和書坊中選購書籍，或者花錢獲得抄錄的權限。然而，明代的出版熱潮並沒有緩解讀書人獲得書籍的困難，流行的刻本除了“四書五經”等實用性的科舉參考書之外，多是小說、戲曲、醫書、年歷等通俗性讀物，對實際的學術研究幫助甚微。另一方面，科舉考試的高淘汰率迫使很多落榜的文人靠商業寫作為生，文人不僅是書本的消費者，也成了書本的生產者甚至是銷售者。第四章討論中國古代官家和私家兩種藏書在知識流通上發揮的作用。作者把中國官家藏書與同時期西歐和中東圖書館作比較，指出由於管理不善，經常遭到官員的偷竊，加上兵禍、火災等破壞，中國的朝廷和地方圖書館在不對一般學者開放的同時，本身的流失情況也非常嚴重。相比之下，私人藏書的保存情況較好，但大多數的私人藏家拒絕向非家族成員展示藏書。雖然藏家死后，藏書通常會在後代手中流散殆盡，但新的藏家依然持有相同的態度。因此，書籍的頻繁易手並不意味著知識的廣泛傳播。第五章考察藏家們為補充彼此書籍的不足而成立的各種書會(community of learning)，他們制定書約，詳細規定雙方或多方借書、還書、閱讀和抄錄的細節。然而，他們更多是為了擴充彼此的藏書，雖然一定程度上有利書籍的保存和流通，但未能澤及大多數的學者。作者在本章結尾指出，刻本的盛行並沒有真正解決書籍緊缺的問題，直到清中期大批官修叢書的編纂，以及清代漢學興起，學者熱衷于考據，把文獻用於研究而非收藏，讀書人獲得書籍的困難才得到緩解。
上述三章的重要貢獻在於把表面上出自個人興趣的行為給予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分析。一方面，把個人化的行為提升為社會的共性；另一方面，對這種行為進行興趣、道德之外的社會學解釋。首先，清中期以前的中國學者之所以精熟於某幾種書籍，並擁有超乎尋常的記誦能力，很可能是因為官藏、私藏圖書的難以接近，令他們對書籍的獲得產生了強烈的焦慮感和緊張感。第二，私家藏書之所以不願意對外開放，除了保證書籍不會在借閱中流失之外，書籍還是家族榮譽、私人投資和知識特權的象徵，在科舉考試中落敗的文人必須通過收藏各種善本來提升自己作為文人的聲望，使自己有別于一般的讀書人。第三，文人不對外公開書籍，但他們卻對外“出售”自己的知識，例如當私塾老師或者刻印部分藏書。可以想見的是，假如學生能夠輕易獲得各種注本，也許他們就不會入讀私塾去聽塾師的講解。在這個意義上，獲得和收藏書籍已經不再是個人的興趣，而是安身立命的本錢。通過這一系列的分析，在各種傳奇和筆記中大量保存的古代“書癡”故事被置入具体的社會環境中，得到了理性的解讀。另外，第五章提到乾隆時期修纂的《四庫全書》，作為範圍最廣的一次全國性圖書徵集，它剝奪了私人藏家對書籍的控制，使很多圖書得到廣泛流傳的機會。關於《四庫全書》編修過程中皇帝和館臣之間的力量制衡及其文化價值，美國漢學家R. Kent Guy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有過全面的論述(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By R.KENT GUY.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29.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pp. 289.) 。本書的討論範圍截至1800年，作為中國書籍史上的一大轉捩點，《四庫全書》對於此後書籍和知識流通方式的改變和影響值得研究者們進一步探討。
在最後一章中，作者重新回到了錢進仁的故事上，分析錢獲得文人青睞的深層原因。作者認為，雖然錢死後葬入虎丘，表面上獲得所謂的文人身份，但是當時的文人卻絕沒有把他當成文人圈子的一員，他們甚至因為自己與他的交往而感到羞恥，為他撰寫行狀的王縉僅僅見過這位補鞋匠一次，且未有任何交談。然而，一方面明末王陽明心學的出現帶來儒家思想的內轉傾向，文人開始重視內心的意念以及日常化的實踐，加上佛家對眾生平等的倡導，促成了他們對錢進仁的同情。另一方面，聯系到前面五章所陳述的文人獲得書籍的各種困難，他們在得到書籍和知識過程中遭遇的挫折、焦慮和緊張感，我們便不難理解作者在全書結尾所下的結論：藏書並沒有讓補鞋匠成為精英中的一員，但他對書籍的感情卻牽動了精英們的心；文人學者們欣賞的是錢進仁對於書籍那種單純的、非功利的熱愛，他對殘破版本的珍惜喚起了他們在追求書本和知識並成為精英的道路上種種痛苦的體驗和記憶。因此，當地的文化精英把錢進仁樹立為典範式的人物，但他們很清楚，這是他們自己的塑造之功，而絕非錢本人的成功。在這裏，再一次凸顯出書籍在精英文化中的中心位置。
本書最大的價值並不限於探討書籍本身，而是為中國古代文化研究帶來了新的可能性，即把技術、行為和觀念聯系起來，置於社會學的分析框架中，探討其背後的經濟和政治成因。另外，對於慣于与古籍打交道的研究者來說，本書也提供了頗具啟發性的思考：今天所見古代文獻在當時的流傳程度有多廣，它什 時候才正式被刊刻，在之前的傳抄過程中發生了怎樣的改變，當時人為什 會形成某種特定的閱讀趣味，他們通過什 方法建搆自己的知識體系。相信閱讀本書之後，無論是東方抑或西方的學者都會對這些精美絕倫的中國書籍產生更全面、更深刻的一層認識
?本書題為“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圖書和文人文化”，作者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通過考察公元1000年至1800年間中國書籍的生產、流通和消費情況，探討從宋代到清中期中國在印刷技術、知識獲取和文人身份認同等領域發生的重要變化。本書把社會學的視角和方法引入古籍研究，從而有別于傳統的版本目錄之學。
全書分為六章。導論部分以一個特殊的故事開啟了對八百年書籍史的探索：18世紀的蘇州補鞋匠錢進仁，因為酷愛藏書和讀書而受到地方學者的尊敬。雖然他終身貧困潦倒，沒有功名，也沒有著作流傳，甚至沒有任何風雅的愛好，死後卻以“文人”的身份被埋入虎丘，並由當時著名的學者汪縉撰寫碑文。作者展示了書籍和知識在古代中國的巨大魅力，表面看來，它並不亞于於進入精英文化圈子的憑證。究竟是什 給中國書籍賦予了這樣大的權力？古人對書籍的癡迷到底是單純的個人興趣還是有著更深層的社會原因？為了論述的集中，作者在下文中選取了江南地區和文人階層作為分析對象。
第一、二章主要討論中國書籍的印刷史。第一章分析雕版印刷為什 會成為中國圖書的主要出版方式。由於文人不屑于記錄，工匠不願意分享行業內的秘密，有關古代雕版印刷情況的文獻資料異常匱乏。作者採用英國傳教士William Milne（1785－1822）19世紀對中國印刷情況所撰寫的調查報告，指出因為工具簡單，對工人的技術要求低，木版占空間小，易於保存，雕版印刷成本低廉，從而成為中國書籍最主要的印刷方式。在第二章中，作者認為，雖然雕版印刷盛行，但並沒有妨礙抄本的廣泛流傳。一方面是心理因素，古代文人對抄本的書法美學情有獨鍾，並把抄書奉為最理想的閱讀方式；另一方面出于現實需要：大量的史書和詩文集不在刻印之列。作者舉出了具體的例子：無法在市面上獲得；蘇軾的著作在明成化年間（1465－1487）才有刻直到十五世紀初，蘇軾、歐陽修、王安石、曾鞏等宋名家的作品依然本面世；文天祥的作品不見於官藏書目，只以抄本的形式在家鄉江西流傳。另外，明代江南地區主要的藏書家手上沒有司馬光的全集，當時的文人葉盛花了二十年時間，才從三位友人手中分別抄得完整的版本（頁58－59）。刻書範圍的有限促成了抄本與刻本長期並行不悖。值得注意的是，抄本不但影響了中國書籍的版式風格，傳抄過程中根據個人喜好對不同內容的組合，並加入各式評點和注釋，形成了中國書籍，包括刻本在內的“雜錄”式風格(miscellany)和文本的不确定性(textual fluidity)。
這兩章主要延續了西方漢學界對於“李約瑟難題”的討論，即技術的革新為何未能投入實際運用並對社會發展產生影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漢學家將其歸結為中國社會內部的“超穩定結構”。然而，最近不少研究者開始從歷史的原有情景出發，認為是實際的經濟考慮放棄了對新技術的採用（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 1368-164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00.）。在本書中，作者以圖表的方式詳細列舉了刻本、活字本和抄本在各個工序上的資費，包括刻寫、排印和抄寫固定字數的價錢，從而歸結出書籍的內容和印數所帶來的成本才是決定採取何種方式的主要因素。另外，作者注意到在刻本中廣泛運用宋體字，由於筆劃的標準化程度高，刻寫速度大幅提高，資費低廉的誘惑戰勝了人們對書法藝術的喜好，宋體字迅速取代更“漂亮”的歐體和楷書成為最主要的刻寫方式。這一例子有力地證明了古代中國對活字印刷的冷落並非出自情感因素，新技術從出現到廣泛應用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彈性空間，實際的社會經濟狀況應列入考慮之中。
第三、四、五章探討讀書人如何通過各種方式，克服獲得書籍的困難。第三章關注書籍的流通和消費，作者列舉了中華帝國晚期獲得書籍的兩種主要形式：贈書和買書。贈書指的是書籍作為禮物在官僚文人圈中流通。購買指的是人們從書店和書坊中選購書籍，或者花錢獲得抄錄的權限。然而，明代的出版熱潮並沒有緩解讀書人獲得書籍的困難，流行的刻本除了“四書五經”等實用性的科舉參考書之外，多是小說、戲曲、醫書、年歷等通俗性讀物，對實際的學術研究幫助甚微。另一方面，科舉考試的高淘汰率迫使很多落榜的文人靠商業寫作為生，文人不僅是書本的消費者，也成了書本的生產者甚至是銷售者。第四章討論中國古代官家和私家兩種藏書在知識流通上發揮的作用。作者把中國官家藏書與同時期西歐和中東圖書館作比較，指出由於管理不善，經常遭到官員的偷竊，加上兵禍、火災等破壞，中國的朝廷和地方圖書館在不對一般學者開放的同時，本身的流失情況也非常嚴重。相比之下，私人藏書的保存情況較好，但大多數的私人藏家拒絕向非家族成員展示藏書。雖然藏家死后，藏書通常會在後代手中流散殆盡，但新的藏家依然持有相同的態度。因此，書籍的頻繁易手並不意味著知識的廣泛傳播。第五章考察藏家們為補充彼此書籍的不足而成立的各種書會(community of learning)，他們制定書約，詳細規定雙方或多方借書、還書、閱讀和抄錄的細節。然而，他們更多是為了擴充彼此的藏書，雖然一定程度上有利書籍的保存和流通，但未能澤及大多數的學者。作者在本章結尾指出，刻本的盛行並沒有真正解決書籍緊缺的問題，直到清中期大批官修叢書的編纂，以及清代漢學興起，學者熱衷于考據，把文獻用於研究而非收藏，讀書人獲得書籍的困難才得到緩解。
上述三章的重要貢獻在於把表面上出自個人興趣的行為給予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分析。一方面，把個人化的行為提升為社會的共性；另一方面，對這種行為進行興趣、道德之外的社會學解釋。首先，清中期以前的中國學者之所以精熟於某幾種書籍，並擁有超乎尋常的記誦能力，很可能是因為官藏、私藏圖書的難以接近，令他們對書籍的獲得產生了強烈的焦慮感和緊張感。第二，私家藏書之所以不願意對外開放，除了保證書籍不會在借閱中流失之外，書籍還是家族榮譽、私人投資和知識特權的象徵，在科舉考試中落敗的文人必須通過收藏各種善本來提升自己作為文人的聲望，使自己有別于一般的讀書人。第三，文人不對外公開書籍，但他們卻對外“出售”自己的知識，例如當私塾老師或者刻印部分藏書。可以想見的是，假如學生能夠輕易獲得各種注本，也許他們就不會入讀私塾去聽塾師的講解。在這個意義上，獲得和收藏書籍已經不再是個人的興趣，而是安身立命的本錢。通過這一系列的分析，在各種傳奇和筆記中大量保存的古代“書癡”故事被置入具体的社會環境中，得到了理性的解讀。另外，第五章提到乾隆時期修纂的《四庫全書》，作為範圍最廣的一次全國性圖書徵集，它剝奪了私人藏家對書籍的控制，使很多圖書得到廣泛流傳的機會。關於《四庫全書》編修過程中皇帝和館臣之間的力量制衡及其文化價值，美國漢學家R. Kent Guy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經有過全面的論述(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By R.KENT GUY.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29.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pp. 289.) 。本書的討論範圍截至1800年，作為中國書籍史上的一大轉捩點，《四庫全書》對於此後書籍和知識流通方式的改變和影響值得研究者們進一步探討。
在最後一章中，作者重新回到了錢進仁的故事上，分析錢獲得文人青睞的深層原因。作者認為，雖然錢死後葬入虎丘，表面上獲得所謂的文人身份，但是當時的文人卻絕沒有把他當成文人圈子的一員，他們甚至因為自己與他的交往而感到羞恥，為他撰寫行狀的王縉僅僅見過這位補鞋匠一次，且未有任何交談。然而，一方面明末王陽明心學的出現帶來儒家思想的內轉傾向，文人開始重視內心的意念以及日常化的實踐，加上佛家對眾生平等的倡導，促成了他們對錢進仁的同情。另一方面，聯系到前面五章所陳述的文人獲得書籍的各種困難，他們在得到書籍和知識過程中遭遇的挫折、焦慮和緊張感，我們便不難理解作者在全書結尾所下的結論：藏書並沒有讓補鞋匠成為精英中的一員，但他對書籍的感情卻牽動了精英們的心；文人學者們欣賞的是錢進仁對於書籍那種單純的、非功利的熱愛，他對殘破版本的珍惜喚起了他們在追求書本和知識並成為精英的道路上種種痛苦的體驗和記憶。因此，當地的文化精英把錢進仁樹立為典範式的人物，但他們很清楚，這是他們自己的塑造之功，而絕非錢本人的成功。在這裏，再一次凸顯出書籍在精英文化中的中心位置。
本書最大的價值並不限於探討書籍本身，而是為中國古代文化研究帶來了新的可能性，即把技術、行為和觀念聯系起來，置於社會學的分析框架中，探討其背後的經濟和政治成因。另外，對於慣于与古籍打交道的研究者來說，本書也提供了頗具啟發性的思考：今天所見古代文獻在當時的流傳程度有多廣，它什 時候才正式被刊刻，在之前的傳抄過程中發生了怎樣的改變，當時人為什 會形成某種特定的閱讀趣味，他們通過什 方法建搆自己的知識體系。相信閱讀本書之後，無論是東方抑或西方的學者都會對這些精美絕倫的中國書籍產生更全面、更深刻的一層認識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