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觉得列文森是个天才
发现自己除了写作业外，平日绝对不会多敲半个字。。不过话说最近是集中还债日了
一 、
本书为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最为重要的著作，也是谈及西方学界的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时绝对无法跳过的代表作。尽管书中的有些观点，后人没有理由不怀疑，但是，撇开对最终结论的正误的纠缠，本书仍旧是一部“天才之作”。其中，深刻的洞见、缜密的思维、难以遏制的文采以及敏捷的思辩，具有绝对不可撼动的地位、意义和价值。
同时，本书又是二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作。五十年代以前，也就是在费正清（john K.Fairbank）之前，西方世界的中国学研究一直徘徊在一套“古董式”的古代传统汉学研究上，其实是对“美和古旧”的一种单纯观赏的脱离时代的取向，而费正清的介入，使该领域的专注点转移到了对“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作者列文森正是费正清的的弟子，由于他对这套冷战时期流行的“冲击-反应”研究方法的内涵的突破性挖掘和凸显，因而使其在西方史学界普遍被认为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书中着重的研究了儒教文化，包括它内部的精神气质、以及此种精神气质的“外壳”在中国近代史上狡猾性的几次微妙演变，随即，敏锐的指出——这种改变，实质上并未触动根本。并以此推衍出，清末以来，中国被西方殖民帝国打得透不过气，以及儒家为首的文化系统被西潮摧折得土崩瓦解，实非偶然。
归根到底，儒学自身的内部的困境才是致命的，这套系统的毁坏源自于内部。换句话说，儒家文明在近代决定性的大溃败，一方面是由于西方船坚炮利的“刺激”而崩摧，而另一方面，则是这套儒教文化从源头起就注定了的无可避免的悲情命运，即整个文化体系内部的停滞和衰落早已埋藏甚久了。
其实这个观念显然是值得商讨的，但是，论证此观点之时，此书在一个方面却做的很好——它并没有模式化的“一步到位”，简单的切入终点、过早的宣告“儒教中国”必将“死亡”的命运。而是相反的，采取了一种迂回婉转的前进方式，逐步的潜入了明末清初隐射出的儒家文化深层的脉络， 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从清初经验论 到士大夫文人画理想的印证，从经学运动到革命话语的嬗变，从君主制衰亡到官僚系统互相的角逐制约，甚至，从中国人自近代以来极为深刻严重的思想危机 到 最终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系列的强制性抵御和策略性突围——都被抽丝剥茧、互相比照、反复观察，并在细节的意义上给予重新挖掘。
纵观全书，重点讨论的是以儒教为核心的三块大区域的内容—— 一是“思想的继承性问题”、一是“君主制衰亡的问题”、最后则是“历史意义的问题”，而本书也正是由这三个框架所构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而所谓的一系列诸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等，具有超前的现代意识的命题话语的渗入，一方面奠定了全书二元对立的基本立场和论证方式；另一方面，又通过“有序的介入”，层层编织在缜密精细的论述之中，则让全书显得视野开阔、高屋建瓴、独具慧眼，更成为同类研究中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峰。
其实，即使如此，列文森的浩大工程最后也被证明只不过归结为目标清晰的一点，即为了用手术刀剖开儒教文化的外部的说辞下所力图遮掩的实质——对进步、科学、商业、功利主义等近代性语汇的根本性的排斥，并找出该种排斥的自相矛盾和自我耗损之处，最终以便提出的是一个实际上是韦伯式的置疑：“中国在十七、十八世纪涌现了一批“唯物主义思想家”，是否昭示着，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也能实现以理性为内在精神的现代化？”
书中的答案是否定的。
二
列文森在他1953年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一书中，曾如此评价梁氏道：“如果一人拥有能打开他所在囚笼的钥匙，那么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笼之中。”这句话作为列文森的注语也是恰如其分的——显然，列文森本人也不会有那把所谓“自己牢笼的钥匙”——作为最早一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海外学者，他所处时代的冷战氛围、占主流的学术倾向、对模式的偏爱，无一例外的使他的研究方式脱除不了所谓“时代的局限性”，而他的结论更是受到后世广泛的批驳了。
如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专门就以费正清、列文森为首的一系列美国汉学研究者的研究模式和观念做出针锋相对的系统性指责，首先将一套西方中心观的“冲击—反应”模式作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认为他们忽略了明末清初那个时期西方本身的历史动荡和重组的时期，以及中国儒教传统内部其实是有无可替代的自主性现代化资源的。换言之，讨论的根本是中国社会是“死水一潭”还是“暗流涌动”？是被动的等待着被启蒙，还是具有自我整合历史的另一种能力？
回到本书，我个人认为列文森的缺陷其实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矛盾的是，同时这种缺陷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构成了亮点所在）。
第一， 它的体系是纯粹的二元割裂的（也是韦伯式框架下论证的必然趋势）。
第二，它是偏重思辩的而非实证的，会导致例子比较虚和轻，没有足够的分量（但是其实在运用同种模式作者中，列文森的实例列举已经是庞杂繁复和异常详实的了）。
第三，思想跳跃，语言偏向于诗意和文学性，而丧失了所谓的严谨（传统学术界对这一点相当排斥）。
作为印证，我想选书中广受赞誉第一卷中的一章“明和清初社会的文人理想：来自绘画的证据”进行分析，探讨列文森表述的具体漏洞。首先，列氏个人情结暴露的关键点在于一开篇，他就提到了斯威夫特（一个英国19世纪的讽刺小说家，以憎恶现代性的文明且固守古典而著称），并直言不讳的明言其已经“在愤怒和疯狂中死去”，目的是要象征性的暗示了儒家知识份子同样性质的悲情命运。
而这一种暗示，揭露的又是作者本身的矛盾与分裂，他其实在感性上是一个彻头彻尾斯威夫特式的学者，但是他又无可奈何的要站在现代性的的视角下。杜维明对中国知识份子的一段表述也许恰好可以用到列文森身上，即“他们在情感上认同儒家人文主义，是对过去一种徒劳的、乡愁的祈向而；他们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科学价值，只是了解到其为当今的必然之势。”“他们对过去的认同，缺乏知性的理据，而他们对当今的认同，则缺乏情感的强度。”
其实列文森的裂隙的鸿沟也是根源于此，他的表述方式正如费正清所言的，是“矛盾的、诡谲的”，而恰恰也是这个自我鸿沟的附产品，换言之，列文森为什么没有办法用一套“统一和融合的笔法”来表明他的观点，而偏偏用一种古怪话语体系来阐述？为何他要说明一个道理却又在他所要否定的事物上花大段的篇幅描摹？一方面他作为“脆弱和美的古典的诗情画意”的怀念。而另一方面，又窥见了现代世界无可避免将要走向功利、效率和速度的统治，古典灭亡的无可避免，让他陷入了表述的两难境地。
当然，回到他对“儒家文化与摈弃实用性”的这些观察和推论也有其让人质疑的地方，当然列文森在这一段里也显示出了漏洞。
比如，他在明清的科举制以及八股文当中，看到的是只“具有极端美学价值”和“纯文学修养”，不是职业化，更没有“有用性”；又比如，他认为，中国官员的选拔系统（科举），其实难以自圆其说（从西方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因为，“阅读儒家经典”能使官员树立起依靠道德榜样进行统治的理想，而“道德榜样”却是虚伪的，无法赋予他们专业的管理技能，更是一无是处——“当官职被用来象征高的文化、知识和文明的终极价值时，做官就明显地要优越于其他社会角色”；
再比如，董其昌等人对南宗和佛教审美观的选择，对精确绘画技术（北宗的所谓院画）的排斥，取而代之的是一套“顿悟”和“无法言说”的虚无说辞，却在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话语上占有普遍优势，是以，中国的传统主义者保持着和西方先锋派一样的观念却能占据着社会思想的主流，而后者显然是被极端边缘化的存在；
所以，所谓反墨守陈规得创作观实际上是对墨守陈规的又一次继承，等等。
由此，他得出的一个异常尖锐的结论便是——“(儒教中国)，这个不是在哲学上和逻辑上而是在社会学上很自然的走向反墨守陈规的社会，是权威、教条和常规的庇护所。”
可是，这里我提出的疑问便是，科举制是否是带有有用性的，而所谓的“只有美学价值”是否意味着美学价值本身就带有社会管理的行政效率？比如现今美国总统的竞选机制同样要求候选人的演讲才能和人际关系，而却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和先进的专业技能，这是否和中国古代官员的审美能力的要求有殊途同归的关系？又比如，一套具有职业性的专业管理人员“幕僚”等实际上是维持这套官民系统的真正“操作者”，这样的人群撇开不谈是否合适？
相较于列文森忽略掉的这些历史的“螺纹”，恰好在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1980）一书中被重新发掘出来。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视点相异，沟口反对欧洲中心价值的历史观，想呈现的是“近代”这个概念市如何扎根于亚洲，又与民族内部的思想史脉络勾连起来，融成一体。由此，他使用的方法是先上溯到亚洲的“前近代”，并在其中找到“私”思想（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渊源。也就是说，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认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固有的或本来的历史价值。尤其是中国传统文明作为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简单而武断地宣判其命运的终结，必然忽略其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现代社会的价值。
有趣的是，印度学者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把传统的第三世界国家近代化的历史统称为“启蒙历史”观，说的就是自19世纪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为源头的线性历史观，而他对这种历史观表示质疑，认为东方国家的“自我”在这种表述中归于空无，自己则创造了“复线历史”一词，想借此重新挖掘被遗忘的碎片，交互阅读也较有意思。
三
若把这本书拿出来和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比较，同样有对晚期帝制中国的研究，同样是在“冲击-回应”模式下所制造的“产品” （而该模式正是八十年代时被柯文为代表的一批新学者所强烈批判的），费、列在前后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甚至是相反向度的）。
首先，费氏显然是偏重实证的，而非到万不得已时决不会轻下结论，尤其在史实的探索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而列文森则相反的格外重视思辩和推衍，史实的实例只作为一个更类似于美学上的装缀，他的着重点始终在于想要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更深的进一步挖出某些历史演变背后的意味和内涵，以便于做更为形而上和总括性的思考，所以，他的作品也曾被一度认为显现出一种所谓的“深思熟虑的独创性”（自然是指区别于他之前的更早的中国史的研究者）；而另一方面，也自然亦被诟病为“异想天开”，或是“究竟是自己的臆断，还是历史的真实？”。换言之，在对一套所谓的规范和史学家的节律上，费正清显然做的更好，但是列文森由于天生的叛逆和不遵守“游戏规则”，而使得他的思考更为接近事物的本质，也更鲜活，甚至还带有“历史哲学的意味”。也正是由于如此，列文森才能让一套原本封死的“模式”、整体架构、观念变为一系列灵动的、系统的、具有弹性的理论和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魏斐德（列文森的学生和同事）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作为和列氏书中研究在时间线上很大区域重合的一块，即把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中的明清换代过程，作为思考课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诸方面的描摹，详细阐述了一个帝国（明）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另一个帝国（清）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作了总体的解剖和透视。魏斐德评价列文森的观念时曾说过：“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是真实的？”实际上说明的正是魏氏思维的一个向度，即是说他的理论研究其实是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的见解，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价值的共存，是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共存。随着列文森突然辞世（游泳时发生意外），魏斐德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这一史学观，这一些观念充分体现在他的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历史与意志》、《中国帝制的衰亡》、《讲述中国的历史》等书之中。但是，比起列文森“复杂而且诡谲的表述语言”、层层叠叠的自相矛盾又充满了冲突美感的论述，魏斐德还是显得太“圆满”了、太平和了，而很遗憾的缺乏了一种列文森所具有的所谓“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那样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宏大且激越的风格。
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关于列文森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和卓越的辩论“款式”已被我多次提及，这其实也正是我认为列文森真正能流传后世并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他普遍被标榜的观点精确、论证严密。于是，我想再选取文人画一章来做一个梳理性质的肌理剖析。一方面，由于该章与绘画紧密的联系，充分反映了列文森的艺术直觉的敏锐和思路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他表达的悖论之处也同时暴露了他内在的痛苦分裂状况，这种分裂又源于一种脆弱又执迷的文人情调（即对美和艺术的偏爱的一半，以及预示到其在现代文明下将会不可抑制的消亡的另一半，构成了一个个体自身的两个方向上的紧张关系，而这一部分将在后面的部分中详细分析）。
此章开篇用孔子的儒家经典中的一句“君子不器”点题，短短四字的一句话就把儒家君子和专业化、技术化（即所谓的“器”）一刀割裂开来，从此再难归一。由此，铺陈出了一个二元对立式的框架：即一个专业和非专业的黑白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概念都是冲突的——审美和逻辑，人文科学和商业，优雅风度和对金钱的追逐，墨守陈规和创造力的翻新等等——众多的分野和对立的语汇“阵营”被建造（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上看，岂不是正如同冷战时期的世界两大阵营对立一般吗？而在这种格局下的理论必然和时代的构成隐隐的呼应和一致了）。
但是，在这一套貌似坚固的语汇中，列文森思维的突破藩篱之处（即突破了时代的束缚之处）亦被凸显，他不忘特别提到一群又一群的特殊群体存在，而不是将他们删除出这套本应抵抗异质的顽固的体系，比如指出主张专业化的“明遗老”也曾为数不少（如八大山人），尽管最终为了不破坏既定的结论，他也会（牵强的）指出由于这些人的政治边缘地位，使得他们根本无法撼动以满清官员为主导的反职业化传统的延续性。
其实，列文森很少会说一些结论性的话语，主要还是专注在事实的错综复杂的表述上。尽管列文森的结论可能是被的确证实有很大误区，但是借用郑家栋老师在此书序中的一句话“评价列文森这样的学者和思想家，‘正确’与‘错误’的判断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在很多情况下，‘深刻’与‘平庸’的划界或许更有意义。”的确，作为一个“西方东亚近代史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无可否认，列文森行文大气，高屋建瓴，字里行间更带有一种无人能及的诗性和才情。而他最厉害的地方，还是在于，善于在不同文化比较中发现文化的深层次问题。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诗性的才情，恰与很多他所抨击的儒家士大夫文人有强烈的精神共通之处。
显然，全书所做的细致又精辟的论述并非全然没有价值，至少可以说，它让后世的批驳者的批驳都显得过于简单、过于取巧、过于“不费力气”了，列文森所陈列的是那么一个庞杂的世界，就像一个壮观、精细、繁复的高大建筑，尽管最后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而告终，但是观赏过全貌的人也很难不对它发出赞叹。
无论如何，借用前人的一句盖棺论定这部五十年前的杰作，便是“列文森的价值早已超出了著作本身，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他提出问题的角度，至今仍启发着一代又一代学人。”而这也许正是此书经历过漫长时间洗礼后所再次呈现出的终极意义所在。
完
一 、
本书为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最为重要的著作，也是谈及西方学界的中国（近代）史学研究时绝对无法跳过的代表作。尽管书中的有些观点，后人没有理由不怀疑，但是，撇开对最终结论的正误的纠缠，本书仍旧是一部“天才之作”。其中，深刻的洞见、缜密的思维、难以遏制的文采以及敏捷的思辩，具有绝对不可撼动的地位、意义和价值。
同时，本书又是二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作。五十年代以前，也就是在费正清（john K.Fairbank）之前，西方世界的中国学研究一直徘徊在一套“古董式”的古代传统汉学研究上，其实是对“美和古旧”的一种单纯观赏的脱离时代的取向，而费正清的介入，使该领域的专注点转移到了对“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作者列文森正是费正清的的弟子，由于他对这套冷战时期流行的“冲击-反应”研究方法的内涵的突破性挖掘和凸显，因而使其在西方史学界普遍被认为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书中着重的研究了儒教文化，包括它内部的精神气质、以及此种精神气质的“外壳”在中国近代史上狡猾性的几次微妙演变，随即，敏锐的指出——这种改变，实质上并未触动根本。并以此推衍出，清末以来，中国被西方殖民帝国打得透不过气，以及儒家为首的文化系统被西潮摧折得土崩瓦解，实非偶然。
归根到底，儒学自身的内部的困境才是致命的，这套系统的毁坏源自于内部。换句话说，儒家文明在近代决定性的大溃败，一方面是由于西方船坚炮利的“刺激”而崩摧，而另一方面，则是这套儒教文化从源头起就注定了的无可避免的悲情命运，即整个文化体系内部的停滞和衰落早已埋藏甚久了。
其实这个观念显然是值得商讨的，但是，论证此观点之时，此书在一个方面却做的很好——它并没有模式化的“一步到位”，简单的切入终点、过早的宣告“儒教中国”必将“死亡”的命运。而是相反的，采取了一种迂回婉转的前进方式，逐步的潜入了明末清初隐射出的儒家文化深层的脉络， 由表及里、层层深入——从清初经验论 到士大夫文人画理想的印证，从经学运动到革命话语的嬗变，从君主制衰亡到官僚系统互相的角逐制约，甚至，从中国人自近代以来极为深刻严重的思想危机 到 最终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一系列的强制性抵御和策略性突围——都被抽丝剥茧、互相比照、反复观察，并在细节的意义上给予重新挖掘。
纵观全书，重点讨论的是以儒教为核心的三块大区域的内容—— 一是“思想的继承性问题”、一是“君主制衰亡的问题”、最后则是“历史意义的问题”，而本书也正是由这三个框架所构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
而所谓的一系列诸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等，具有超前的现代意识的命题话语的渗入，一方面奠定了全书二元对立的基本立场和论证方式；另一方面，又通过“有序的介入”，层层编织在缜密精细的论述之中，则让全书显得视野开阔、高屋建瓴、独具慧眼，更成为同类研究中一道无法逾越的高峰。
其实，即使如此，列文森的浩大工程最后也被证明只不过归结为目标清晰的一点，即为了用手术刀剖开儒教文化的外部的说辞下所力图遮掩的实质——对进步、科学、商业、功利主义等近代性语汇的根本性的排斥，并找出该种排斥的自相矛盾和自我耗损之处，最终以便提出的是一个实际上是韦伯式的置疑：“中国在十七、十八世纪涌现了一批“唯物主义思想家”，是否昭示着，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也能实现以理性为内在精神的现代化？”
书中的答案是否定的。
二
列文森在他1953年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一书中，曾如此评价梁氏道：“如果一人拥有能打开他所在囚笼的钥匙，那么他早已不在他的囚笼之中。”这句话作为列文森的注语也是恰如其分的——显然，列文森本人也不会有那把所谓“自己牢笼的钥匙”——作为最早一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海外学者，他所处时代的冷战氛围、占主流的学术倾向、对模式的偏爱，无一例外的使他的研究方式脱除不了所谓“时代的局限性”，而他的结论更是受到后世广泛的批驳了。
如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专门就以费正清、列文森为首的一系列美国汉学研究者的研究模式和观念做出针锋相对的系统性指责，首先将一套西方中心观的“冲击—反应”模式作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认为他们忽略了明末清初那个时期西方本身的历史动荡和重组的时期，以及中国儒教传统内部其实是有无可替代的自主性现代化资源的。换言之，讨论的根本是中国社会是“死水一潭”还是“暗流涌动”？是被动的等待着被启蒙，还是具有自我整合历史的另一种能力？
回到本书，我个人认为列文森的缺陷其实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矛盾的是，同时这种缺陷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构成了亮点所在）。
第一， 它的体系是纯粹的二元割裂的（也是韦伯式框架下论证的必然趋势）。
第二，它是偏重思辩的而非实证的，会导致例子比较虚和轻，没有足够的分量（但是其实在运用同种模式作者中，列文森的实例列举已经是庞杂繁复和异常详实的了）。
第三，思想跳跃，语言偏向于诗意和文学性，而丧失了所谓的严谨（传统学术界对这一点相当排斥）。
作为印证，我想选书中广受赞誉第一卷中的一章“明和清初社会的文人理想：来自绘画的证据”进行分析，探讨列文森表述的具体漏洞。首先，列氏个人情结暴露的关键点在于一开篇，他就提到了斯威夫特（一个英国19世纪的讽刺小说家，以憎恶现代性的文明且固守古典而著称），并直言不讳的明言其已经“在愤怒和疯狂中死去”，目的是要象征性的暗示了儒家知识份子同样性质的悲情命运。
而这一种暗示，揭露的又是作者本身的矛盾与分裂，他其实在感性上是一个彻头彻尾斯威夫特式的学者，但是他又无可奈何的要站在现代性的的视角下。杜维明对中国知识份子的一段表述也许恰好可以用到列文森身上，即“他们在情感上认同儒家人文主义，是对过去一种徒劳的、乡愁的祈向而；他们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科学价值，只是了解到其为当今的必然之势。”“他们对过去的认同，缺乏知性的理据，而他们对当今的认同，则缺乏情感的强度。”
其实列文森的裂隙的鸿沟也是根源于此，他的表述方式正如费正清所言的，是“矛盾的、诡谲的”，而恰恰也是这个自我鸿沟的附产品，换言之，列文森为什么没有办法用一套“统一和融合的笔法”来表明他的观点，而偏偏用一种古怪话语体系来阐述？为何他要说明一个道理却又在他所要否定的事物上花大段的篇幅描摹？一方面他作为“脆弱和美的古典的诗情画意”的怀念。而另一方面，又窥见了现代世界无可避免将要走向功利、效率和速度的统治，古典灭亡的无可避免，让他陷入了表述的两难境地。
当然，回到他对“儒家文化与摈弃实用性”的这些观察和推论也有其让人质疑的地方，当然列文森在这一段里也显示出了漏洞。
比如，他在明清的科举制以及八股文当中，看到的是只“具有极端美学价值”和“纯文学修养”，不是职业化，更没有“有用性”；又比如，他认为，中国官员的选拔系统（科举），其实难以自圆其说（从西方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因为，“阅读儒家经典”能使官员树立起依靠道德榜样进行统治的理想，而“道德榜样”却是虚伪的，无法赋予他们专业的管理技能，更是一无是处——“当官职被用来象征高的文化、知识和文明的终极价值时，做官就明显地要优越于其他社会角色”；
再比如，董其昌等人对南宗和佛教审美观的选择，对精确绘画技术（北宗的所谓院画）的排斥，取而代之的是一套“顿悟”和“无法言说”的虚无说辞，却在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话语上占有普遍优势，是以，中国的传统主义者保持着和西方先锋派一样的观念却能占据着社会思想的主流，而后者显然是被极端边缘化的存在；
所以，所谓反墨守陈规得创作观实际上是对墨守陈规的又一次继承，等等。
由此，他得出的一个异常尖锐的结论便是——“(儒教中国)，这个不是在哲学上和逻辑上而是在社会学上很自然的走向反墨守陈规的社会，是权威、教条和常规的庇护所。”
可是，这里我提出的疑问便是，科举制是否是带有有用性的，而所谓的“只有美学价值”是否意味着美学价值本身就带有社会管理的行政效率？比如现今美国总统的竞选机制同样要求候选人的演讲才能和人际关系，而却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和先进的专业技能，这是否和中国古代官员的审美能力的要求有殊途同归的关系？又比如，一套具有职业性的专业管理人员“幕僚”等实际上是维持这套官民系统的真正“操作者”，这样的人群撇开不谈是否合适？
相较于列文森忽略掉的这些历史的“螺纹”，恰好在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1980）一书中被重新发掘出来。和《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视点相异，沟口反对欧洲中心价值的历史观，想呈现的是“近代”这个概念市如何扎根于亚洲，又与民族内部的思想史脉络勾连起来，融成一体。由此，他使用的方法是先上溯到亚洲的“前近代”，并在其中找到“私”思想（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渊源。也就是说，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认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固有的或本来的历史价值。尤其是中国传统文明作为一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简单而武断地宣判其命运的终结，必然忽略其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现代社会的价值。
有趣的是，印度学者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把传统的第三世界国家近代化的历史统称为“启蒙历史”观，说的就是自19世纪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观为源头的线性历史观，而他对这种历史观表示质疑，认为东方国家的“自我”在这种表述中归于空无，自己则创造了“复线历史”一词，想借此重新挖掘被遗忘的碎片，交互阅读也较有意思。
三
若把这本书拿出来和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比较，同样有对晚期帝制中国的研究，同样是在“冲击-回应”模式下所制造的“产品” （而该模式正是八十年代时被柯文为代表的一批新学者所强烈批判的），费、列在前后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甚至是相反向度的）。
首先，费氏显然是偏重实证的，而非到万不得已时决不会轻下结论，尤其在史实的探索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而列文森则相反的格外重视思辩和推衍，史实的实例只作为一个更类似于美学上的装缀，他的着重点始终在于想要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更深的进一步挖出某些历史演变背后的意味和内涵，以便于做更为形而上和总括性的思考，所以，他的作品也曾被一度认为显现出一种所谓的“深思熟虑的独创性”（自然是指区别于他之前的更早的中国史的研究者）；而另一方面，也自然亦被诟病为“异想天开”，或是“究竟是自己的臆断，还是历史的真实？”。换言之，在对一套所谓的规范和史学家的节律上，费正清显然做的更好，但是列文森由于天生的叛逆和不遵守“游戏规则”，而使得他的思考更为接近事物的本质，也更鲜活，甚至还带有“历史哲学的意味”。也正是由于如此，列文森才能让一套原本封死的“模式”、整体架构、观念变为一系列灵动的、系统的、具有弹性的理论和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魏斐德（列文森的学生和同事）的《洪业——清朝开国史》作为和列氏书中研究在时间线上很大区域重合的一块，即把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中的明清换代过程，作为思考课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诸方面的描摹，详细阐述了一个帝国（明）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另一个帝国（清）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作了总体的解剖和透视。魏斐德评价列文森的观念时曾说过：“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是真实的？”实际上说明的正是魏氏思维的一个向度，即是说他的理论研究其实是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的见解，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历史应该是民族文化身份和普世价值的共存，是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共存。随着列文森突然辞世（游泳时发生意外），魏斐德进一步阐释并发展了这一史学观，这一些观念充分体现在他的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历史与意志》、《中国帝制的衰亡》、《讲述中国的历史》等书之中。但是，比起列文森“复杂而且诡谲的表述语言”、层层叠叠的自相矛盾又充满了冲突美感的论述，魏斐德还是显得太“圆满”了、太平和了，而很遗憾的缺乏了一种列文森所具有的所谓“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那样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宏大且激越的风格。
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关于列文森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和卓越的辩论“款式”已被我多次提及，这其实也正是我认为列文森真正能流传后世并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他普遍被标榜的观点精确、论证严密。于是，我想再选取文人画一章来做一个梳理性质的肌理剖析。一方面，由于该章与绘画紧密的联系，充分反映了列文森的艺术直觉的敏锐和思路的错综复杂，另一方面，他表达的悖论之处也同时暴露了他内在的痛苦分裂状况，这种分裂又源于一种脆弱又执迷的文人情调（即对美和艺术的偏爱的一半，以及预示到其在现代文明下将会不可抑制的消亡的另一半，构成了一个个体自身的两个方向上的紧张关系，而这一部分将在后面的部分中详细分析）。
此章开篇用孔子的儒家经典中的一句“君子不器”点题，短短四字的一句话就把儒家君子和专业化、技术化（即所谓的“器”）一刀割裂开来，从此再难归一。由此，铺陈出了一个二元对立式的框架：即一个专业和非专业的黑白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概念都是冲突的——审美和逻辑，人文科学和商业，优雅风度和对金钱的追逐，墨守陈规和创造力的翻新等等——众多的分野和对立的语汇“阵营”被建造（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上看，岂不是正如同冷战时期的世界两大阵营对立一般吗？而在这种格局下的理论必然和时代的构成隐隐的呼应和一致了）。
但是，在这一套貌似坚固的语汇中，列文森思维的突破藩篱之处（即突破了时代的束缚之处）亦被凸显，他不忘特别提到一群又一群的特殊群体存在，而不是将他们删除出这套本应抵抗异质的顽固的体系，比如指出主张专业化的“明遗老”也曾为数不少（如八大山人），尽管最终为了不破坏既定的结论，他也会（牵强的）指出由于这些人的政治边缘地位，使得他们根本无法撼动以满清官员为主导的反职业化传统的延续性。
其实，列文森很少会说一些结论性的话语，主要还是专注在事实的错综复杂的表述上。尽管列文森的结论可能是被的确证实有很大误区，但是借用郑家栋老师在此书序中的一句话“评价列文森这样的学者和思想家，‘正确’与‘错误’的判断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在很多情况下，‘深刻’与‘平庸’的划界或许更有意义。”的确，作为一个“西方东亚近代史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无可否认，列文森行文大气，高屋建瓴，字里行间更带有一种无人能及的诗性和才情。而他最厉害的地方，还是在于，善于在不同文化比较中发现文化的深层次问题。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诗性的才情，恰与很多他所抨击的儒家士大夫文人有强烈的精神共通之处。
显然，全书所做的细致又精辟的论述并非全然没有价值，至少可以说，它让后世的批驳者的批驳都显得过于简单、过于取巧、过于“不费力气”了，列文森所陈列的是那么一个庞杂的世界，就像一个壮观、精细、繁复的高大建筑，尽管最后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而告终，但是观赏过全貌的人也很难不对它发出赞叹。
无论如何，借用前人的一句盖棺论定这部五十年前的杰作，便是“列文森的价值早已超出了著作本身，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他提出问题的角度，至今仍启发着一代又一代学人。”而这也许正是此书经历过漫长时间洗礼后所再次呈现出的终极意义所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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