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不起也要躲得起
勿为邪恶的魔法为虎作伥
政治活动是人类社会的激流之一，知识分子与之遭遇时，到底会做出何种反应？参与、回避、拮抗，这三种姿态看似简单，实际上做任何一种选择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翻检二十世纪的历史，对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本雅明、萨特、福柯等人遭遇极权主义时的行藏做了批评，读罢多少有点历史不忍细看的慨叹。
海德格尔在纳粹当政以后出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并于1933年5月加入纳粹党。获得任命以后，海德格尔不遗余力地对纳粹推行的教育改革举办宣传讲座，而且每次讲座结束以后不忘高呼“希特勒万岁”。他在演讲时也说过：“不要让命题或观点成为你存在的原则，元首，只有元首是德国现实和法律的现在和未来。”海德格尔说，存在主义本来就和纳粹具有结合点，他顺带踩了尼采一脚，说他的思想在尼采那里可以找到渊源，他甚至把这个归之于德国哲学的伟大传统。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再版《存在与时间》，删除了给导师胡塞尔的献词，并远离曾经的犹太人师友。
后来马克·里拉发表系列文章，我们方才了解到更多的事实。海德格尔的为虎作伥；本雅明的绝望自杀；萨特一直拒绝承认古拉格群岛的存在；福柯检证了古典时代的极刑与专制，却在1978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时前往德黑兰，公开赞扬其政治领袖是“政治上的教士”，认为那场“革命”反映了一种健全的、“充满斗争和牺牲的宗教”。
思考之后，发现这枚思想史的硬币还有另一面。对于海德格尔在政治立场上转向纳粹，雅斯贝尔斯在给他的信中义正辞严地写道：“如果我们之间曾共有过哲学冲动的东西，那么，请对你自己的天赋负责！……勿为邪恶的魔法为虎作伥。”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也还有别的知识分子对可能危害人类的政治行为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马尔克斯。冷战时期苏联、美国的核试验的相关环保措施都是很有限的，萨哈罗夫作为前苏联当时体制内的核科学家，公开站出来呼吁停止核试验，这样的勇气着实让人敬佩，他也因此荣获197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冷战期间美国在进行核爆试验时造成的灾难也有人予以揭露，有美国电影导演将这个拍成电影《隔山有眼》，也有像《五十年伤痕》的作者李波厄特对此提出严肃的批评。
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有这样的知识人。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表》触怒唐宪宗，“一朝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一文中也谈到范仲淹三次上书都被贬斥，一次比一次贬得更为偏远，每次都有很多友人去送他，而且认为他一次比一次光荣，到第三次的时候，范仲淹开玩笑说，“吾已三光”。对中国知识人与政治、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比较详细而精彩的叙述则见于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一书。
与余英时不同，李欧梵似乎还是喜欢知识分子这个说法，他还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有机知识分子，另一类称为机动知识分子。前者指的是那种勇于担当的知识人，意思近于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后者指的是那种以知识技能谋生的普通知识人。李欧梵先生还以美国、香港为例，说明后一种知识分子也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似乎主张对这部分人应该保持宽容。
当然，马克·里拉讨论的焦点是知识分子遭遇暴政或者僭主政治时的选择。在这种危机时刻，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不应该为虎作伥，即便与虎谋皮都是危险的。让人比较安慰的是，我们还有雅斯贝尔斯。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称赞雅斯贝尔斯为世界公民，雅斯贝尔斯不负人类的良知，确实堪为表率。
来源：南方都市报
政治活动是人类社会的激流之一，知识分子与之遭遇时，到底会做出何种反应？参与、回避、拮抗，这三种姿态看似简单，实际上做任何一种选择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翻检二十世纪的历史，对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本雅明、萨特、福柯等人遭遇极权主义时的行藏做了批评，读罢多少有点历史不忍细看的慨叹。
海德格尔在纳粹当政以后出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并于1933年5月加入纳粹党。获得任命以后，海德格尔不遗余力地对纳粹推行的教育改革举办宣传讲座，而且每次讲座结束以后不忘高呼“希特勒万岁”。他在演讲时也说过：“不要让命题或观点成为你存在的原则，元首，只有元首是德国现实和法律的现在和未来。”海德格尔说，存在主义本来就和纳粹具有结合点，他顺带踩了尼采一脚，说他的思想在尼采那里可以找到渊源，他甚至把这个归之于德国哲学的伟大传统。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再版《存在与时间》，删除了给导师胡塞尔的献词，并远离曾经的犹太人师友。
后来马克·里拉发表系列文章，我们方才了解到更多的事实。海德格尔的为虎作伥；本雅明的绝望自杀；萨特一直拒绝承认古拉格群岛的存在；福柯检证了古典时代的极刑与专制，却在1978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时前往德黑兰，公开赞扬其政治领袖是“政治上的教士”，认为那场“革命”反映了一种健全的、“充满斗争和牺牲的宗教”。
思考之后，发现这枚思想史的硬币还有另一面。对于海德格尔在政治立场上转向纳粹，雅斯贝尔斯在给他的信中义正辞严地写道：“如果我们之间曾共有过哲学冲动的东西，那么，请对你自己的天赋负责！……勿为邪恶的魔法为虎作伥。”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也还有别的知识分子对可能危害人类的政治行为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马尔克斯。冷战时期苏联、美国的核试验的相关环保措施都是很有限的，萨哈罗夫作为前苏联当时体制内的核科学家，公开站出来呼吁停止核试验，这样的勇气着实让人敬佩，他也因此荣获197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冷战期间美国在进行核爆试验时造成的灾难也有人予以揭露，有美国电影导演将这个拍成电影《隔山有眼》，也有像《五十年伤痕》的作者李波厄特对此提出严肃的批评。
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有这样的知识人。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表》触怒唐宪宗，“一朝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余英时先生在《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一文中也谈到范仲淹三次上书都被贬斥，一次比一次贬得更为偏远，每次都有很多友人去送他，而且认为他一次比一次光荣，到第三次的时候，范仲淹开玩笑说，“吾已三光”。对中国知识人与政治、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比较详细而精彩的叙述则见于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一书。
与余英时不同，李欧梵似乎还是喜欢知识分子这个说法，他还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有机知识分子，另一类称为机动知识分子。前者指的是那种勇于担当的知识人，意思近于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后者指的是那种以知识技能谋生的普通知识人。李欧梵先生还以美国、香港为例，说明后一种知识分子也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似乎主张对这部分人应该保持宽容。
当然，马克·里拉讨论的焦点是知识分子遭遇暴政或者僭主政治时的选择。在这种危机时刻，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不应该为虎作伥，即便与虎谋皮都是危险的。让人比较安慰的是，我们还有雅斯贝尔斯。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称赞雅斯贝尔斯为世界公民，雅斯贝尔斯不负人类的良知，确实堪为表率。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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