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还是“改”
见到了译林的版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那种小开本对照看了一下。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前言说文字部分大致上一仍其旧（朱生豪译本），只有少量改动。那么这次对照，我想上海古籍出版社说的是不错的。至少这两种版本的差别不是一个大字所能包含的。
我们说“校”，便应该以原本为依据，那么原本的凡例，所谓发凡起例，便应当是“校”者首先应当清楚地，不应当抑制不住自己“作”的欲望，须知对于朱生豪的译本，在我们这里恐怕增色不了多少了。除非拿梁译本和它对照（我未见到）。我们尽可说曹未风卞之琳田汉方平等等译者的也很对口味，也会许多人喜欢，但前提是朱译本的无可替代。这样，“校”贵在本分。凡例即是他们应当奉为圭臬的，译者在安排字句、句间结构、结尾语气词上的选择（比如朱译本很少见志得意满书生腐气的而又蠢笨的“嘛”字，译林般到多处改或加上“嘛”字），译者在翻译时的改动原意、少量的与原文的参差偏差、或者对原文并未有的词句的添加，这些我们应当从译者的凡例中去认清哪些是这种自觉。“校”者所要做的是对理解上完全错误的地方，也即是说真正的译者体会错误的地方，“校”者酌予更动，并注明。对于显为译者有意为之的变动，有意为之的添加，有意为之的删除（可添加，但当注明），“校”者似无着力出。否则，你另起炉灶吧。
这是最基本的“校”者的态度，“述”的态度。而这一切又建立在“校”者的不自以为是，不乡愿，不愚昧，不是志得意满的伧夫，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进化论者。
我觉得这是不错的吧。
只要看到译林版偏在较短的句子中特别只在一些语气程度上、句尾语气词上、添加一些“里”“了”“在”“嘛”、删除一些“里””“了”“在”“自己”（“我自己”删掉“自己”）。而最要命的便是译者所要的泼辣，所要的华丽，所要的庄重，所要的双关，所要的悠缓，所要的匆促，所要的诵读感，被替代为符合原文意思的谷歌翻译式的“校”。事实上多数的更动只是程度上的更动。而从这种程度上的理解，我们不难由《译者自序》中体会到那里涵有着译者的谨慎与心血（如何方能匹配于“心血”二字呢，巴豆一样的心血）。译本的精华所在或者确实不在这些程度上的差别更动，但自然的，这种程度上的区别是伴随着态度上的沟壑——珍重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伴随着的是你是否“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是否“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管不辍”，是否“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伴随着你到底是一个面目可爱的功臣或是一个热衷于翻修古建为簇新模样的官员。当一个人所热切去要的的东西被得意洋洋的伧夫木吃吃的拿去时，他无疑是会死掉的。因为明显的，这样的一种剥夺原来是在说，原译者纯粹是一个蠢货。你可以听到他们的嘿嘿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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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朱生豪《译者自序》，或曰凡例：
于世界文学史中，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为词坛之宗匠，诗人之冠冕者，其唯希腊之荷马，意大利之但丁，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乎。此四子者，各于其不同之时代及环境中，发为不朽之歌声。然荷马史诗中之英雄，既与吾人之现实生活相去过远，但丁之天堂地狱，复与近代思想诸多抵牾；歌德去吾人较近，彼实为近代精神之卓越的代表。然以超脱时空限制一点而论，则莎士比亚之成就，实远在三子之上。盖莎翁笔下之人物，虽多为古代之贵族阶级，然彼所发掘者，实为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故虽经三百余年以后，不仅其书为全世界文学之士所耽读，其剧本且在各国舞台与银幕上历久搬演而弗衰，盖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与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
中国读者闻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尝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
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廿四年春，得前辈詹文浒先生之鼓励，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越年战事发生，历年来辛苦搜集之各种莎集版本，及诸家注释考证批评之书，不下一二百册，悉数毁于炮火，仓卒中惟携出牛津版全集一册，及译稿数本而已，厥后转辗流徙，为生活而奔波，更无暇晷，以续未竞之志。及三十一年春，目睹世变日亟，闭户家居，摈绝外务，始得专心一志，致力译事。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管不辍。凡前后历十年而全稿完成(案译者撰此文时，原拟在半年后可以译竞。讵意体力不支，厥功未竞，而因病重辍笔)，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兹矣。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遏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
我们说“校”，便应该以原本为依据，那么原本的凡例，所谓发凡起例，便应当是“校”者首先应当清楚地，不应当抑制不住自己“作”的欲望，须知对于朱生豪的译本，在我们这里恐怕增色不了多少了。除非拿梁译本和它对照（我未见到）。我们尽可说曹未风卞之琳田汉方平等等译者的也很对口味，也会许多人喜欢，但前提是朱译本的无可替代。这样，“校”贵在本分。凡例即是他们应当奉为圭臬的，译者在安排字句、句间结构、结尾语气词上的选择（比如朱译本很少见志得意满书生腐气的而又蠢笨的“嘛”字，译林般到多处改或加上“嘛”字），译者在翻译时的改动原意、少量的与原文的参差偏差、或者对原文并未有的词句的添加，这些我们应当从译者的凡例中去认清哪些是这种自觉。“校”者所要做的是对理解上完全错误的地方，也即是说真正的译者体会错误的地方，“校”者酌予更动，并注明。对于显为译者有意为之的变动，有意为之的添加，有意为之的删除（可添加，但当注明），“校”者似无着力出。否则，你另起炉灶吧。
这是最基本的“校”者的态度，“述”的态度。而这一切又建立在“校”者的不自以为是，不乡愿，不愚昧，不是志得意满的伧夫，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进化论者。
我觉得这是不错的吧。
只要看到译林版偏在较短的句子中特别只在一些语气程度上、句尾语气词上、添加一些“里”“了”“在”“嘛”、删除一些“里””“了”“在”“自己”（“我自己”删掉“自己”）。而最要命的便是译者所要的泼辣，所要的华丽，所要的庄重，所要的双关，所要的悠缓，所要的匆促，所要的诵读感，被替代为符合原文意思的谷歌翻译式的“校”。事实上多数的更动只是程度上的更动。而从这种程度上的理解，我们不难由《译者自序》中体会到那里涵有着译者的谨慎与心血（如何方能匹配于“心血”二字呢，巴豆一样的心血）。译本的精华所在或者确实不在这些程度上的差别更动，但自然的，这种程度上的区别是伴随着态度上的沟壑——珍重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伴随着的是你是否“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是否“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管不辍”，是否“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伴随着你到底是一个面目可爱的功臣或是一个热衷于翻修古建为簇新模样的官员。当一个人所热切去要的的东西被得意洋洋的伧夫木吃吃的拿去时，他无疑是会死掉的。因为明显的，这样的一种剥夺原来是在说，原译者纯粹是一个蠢货。你可以听到他们的嘿嘿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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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朱生豪《译者自序》，或曰凡例：
于世界文学史中，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为词坛之宗匠，诗人之冠冕者，其唯希腊之荷马，意大利之但丁，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乎。此四子者，各于其不同之时代及环境中，发为不朽之歌声。然荷马史诗中之英雄，既与吾人之现实生活相去过远，但丁之天堂地狱，复与近代思想诸多抵牾；歌德去吾人较近，彼实为近代精神之卓越的代表。然以超脱时空限制一点而论，则莎士比亚之成就，实远在三子之上。盖莎翁笔下之人物，虽多为古代之贵族阶级，然彼所发掘者，实为古今中外贵贱贫富人人所同具之人性。故虽经三百余年以后，不仅其书为全世界文学之士所耽读，其剧本且在各国舞台与银幕上历久搬演而弗衰，盖由其作品中具有永久性与普遍性，故能深入人心如此耳。
中国读者闻莎翁大名已久，文坛知名之士，亦尝将其作品，译出多种，然历观坊间各译本，失之于粗疏草率者尚少，失之于拘泥生硬者实繁有徒。拘泥字句之结果，不仅原作神味，荡焉无存，甚且艰深晦涩，有若天书，令人不能卒读，此则译者之过，莎翁不能任其咎者也。
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廿四年春，得前辈詹文浒先生之鼓励，始着手为翻译全集之尝试。越年战事发生，历年来辛苦搜集之各种莎集版本，及诸家注释考证批评之书，不下一二百册，悉数毁于炮火，仓卒中惟携出牛津版全集一册，及译稿数本而已，厥后转辗流徙，为生活而奔波，更无暇晷，以续未竞之志。及三十一年春，目睹世变日亟，闭户家居，摈绝外务，始得专心一志，致力译事。虽贫穷疾病，交相煎迫，而埋头伏案，握管不辍。凡前后历十年而全稿完成(案译者撰此文时，原拟在半年后可以译竞。讵意体力不支，厥功未竞，而因病重辍笔)，夫以译莎工作之艰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已尽注于兹矣。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遏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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