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此理论看待央视和中国媒介现状
法兰克福学派的顶梁柱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其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主张用“文化工业”来代替“大众文化”来表示现代大众传媒及其传播的流行文化。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不是艺术品，而是商品，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市场上销售可以替代的项目被生产出来，其目的是为了交换和实现商业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真正精神需要。概括而言，文化工业这个批判性的概念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文化工业以艺术为名，兜售的其实是可以获取商业利润的文化商品，使大众的闲暇时间变为另一种可以被剥削的劳动；其二，文化工业具有浓厚的而隐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力量，在人们忘乎所以地享受文化快感时，隐蔽地操纵了人们的身心乃至潜意识活动。大众文化或者说文化工业，是一种控制变得更加密不透风，使社会统治秩序变得更加坚固的“社会水泥”。这个概念暗示了大众文化的本质属性，表明其只不过是商品生产和消费体系的产物。
我今晚和一位好朋友吃饭，她的经历让我再一次验证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伟大之处--远在大众文化兴起之前就对它有了极其深刻的批判性认识。我朋友在为一家演艺公司工作，主要内容是作为导演的助理，承接各种大型晚会和演出。在这里先要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目前的大众传媒体制极其特征。
我国目前是完全的国有的有限的商业运作体系机制。基本特点是：
一是，完全依赖政府领导，由政府任命国家媒介的领导，政府决定其工作方针，负责部分的经费来源(历史上是大部分，现在是小部分)；而是，政府的宣传机构，义不容辞地承担宣传党政和政府重大理论、方针、政策的职责；三是，节目通常严肃呆板，以新闻评论和教育节目为主（改革开放前的特点，现在已经是在把重点放在了娱乐）。
中央电视台便是现行媒介体制的最好代表，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它是党的喉舌，政府的宣传机构，以至于那些畏惧中央电视台的强大的政治力量的企业，不得不舍得血本，巨额投标广告，以至于中央电视台赚得钵满盆溢。2008年，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曾报道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竞价排名制度使得一些虚假医院和医药公司产品能够通过网络销售大量非法药品。节目播出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广大百姓纷纷拍手称快。大家似乎能从这种节目中获得一种快感，那是夹杂仇富、狂热、发泄的情感。百度的竞价排名制度怎么能让一些虚假公司榜上有名呢？这不是坑害百姓么？中央电视台这个时候似乎成了他们间接行使权利的工具。那是中国广大普通百姓，几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因为长期被奴役被压迫而产生的一种畸形的变态的权力行使欲望。这种快感使得大众对政府产生认同感，大众媒介的“社会水泥”的作用就是体现在这里，大众不自觉当中已经放弃了抵抗，自觉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和统治的任务。同时，当大众在家满足于欣赏娱乐节目的时候，电视媒介其实已经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卖给了广告。换句话说，电视媒介不仅收我们的有线电视费用，还把广告引入家门。这就是阿多诺所说的“把大众的闲暇时间变成了另一种被剥削的劳动”，虽然这种定义本身充满了偏激和极端，但是它却人震惊，原来这就是本质。
回到刚才，什么叫虚假广告？为什么竞价排名就有错？请问，中央电视台新闻三十分后面的广告不是竞价而来的？请问中央电视台的脑白金广告不是虚假广告？当年《南方周末》因揭露脑白金的虚假成分，史玉柱连夜从深圳飞往广州想阻止《南方周末》刊登，但是遭到了拒绝。而央视，难道在刊登一条广告时有对这家公司进行调查了解？尤其可耻的是，央视曾经报道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问题。请问央视播出这种广告是不是一种“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为？百度作为中国互联网的老大，尽管在网络上有着无限风光，但是，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在政治力量抗衡上和央视简直不在同一个档次。央视可以对任何一家企业进行揭露，但是没有谁能掀起抵制央视的浪潮。唐骏来小礼堂讲座时曾经谈到，在中国企业家最需要的不是经济知识，而是政治敏感度。2009年的春节晚会，不出所料，我们看到了百度对春晚进行的赞助。很多人没有了解到这个细节，稍微仔细想想，百度需要做广告吗？可是我们可爱的文清主持人在主持的最后一句都会加上“此次活动得到电子互联网公司百度的支持”。原因是什么？以下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测。央视对百度说“看你小子最近赚得比我还多诶，怎样，做几个广告如何？”百度一头雾水，“我干嘛上你做广告？你做你的电视，我做我的网络，我和你井水不犯河水。”央视恨恨而归，于是一出百度虚假广告的节目出来了。百度被打了一巴掌，还吃了个哑巴亏，有苦难言，只好乖乖交钱。央视尝到了甜头，把目标对准了Google。谷歌毕竟是外企，不喑国情，又被爆涉嫌宣传淫秽网站。当然，无论是虚假药品，还是宣传淫秽网站，这都是两家互联网公司对技术的控制不当，或者缺乏社会责任的表现。他们得到的惩罚无可厚非，可是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央视这种无赖式的敲诈。净化社会环境仅仅是其中一个小目的，更大的其中的经济讹诈。不信，你再用百度和谷歌搜索“激情，成人”等关键词，你觉得就没有了吗？你认为央视还会继续追究么？
我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媒介制度，即“一元体制，二元运作”。一元体制指的是媒介为国家所有，二元运行就是既要国家拨款又要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去获得广告利润，而后者现在已经成为所有媒介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体制下的媒介既要完成政治结构所要求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又要通过广告经营支撑媒介再生产。简要而言，就是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入，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要求的政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权力寻租成为常态。从央视著名导演赵安落马，到央视记者受贿，无一不都在用权力到市场寻找租金，无一不在讲述一个恒古不变的事实：权力和金钱的勾结。
未完待续
我今晚和一位好朋友吃饭，她的经历让我再一次验证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伟大之处--远在大众文化兴起之前就对它有了极其深刻的批判性认识。我朋友在为一家演艺公司工作，主要内容是作为导演的助理，承接各种大型晚会和演出。在这里先要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目前的大众传媒体制极其特征。
我国目前是完全的国有的有限的商业运作体系机制。基本特点是：
一是，完全依赖政府领导，由政府任命国家媒介的领导，政府决定其工作方针，负责部分的经费来源(历史上是大部分，现在是小部分)；而是，政府的宣传机构，义不容辞地承担宣传党政和政府重大理论、方针、政策的职责；三是，节目通常严肃呆板，以新闻评论和教育节目为主（改革开放前的特点，现在已经是在把重点放在了娱乐）。
中央电视台便是现行媒介体制的最好代表，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它是党的喉舌，政府的宣传机构，以至于那些畏惧中央电视台的强大的政治力量的企业，不得不舍得血本，巨额投标广告，以至于中央电视台赚得钵满盆溢。2008年，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曾报道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竞价排名制度使得一些虚假医院和医药公司产品能够通过网络销售大量非法药品。节目播出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广大百姓纷纷拍手称快。大家似乎能从这种节目中获得一种快感，那是夹杂仇富、狂热、发泄的情感。百度的竞价排名制度怎么能让一些虚假公司榜上有名呢？这不是坑害百姓么？中央电视台这个时候似乎成了他们间接行使权利的工具。那是中国广大普通百姓，几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因为长期被奴役被压迫而产生的一种畸形的变态的权力行使欲望。这种快感使得大众对政府产生认同感，大众媒介的“社会水泥”的作用就是体现在这里，大众不自觉当中已经放弃了抵抗，自觉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和统治的任务。同时，当大众在家满足于欣赏娱乐节目的时候，电视媒介其实已经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卖给了广告。换句话说，电视媒介不仅收我们的有线电视费用，还把广告引入家门。这就是阿多诺所说的“把大众的闲暇时间变成了另一种被剥削的劳动”，虽然这种定义本身充满了偏激和极端，但是它却人震惊，原来这就是本质。
回到刚才，什么叫虚假广告？为什么竞价排名就有错？请问，中央电视台新闻三十分后面的广告不是竞价而来的？请问中央电视台的脑白金广告不是虚假广告？当年《南方周末》因揭露脑白金的虚假成分，史玉柱连夜从深圳飞往广州想阻止《南方周末》刊登，但是遭到了拒绝。而央视，难道在刊登一条广告时有对这家公司进行调查了解？尤其可耻的是，央视曾经报道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问题。请问央视播出这种广告是不是一种“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为？百度作为中国互联网的老大，尽管在网络上有着无限风光，但是，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在政治力量抗衡上和央视简直不在同一个档次。央视可以对任何一家企业进行揭露，但是没有谁能掀起抵制央视的浪潮。唐骏来小礼堂讲座时曾经谈到，在中国企业家最需要的不是经济知识，而是政治敏感度。2009年的春节晚会，不出所料，我们看到了百度对春晚进行的赞助。很多人没有了解到这个细节，稍微仔细想想，百度需要做广告吗？可是我们可爱的文清主持人在主持的最后一句都会加上“此次活动得到电子互联网公司百度的支持”。原因是什么？以下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测。央视对百度说“看你小子最近赚得比我还多诶，怎样，做几个广告如何？”百度一头雾水，“我干嘛上你做广告？你做你的电视，我做我的网络，我和你井水不犯河水。”央视恨恨而归，于是一出百度虚假广告的节目出来了。百度被打了一巴掌，还吃了个哑巴亏，有苦难言，只好乖乖交钱。央视尝到了甜头，把目标对准了Google。谷歌毕竟是外企，不喑国情，又被爆涉嫌宣传淫秽网站。当然，无论是虚假药品，还是宣传淫秽网站，这都是两家互联网公司对技术的控制不当，或者缺乏社会责任的表现。他们得到的惩罚无可厚非，可是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央视这种无赖式的敲诈。净化社会环境仅仅是其中一个小目的，更大的其中的经济讹诈。不信，你再用百度和谷歌搜索“激情，成人”等关键词，你觉得就没有了吗？你认为央视还会继续追究么？
我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媒介制度，即“一元体制，二元运作”。一元体制指的是媒介为国家所有，二元运行就是既要国家拨款又要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去获得广告利润，而后者现在已经成为所有媒介的主要收入来源。这种体制下的媒介既要完成政治结构所要求的意识形态宣传任务，又要通过广告经营支撑媒介再生产。简要而言，就是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入，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要求的政治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权力寻租成为常态。从央视著名导演赵安落马，到央视记者受贿，无一不都在用权力到市场寻找租金，无一不在讲述一个恒古不变的事实：权力和金钱的勾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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