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的“去魅”与坚忍

一九一八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给青年学生做了题为《以学术为业》的演讲。出人意料，在演讲一开头，韦伯就告诫学生，“众多平庸之辈无疑在大学扮演重要角色”。在打算进入学术界之前，最好先问问自己，能不能“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 我第一次读这段话的时候，不由去想象，如果刚进大学，遇到韦伯说了这些话，会有怎样的反应。那个时候，我是相信学术界的神圣，相信象牙塔与尘世的隔离。我想我肯定会激愤地表达对韦伯的不满，嘲笑他虚无。可慢慢地，我的想法开始改变。大二的暑假，在中科院实习，看到那里的研究生边不紧不慢地做实验边闲聊奥运赛事；问他们这个实验有什么意义，他们的答案是可以发很好的论文。当时就很失望，开始怀疑象牙塔只是一些人修了一座城堡，把大众隔在城墙外面，城门上挂着“城内在从事神圣事业，闲人勿入”的牌子。其实城内做的事，也毫无神圣可言。后来在美国读博，耳闻亲历了一些事情，发现许多头顶光环的学术界大人物，许多发在《自然》，《科学》上的研究，也不过如此。我开始觉得，学术界的现状，的确为韦伯的话做了注脚。有时候会感叹，那个纯真地为学术而学术的年代，已经尘封在了历史之中。其实我心下清楚的，这个想法也只是自欺欺人，那个年代，也许从来就没有有过。牛顿和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发明权之争的故事，不就是明证吗？最近，《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又刊登了一篇文章，追溯了十八世纪中叶，欧洲科学界的一段公案。在那个启蒙的年代，那个崇尚知识、理性、光明的年代，学术界同样也有不光明的故事。 这出大戏的三个主角克莱罗、达郎贝尔和欧拉，在历史上都赫赫有名。欧拉是数学的一代宗师，几乎数学所有重要分支，都有名为欧拉的公式或者定理。我还记得大一的一个傍晚，我边散步边想到欧拉公式可以完全用级数展开严格证明出来，看着落日洒下的余晖，竟生出神秘奇幻的美感。［1］达朗贝尔是法国著名数学家，也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和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是启蒙运动里程碑式著作，他为《百科全书》撰写的导论，以一览众山小的气概，阐述人类思维的结构，也是研究启蒙思想必读的文献。克莱罗虽然名声稍逊，但也是数学史上罕见的天才，九岁开始学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十六岁发表关于二重曲率曲面的论文，十八岁即破格进入法国科学院。 把这些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联系到这桩公案的，是一个天文问题：如何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去解释月球绕地球的运动。由于月球同时受太阳和地球的吸引，实际计算极其复杂，而且计算结果与天文观测并不相符。克莱罗、达朗贝尔和欧拉都认为，只有对万有引力定律加以修正，才可以解释月球的运动。一七四七年十一月，克莱罗在法国科学院公布了他的方案：万有引力定律必须添上一个项。六个月后，克莱罗发现以前理论和观察的偏差，是由于计算时忽略一个不该忽略的项。［2］于是在四九年春，克莱罗在法国科学院宣布收回了最初的论文，并称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就完全可以解释月球的运动。克莱罗没有公布计算的过程，但出于谨慎，同在法国科学院的达朗贝尔在当天下午，也宣布撤回自己原先的论文。尽管直到五一年初，达朗贝尔还是没有办法通过万有引力定律解释月球的轨道，但在编辑《百科全书》相关辞条的时候，达朗贝尔含混地说，自己找到了这个办法。而由于克莱罗在通信中有意的隐瞒，远在瑞士欧拉压根就不知道克莱罗已经有了新的结果。直到后来，一个听了克莱罗报告的青年天文学家告诉了欧拉这件事情。欧拉立即给克莱罗写信，询问计算的方法。克莱罗的回信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是叫欧拉放心，他的论文马上就会发表。 可是过了许久，克莱罗没了消息。欧拉有些等不及了，于是利用人脉，让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出面，举办“万有引力定律和月球运动”的有奖论文竞赛。然后欧拉像路人甲一样，分别写信给克莱罗和达朗贝尔，鼓励他们参赛。这样身为秘密评委的欧拉就有机会看到他们的计算方法。达朗贝尔自然没有参赛，克莱罗则提交了他的论文。欧拉很快意识到克莱罗的确解决了这个问题。受克莱罗方法的启发，欧拉也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法。欧拉先试图把自己的论文和克莱罗的论文一同在圣彼得堡发表。后来听说在柏林可以很快出版，又把手稿要回。可是柏林的出版计划意外流产，欧拉的论文，最后只好于五三年，在圣彼得堡发表。此时克莱罗的论文已经发表了好几个月。 五四年，达朗贝尔出版了专著《宇宙体系的几个要点研究》，其中就包括对月球轨道的研究。老谋深算的达朗贝尔在序言中，只字不提克莱罗在四九年就宣布了结果，也不提一年前欧拉论文的发表，而宣称自己早在五一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用万有引力精确计算出月球的轨道，是科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现，欧拉的方法，对航海者通过月亮确定自己的经纬度，还有直接的帮助，有力的推动了当时航海业的发展。但是这个光明发现背后的故事，却有些灰暗。为了让科学界和公众认为自己是最早的发现者，这些欧洲顶级的大学者，不惜利用自己的特权，去施展一些小伎俩。类似的故事，在当代科学界同样反复发生。比如高温超导材料发现之争，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朱经武、中科院院士赵忠贤以及德国诺贝尔奖得主穆勒，都扮演了不光彩角色。有兴趣的可以看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管惟炎的回忆。 可是八卦是别人的，路却要自己走。作为学术界中的一员，如何看待学术界不光彩的一面，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学术，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妨再回到韦伯那里来。韦伯并没有把学术界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制度，在韦伯看来，“这是人类合作，特别是若干组织间合作的规律中所固有的。”人谋取私利，是普遍的，既然学术界是由人组成的，指望现实中的学术界，神圣高洁，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韦伯说，现代是一个学术“去魅化”的时代。在人类社会早期，知识主要掌握在先知巫师祭司的手中。知识是和神圣、超自然力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但中世纪以后，知识学术的神圣神秘性就开始消失了。知识就是客观的知识，学术就是告诉人们什么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并预计以后会怎样的东西。所谓的神圣性，所谓的科学的价值，都是人赋予的。“知识即美德”，不过是早已破碎的梦。 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悲观的。一些和我经历相似的人，目睹了那些大牛做出与身份不符的事情时，也无比的失望。甚至会问，如果学术界和商业界一样，充斥着对名利的追逐，我们放弃挣钱的机会，去做这些清苦的事情，意义又何在呢？这时候会出现两种极端，一种哀叹学术界没有任何神圣可言，梦破碎后的失落让人心灰意冷。另一种则想，既然大牛尚且如此，自己又何必坚守原有的道德底线呢?然而韦伯还认为，学术“去鬽”不是说在现代，神不存在了，而是说现代不是一神而是多神的时代。不同的人，可以给同一个事物赋予不同意义。你可以认为科学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是伟大的；可以认为科学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是有用的；你也可以认为科学是谋生的饭碗，发表论文时追求荣誉的坦途。不管怎样，你只要承认价值的多元，那就不得不承认，学术界的种种丑恶，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不在于神圣是否存在，而在于不适当的期待。把神圣的希望寄托在学术上，是虚幻的，把学术上的成就与人格的高尚直接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但这只是否定了学术界作为一个整体神圣的可能。多神的时代还意味着，这是一个自己做自己上帝的时代，个人给自己的学术活动，赋予神圣的意义，是可能的。学术界固然不是红日当头的晴空，但不排除有零星闪烁的星光，给暗夜添上光亮。就像月球轨道公案说明的，我们不需要把大牛当做人格的榜样，也不必在他们身上寄托自己的理想。我们也不能把自己赋予学术的价值，强加到别人的头上，为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沾沾自喜，甚至把它作为自己成就不如他人的借口。更重要的是，个人如果真的给学术赋予了一定的价值，就要忍受因为自己的选择，而付出的代价。因为在竞争中，一些选择比另一些选择更容易处在有利的地位。我想，这也是韦伯一开头就给学生泼冷水的原因。 最后想说的，是一点个人的经验。我给物理赋予的意义是，它找到了一个从美的角度去理解自然。我只能确信的说，它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别人怎样认为，是另外一回事。在学术经历中，遇到的导师、合作者，和自己价值观是相悖，还是相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命运，并不能完全由个人的选择决定。虽然到目前为止，我的运气还不坏，但可以想象，只要没有脱离学术，和一些违心的事情扯上联系，以后还是很难避免的。我不认为因为一些学术界的黑暗而退出，是负责的行为，这只能让自己远离喜爱的东西；另一方面，不管怎样地身不由己，作为参与者，我也是难辞其咎的。对于这个悖论的问题，我没有让自己满意的答案。也许只是默默承担自己的责任。我想在“去魅”了的学术界，坚忍是一个可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