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总有限 泡沫却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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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北京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演讲会，笔者去听了一场。其中一位报告人别有风度，一条金灿灿的马尾辫不太讲究地扎在后脑勺上，一眼望去仿佛金斯伯格之辈“跨掉的一代”的不羁身影，演讲正式开始前的介绍短片里也说他活像摇滚歌手。他就是2002年因为实验经济学的贡献而获奖的弗农·史密斯。
诺奖委员会对史密斯的褒奖大大推动了国内对实验经济学的关注，一些成熟的研究成果陆续被成规模地引介进来，罗斯·米勒的《实验经济学：如何建构完美的金融市场》尤其值得一看。不仅因为米勒是史密斯实验论文的第一个合作者，他的阐述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更因为这本书思想深刻，案例丰满，将实验经济学的缘起、理论方法、主要关注的问题以及一些重要的命题交代得清清楚楚。
从课堂到现实
20世纪上半叶，当张伯伦在课程设计中安排学生们模拟市场交易时，他的目的只是想证明马歇尔供求达到均衡的市场不存在，他没有想到，这会被他课堂上的一名“实验对象”推而广之。史密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不断重复和改进他老师的实验，不过他没有得到可以取悦老师的结论，实验结果反倒是印证了马歇尔的看法。可称幸的是，经济实验并未止步于此，而是从课堂教学中大步走向现实，就更为广泛的理论和实践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
依笔者理解，实验经济学步入现实有三个阶段。首先是对传统经济学假设的重新审视。即用可以重复的实验过程验证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有效市场等假说。其次用于实验模拟经济现实，总结市场行为中的规律。例如模拟股票市场泡沫的形成等。第三个阶段是广泛地应用到政治经济决策之中，成为决策程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普洛特等人已经证明了实验室数据具备自然市场数据的真实性，那么控制下的经济实验就有理由成为重要决策在实施之前必须的预演，以此降低决策失败造成重大损失的可能性。
理性决策的阀限
长期以来，理性是正统经济理论家无条件接受的假定。在实验经济学之前，赫伯特·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理论来表达其对理性假设的保留态度，但其他经济学家解释称，如果考虑到选择的成本，经济理性仍然有效。不过，格雷瑟和普洛特的实验结果对理性假设的质疑就很具颠覆性了。他们发现对可供选择做法表述上的差异，会导致人们在理论上等价的情况下作出不同的选择，这显然违背了理性假设所要求的逻辑一致性。与格雷瑟和普洛特类似的实验结果早在战国学者庄周的思想实验中就出现过，据《庄子·齐物论》记载，当养猴人承诺早上提供三个橡实，晚上提供四个橡实时，猴子们怨声载道；而当他将承诺改为早上提供四个橡实，晚上提供三个橡实后，猴子们乐不可支。
实际上，情绪、认知等内在禀赋的缺陷会造成人们在理性决策上的一个阀限值，超过这个阀限值的事项，才会列入到人类理性决策的集合之中。所以，现实生活中非理性行为毫不鲜见。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指出，非理性行为并非只是对理性行为的偏离，而且具有其明确的行为模式，这一总结宣布了理性假设的相对性。芝加哥大学的行为经济学家塞勒，毕生专门收集那些记录了个人非理性行为以及同有效市场理论相悖的市场行为。不过他的研究也显示，显著非理性的被试者人数还不到他们所测试的总人数的一半。这似乎意味着理性假设即便不是绝对成立，但多数人还是符合理性假设的。笔者对此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各人在情绪和认知等禀赋上的差异所造成的人们在相同事件上理性决策的阀限值的差异，构建一个重复剔除非理性者的实验，用一系列各不相同的事件来考核被测试人员的理性，恐怕最终没有一个理性人能留下来。
泡沫：对资产市场的模拟
实验经济学对资产市场泡沫形成过程的模拟，为泡沫形成机理和治理机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学实验发现，泡沫的形成有赖于两个因素。一是动量。当价格从低于股票基本价值开始行进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上升动量，促成价格不断抬高，最后形成泡沫。这其实是信息的利好惯性的一种表现，它形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力量，并且不会恰到好处地停止，而总是要再“好”过头一些，直到市场中再没有新的可获得的现金来维系，泡沫开始破灭。这里，现金的可得性是泡沫形成的第二个因素。
实验结果显示，“防止泡沫形成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让同样的被试者再次参与这个泡沫实验，并且要参与三次；只重复一次通常并不能有效地阻止泡沫的形成。……参与过泡沫市场实验的人可以起到平稳市场的作用”。这个结论放在现实中，无非是说只要多在股市里亏上几次，就会对可能的资产泡沫产生敏感的警觉了吧。不过，现实中的投资者们又亏得起几次呢？
谋定而后动：风洞实验
工程学上，人们可以利用风洞按照一定比例产生缩小规模的人造风，来对按相同比例缩小的桥梁模型等结构的性能做测试。实验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始自己的风洞实验，为经济乃至政治安排提供决策依据。比方，在全社会进行选择之前，利益集团可以构建一个规模较小的风洞实验，来测算怎样的投票顺序最符合自己的利益。
在风洞实验里，实验经济学的意义不再限于对真实世界的模拟，而在于实验的有效性使得决策可以更加科学，决策程序可以更加严格。对于牵涉广泛的社会试验，在前途叵测时，不必采取先动员群众，在运动过程中再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高风险决策模式，而是可以考虑在可以控制的实验条件下，看看有怎样的决策后果再行定夺，以最大限度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
诺奖委员会对史密斯的褒奖大大推动了国内对实验经济学的关注，一些成熟的研究成果陆续被成规模地引介进来，罗斯·米勒的《实验经济学：如何建构完美的金融市场》尤其值得一看。不仅因为米勒是史密斯实验论文的第一个合作者，他的阐述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更因为这本书思想深刻，案例丰满，将实验经济学的缘起、理论方法、主要关注的问题以及一些重要的命题交代得清清楚楚。
从课堂到现实
20世纪上半叶，当张伯伦在课程设计中安排学生们模拟市场交易时，他的目的只是想证明马歇尔供求达到均衡的市场不存在，他没有想到，这会被他课堂上的一名“实验对象”推而广之。史密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不断重复和改进他老师的实验，不过他没有得到可以取悦老师的结论，实验结果反倒是印证了马歇尔的看法。可称幸的是，经济实验并未止步于此，而是从课堂教学中大步走向现实，就更为广泛的理论和实践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
依笔者理解，实验经济学步入现实有三个阶段。首先是对传统经济学假设的重新审视。即用可以重复的实验过程验证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性、有效市场等假说。其次用于实验模拟经济现实，总结市场行为中的规律。例如模拟股票市场泡沫的形成等。第三个阶段是广泛地应用到政治经济决策之中，成为决策程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普洛特等人已经证明了实验室数据具备自然市场数据的真实性，那么控制下的经济实验就有理由成为重要决策在实施之前必须的预演，以此降低决策失败造成重大损失的可能性。
理性决策的阀限
长期以来，理性是正统经济理论家无条件接受的假定。在实验经济学之前，赫伯特·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理论来表达其对理性假设的保留态度，但其他经济学家解释称，如果考虑到选择的成本，经济理性仍然有效。不过，格雷瑟和普洛特的实验结果对理性假设的质疑就很具颠覆性了。他们发现对可供选择做法表述上的差异，会导致人们在理论上等价的情况下作出不同的选择，这显然违背了理性假设所要求的逻辑一致性。与格雷瑟和普洛特类似的实验结果早在战国学者庄周的思想实验中就出现过，据《庄子·齐物论》记载，当养猴人承诺早上提供三个橡实，晚上提供四个橡实时，猴子们怨声载道；而当他将承诺改为早上提供四个橡实，晚上提供三个橡实后，猴子们乐不可支。
实际上，情绪、认知等内在禀赋的缺陷会造成人们在理性决策上的一个阀限值，超过这个阀限值的事项，才会列入到人类理性决策的集合之中。所以，现实生活中非理性行为毫不鲜见。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指出，非理性行为并非只是对理性行为的偏离，而且具有其明确的行为模式，这一总结宣布了理性假设的相对性。芝加哥大学的行为经济学家塞勒，毕生专门收集那些记录了个人非理性行为以及同有效市场理论相悖的市场行为。不过他的研究也显示，显著非理性的被试者人数还不到他们所测试的总人数的一半。这似乎意味着理性假设即便不是绝对成立，但多数人还是符合理性假设的。笔者对此并不乐观。如果考虑到各人在情绪和认知等禀赋上的差异所造成的人们在相同事件上理性决策的阀限值的差异，构建一个重复剔除非理性者的实验，用一系列各不相同的事件来考核被测试人员的理性，恐怕最终没有一个理性人能留下来。
泡沫：对资产市场的模拟
实验经济学对资产市场泡沫形成过程的模拟，为泡沫形成机理和治理机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学实验发现，泡沫的形成有赖于两个因素。一是动量。当价格从低于股票基本价值开始行进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种上升动量，促成价格不断抬高，最后形成泡沫。这其实是信息的利好惯性的一种表现，它形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力量，并且不会恰到好处地停止，而总是要再“好”过头一些，直到市场中再没有新的可获得的现金来维系，泡沫开始破灭。这里，现金的可得性是泡沫形成的第二个因素。
实验结果显示，“防止泡沫形成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让同样的被试者再次参与这个泡沫实验，并且要参与三次；只重复一次通常并不能有效地阻止泡沫的形成。……参与过泡沫市场实验的人可以起到平稳市场的作用”。这个结论放在现实中，无非是说只要多在股市里亏上几次，就会对可能的资产泡沫产生敏感的警觉了吧。不过，现实中的投资者们又亏得起几次呢？
谋定而后动：风洞实验
工程学上，人们可以利用风洞按照一定比例产生缩小规模的人造风，来对按相同比例缩小的桥梁模型等结构的性能做测试。实验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始自己的风洞实验，为经济乃至政治安排提供决策依据。比方，在全社会进行选择之前，利益集团可以构建一个规模较小的风洞实验，来测算怎样的投票顺序最符合自己的利益。
在风洞实验里，实验经济学的意义不再限于对真实世界的模拟，而在于实验的有效性使得决策可以更加科学，决策程序可以更加严格。对于牵涉广泛的社会试验，在前途叵测时，不必采取先动员群众，在运动过程中再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高风险决策模式，而是可以考虑在可以控制的实验条件下，看看有怎样的决策后果再行定夺，以最大限度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