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爬不到墙顶的蜗牛

托大先生的福，死后六十多年，朱安有了名副其实的传记，虽然诸多事迹已不可考，但读者的叹息和同情终于可以集中起来，这个旧中国妇女的命运也因鲁迅被放大被瞩目被品头论足。

中国人有种奇怪的“完美观”，但凡有了点出息，即使是他自认为的出息，便忌言过去的不堪。为尊者亲者讳，乃至为自己讳、为名人讳。研究鲁迅的文章在论述周氏兄弟失和与大先生原配太太朱安时，大多有意无意地倾向于鲁迅，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讳”吧。

就后者而言，鲁迅错就错在“愚孝”，不忍拂逆母亲而葬送了两个人的幸福，姑且称为幸福吧。结婚时，鲁迅25岁，在日本求新学，前途尚未可知。朱安在订婚时悲剧就已上演。相貌不足令鲁迅动心，小脚，并大字不识一个，软硬件都无法匹配他的丈夫。年轻的鲁迅无力反抗家族（被迫装了个假辫子）和母亲，心存侥幸的他在新婚之夜，一睹庐山真面目，彻底“拔凉”，婚后第四天就逃回了日本。后来鲁迅同封建思想斗争，批判愚忠愚孝，自己却在年轻时愚了一次。客观地说，思想的觉悟和行动的改变并不同步，尤其面对含辛茹苦养大自己的寡母，鲁迅象征地抵抗了几下，就缴械投降，接受了叫他负担一生的“母亲的礼物”。

有人说假如朱安不“下嫁”周家，或能过上老百姓的柴米油盐日子。假如对历史进行“假如”，那么历史就是个无限不循环小数了。从日后朱安娘家亲戚的困顿生活可推测出“假如”的结果：朱安也许有自己的子嗣，但物质方面则必定不如不“假如”。至于感情，那只有去假如了。

鲁迅单裤过冬，以此克制性欲。这虽是他人之揣测，但鲁迅曾说过搜采植物荟集古书以代醇酒妇人的话。鲁迅有种种爱好可以排遣苦楚，而朱安呢，只有那只水烟袋陪着她，在与她丈夫的一墙之隔的床上发出寂寞的烟雾。鲁迅连说话都不愿意看着朱安的脸，实在没法子了，比如要换洗衣服，就哼、哈地用语气词。后来他把换下来的衣服单放一个筐里，朱安把洗好的衣服放另一个筐里，这样一来就不麻烦哼哈二将了。此举和鲁迅发明的利于搬家的装书大柜子遥相呼应，象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无奈。有人说大先生夫妻有名无实，有人说其搬到北平后，“夫妻间Wife（特指同房）多年也仅仅一两次。”但究竟怎样都改变不了“作为夫妇的他们从灵魂到身体都是隔阂、无法融合”的悲剧。

丈夫之陌路，子嗣之无望，生活之闭塞，唯在饮食起居上伺候婆婆与丈夫，成了朱安能做和仅仅能做的事情。她一度努力改变夫妻的状态，比如剪掉发髻、学体操等，终因两人差距太大而毫无结果。得知大先生和许广平同居后，她彻底绝望了：“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的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这是她唯一一次向外界吐露心境——她几乎是一辈子躲在壳里。

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婚姻，饶有深意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激荡的情形。比如也是奉母之命完婚的胡适，却受到旧派“糟老头子”的一致赞扬。胡适坦诚：“吾之婚事，全为吾母起见。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既然默认婚事，则该承担婚姻义务。鲁迅的矛盾在于他宁肯自己这方吃亏，试图促成一个三方都有个能接受的局面，但“始乱终弃”，受伤最重的当然是朱安了。朱安的相貌实在不敢恭维，鲁迅无法效仿胡适对江冬秀的“力求迁就”，结果自然大相径庭。作者乔丽华是女性，大概忽略了男人的天性：他们没有感情也能“极力表现闺房之爱”。

朱安认识萧红么？后者曾频繁出现在鲁迅在上海的家里，那时鲁迅已正式和许广平同居了。萧红的婚姻也很不幸，被纨绔少爷骗得一塌糊涂，挺着大肚子困在异乡旅店里，幸亏遇到了萧军——后来他们也惨烈分手。她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但萧红的翅膀从来没有放弃扇动，她不是碰到危险就缩回壳里的蜗牛，毕竟她争取来的爱情一度美满。萧红比朱安小很多，究其实质，区别在于前者接受了新思想，和年龄无关。鲁迅和封建思想打了一辈子的仗，却无奈身边的封建思想，的确是他的失败，不能不说有鲁迅的错误——一开始就抱定“供养”朱安的决心，从没想过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