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乃猛虎焉？

荷兰人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只从公元前1500年写到公元后1644年。后一个年份，是满洲人攻下北京城的年份。作者如此的安排，大概是认为大清朝的几百年里中国人的性生活真是乏善可陈。说来也是，清朝乃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之巅峰，思想钳制、文字狱、书籍禁毁，不晓得杀掉了多少读书人。再想想“不杀读书人”的宋朝，不禁感叹。

清代对于春宫画、色情小说、乃至《水浒》这样对统治者构成潜在威胁的文学小说（煽动人民造反），都采取了禁绝的政策。而这种政策，追溯源头可以查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并不可信），明永乐年间的株连狱，清朝时的文字狱，乃至几十年前的破四旧，皆是一脉相传。

这些简单而极端粗暴的运动，所针对的对象，其实都是无足轻重的，从后世来看，这些运动并没有助力于统治。发起这些运动，并不什么必然性，只是说明了统治者有能力发起这种简单而极端粗暴的运动。

而这，大概就是中国数千年来政治生活的一大特征。极度缺乏制约的统治者，缺乏实际办事能力的官僚，再加上一套务虚的儒家学术系统，使得管理阶层习惯于一种一刀切、定性的思维模式。

对这种思维模式，最好的反映就是几十年前还流行于中国土地上的各种政治口号。

对于性，统治者喊出“打击色情”，而不去定义什么是“色情”，哪些内容对于哪些人算是“色情“，而是采取了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见色情就打，只要被打是无主之狗。

“打狗也要看主人”，这句谚语相当明智。

我曾经看到一则关于管理的小故事。以前，英国常常将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亚这块荒蛮之地，政府最初的做法是让私人船主顺路将犯人送到澳大利亚，按照运送犯人的数量给船主钱。而私人船主为了利益最大化，必然不会好好对待那些罪犯，结果许多流放的犯人还没到澳大利亚，就已经过世了。这种现象引发了英国政府内的讨论。有人提议政府改变发钱的方法，改为按照安全运送到澳大利亚的罪犯数目给船主酬金，假如中途有人去世，还要扣钱。按照这种新方法实施后，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清朝人没有用甄别的眼光看待“色情”，也许是因为他们对“性”认识不够，受到封建礼教影响太深，也没有接触到先进的政府管理方式。

遗憾的是，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情况依旧没有什么改观。官僚们依旧和数百年前宫廷中的大臣一样，滔滔不绝地阐述道德；而报章的政评家们，要么是为朝廷说话，要么便是意气风发，一班杂文景象。出于故意或被迫，对于各种事情的讨论，只能停留在某事的对错上，极少会谈到对具体制度的修改。

对于“性”和“色情”，近期我们的身边也在掀起一场风风火火的运动。摧枯拉朽，让我们犹如梦回清朝。在官僚阶级学会如何“做事”之前，恐怕我们只会重复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