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发展找把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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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年末,泰戈尔,这位亚洲第一位,也是印度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接受了一个请求:他的秘书希望这位文学巨匠能为自己即将出世的外甥起一个名字。泰戈尔欣然同意,略思片刻后,取名“阿玛蒂亚(Amartya)”。这个词的意思是“另一个世界的”,泰戈尔笑着说,“这是一个大好的名字。我可以看出这孩子将长成一个杰出的人。”
这个孩子,就是在1998年第八个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印度人,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森当年获得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些人认为这奖“给错了”,因为森虽然经济学不错,但更像个伦理学家。
森的研究的确更偏重于伦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年公告上写的“阿玛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在我第一次听说即将介绍的这本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时,我对其观点有些怀疑:经济就是经济,就像“在商言商”一般,为什么要扯上伦理呢?想必又是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书呆子”。事实上,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
什么叫“以自由看待发展”?想想中国,近30年来发展不可谓不快,连很多外国人都惊叹于“中国速度”。排除一部分所谓的“西方反华势力”,确实有很多老外真心觉得中国“了不起”——如果您常看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作者)的专栏文章,就能明白国外的确很多人对中国真心地赞美。连《时代》杂志都刊发封面文章,内容是“美国要向中国学的五件事”。
可是,中国的发展真的那么好了吗?在Twitter上看到一句话:“中国好不好,难道我们自己不清楚?”没错,我也觉得老外毕竟是老外,看到的中国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可问题是,很多中国人虽然知道现代中国到底是什么德行,却未必能系统地描述清楚,我们好像缺少一把“给发展测度的尺”。阿玛蒂亚·森在书中就提供了一把“尺”。
原来我们觉得发展是什么?一般就是说GDP(GNP)增长、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这些东西,而森认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这个“真实自由”指的不仅是自由的权利,还包括自由的能力。
举个例子来说明森的意思:有个小学都没上过的成年人,拿着一万块大喊“我要炒股票,我要发财!”。您说他有没有炒股票的自由呢?当然有,没人不允许他涉足证券业。然而他没能力炒股票,因为他没有接受过教育,不认字也不识数,您说他怎么炒股?所以他有着“自由的权利”,却没有“自由的能力”,后者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书中最精彩之处就是作者如何详细地分析了政治经济等自由是如何互相推动的,当您慢慢熟悉了森的逻辑之后,很多问题就会找到一种新的解释维度。
这么说会显得模糊,我拿书里一个例子来解释。森十岁时遇到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一天,他看到一个穆斯林青年闯入森的家,这个青年被当地的印度教暴徒背后捅了一刀,血流如注。这位穆斯林青年的妻子曾经劝他不要到印度教地区打工,尤其是在双方矛盾颇深的时节里。但家里太穷,他只能去那里赚点小钱糊口。小阿玛蒂亚给他水喝,哭喊着叫家中的大人来帮助,稍后他被小阿玛蒂亚的父亲送去医院。可惜,这个年轻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他的名字叫卡德尔·米亚,这个名字森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此悲剧说明:经济不自由会助长社会不自由,正如社会或政治不自由也会助长经济的不自由(假如他没那么穷,就不需要冒着危险去异教徒地区打工)。极度贫困使一个人在其他形式的自由受到侵犯时成为牺牲品。
要注意,森并没有从宗教冲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他从“自由”的角度去分析这个悲剧。这一点是让我们耳目一新的,如果大家拿着“自由”这把尺来衡量发展的效果,就能得到很多新知。
拿医改来说。过去,我们的农村是没有医保的,只有城市有。为什么这样呢?有一种很普遍的想法认为:中国的农村人口很多,而中国也不是发达国家,资金紧张,所以只能先安排相对富裕的城市居民拥有医保。
这种想法并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性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天然关心穷人的,应该不惜牺牲一些效率,牺牲一些富人的利益来帮助穷人的,照这个思路,就算资金紧张,也应该让农村的老百姓们先享受,城市的有钱人应该自己掏钱去看病才对啊。
这个想法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它暗暗认为像“人的发展”(例如教育,医疗等等)仅仅是只有富国才付得起的某种奢侈品。但阿玛蒂亚·森非常反对这种观点。他提出,巴西南非这些国家的人均GNP远远高于中国和印度克拉拉邦,相对来说应该算富国,然而其人均预期寿命却远远低于后两者。因此不要以为穷国因为穷就负担不起教育医疗,而要注意到穷国投入教育医疗的成本也低。所以给人民提高教育医疗水平不必等富起来再说。森认为,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的经济体,他们是先播下种子,后得来收获。
森在书中给出了很多有趣的命题,但对于个人来讲,本书的最大意义就是让我对经济学以及其他领域的思考模式多了一个“伦理支线”。这是很多“新自由主义者”(如果我算的话)容易忽视的角度,而且很多人是为了追求“自由”而故意忽视“伦理”,这个现象我觉得值得反思。
1933年年末,泰戈尔,这位亚洲第一位,也是印度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接受了一个请求:他的秘书希望这位文学巨匠能为自己即将出世的外甥起一个名字。泰戈尔欣然同意,略思片刻后,取名“阿玛蒂亚(Amartya)”。这个词的意思是“另一个世界的”,泰戈尔笑着说,“这是一个大好的名字。我可以看出这孩子将长成一个杰出的人。”
这个孩子,就是在1998年第八个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印度人,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森当年获得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些人认为这奖“给错了”,因为森虽然经济学不错,但更像个伦理学家。
森的研究的确更偏重于伦理,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年公告上写的“阿玛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在我第一次听说即将介绍的这本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时,我对其观点有些怀疑:经济就是经济,就像“在商言商”一般,为什么要扯上伦理呢?想必又是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书呆子”。事实上,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
什么叫“以自由看待发展”?想想中国,近30年来发展不可谓不快,连很多外国人都惊叹于“中国速度”。排除一部分所谓的“西方反华势力”,确实有很多老外真心觉得中国“了不起”——如果您常看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作者)的专栏文章,就能明白国外的确很多人对中国真心地赞美。连《时代》杂志都刊发封面文章,内容是“美国要向中国学的五件事”。
可是,中国的发展真的那么好了吗?在Twitter上看到一句话:“中国好不好,难道我们自己不清楚?”没错,我也觉得老外毕竟是老外,看到的中国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可问题是,很多中国人虽然知道现代中国到底是什么德行,却未必能系统地描述清楚,我们好像缺少一把“给发展测度的尺”。阿玛蒂亚·森在书中就提供了一把“尺”。
原来我们觉得发展是什么?一般就是说GDP(GNP)增长、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这些东西,而森认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这个“真实自由”指的不仅是自由的权利,还包括自由的能力。
举个例子来说明森的意思:有个小学都没上过的成年人,拿着一万块大喊“我要炒股票,我要发财!”。您说他有没有炒股票的自由呢?当然有,没人不允许他涉足证券业。然而他没能力炒股票,因为他没有接受过教育,不认字也不识数,您说他怎么炒股?所以他有着“自由的权利”,却没有“自由的能力”,后者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书中最精彩之处就是作者如何详细地分析了政治经济等自由是如何互相推动的,当您慢慢熟悉了森的逻辑之后,很多问题就会找到一种新的解释维度。
这么说会显得模糊,我拿书里一个例子来解释。森十岁时遇到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一天,他看到一个穆斯林青年闯入森的家,这个青年被当地的印度教暴徒背后捅了一刀,血流如注。这位穆斯林青年的妻子曾经劝他不要到印度教地区打工,尤其是在双方矛盾颇深的时节里。但家里太穷,他只能去那里赚点小钱糊口。小阿玛蒂亚给他水喝,哭喊着叫家中的大人来帮助,稍后他被小阿玛蒂亚的父亲送去医院。可惜,这个年轻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他的名字叫卡德尔·米亚,这个名字森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此悲剧说明:经济不自由会助长社会不自由,正如社会或政治不自由也会助长经济的不自由(假如他没那么穷,就不需要冒着危险去异教徒地区打工)。极度贫困使一个人在其他形式的自由受到侵犯时成为牺牲品。
要注意,森并没有从宗教冲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他从“自由”的角度去分析这个悲剧。这一点是让我们耳目一新的,如果大家拿着“自由”这把尺来衡量发展的效果,就能得到很多新知。
拿医改来说。过去,我们的农村是没有医保的,只有城市有。为什么这样呢?有一种很普遍的想法认为:中国的农村人口很多,而中国也不是发达国家,资金紧张,所以只能先安排相对富裕的城市居民拥有医保。
这种想法并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性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天然关心穷人的,应该不惜牺牲一些效率,牺牲一些富人的利益来帮助穷人的,照这个思路,就算资金紧张,也应该让农村的老百姓们先享受,城市的有钱人应该自己掏钱去看病才对啊。
这个想法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它暗暗认为像“人的发展”(例如教育,医疗等等)仅仅是只有富国才付得起的某种奢侈品。但阿玛蒂亚·森非常反对这种观点。他提出,巴西南非这些国家的人均GNP远远高于中国和印度克拉拉邦,相对来说应该算富国,然而其人均预期寿命却远远低于后两者。因此不要以为穷国因为穷就负担不起教育医疗,而要注意到穷国投入教育医疗的成本也低。所以给人民提高教育医疗水平不必等富起来再说。森认为,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的经济体,他们是先播下种子,后得来收获。
森在书中给出了很多有趣的命题,但对于个人来讲,本书的最大意义就是让我对经济学以及其他领域的思考模式多了一个“伦理支线”。这是很多“新自由主义者”(如果我算的话)容易忽视的角度,而且很多人是为了追求“自由”而故意忽视“伦理”,这个现象我觉得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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